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路径与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究竟“新”在何处？应当如何把握其丰富内涵？

体现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文明”一词在中国起源甚早。《尚书·舜典》有“濬哲文明”的记载，意为文德照耀；《周易·贲卦》载有：“文明以止，人文也。”这里的“文明”也是文德、光明之义，与文化相类。西方语境中，“文明”与“文化”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词，英语中“文明”为civilization ，“文化”为culture。尽管二者都是一个涵括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整体结构体系，但文化更具抽象、共时的意涵，文明则更具实体、历时的意涵。

18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经由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使用和阐释，成为一个同野蛮相对应的词语，特指人类区别于蒙昧、野蛮而趋于开化、进步的社会状态。这种西方意义的现代文明观念一经产生，便由法国迅速传遍欧洲，后来又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西方殖民扩张传播到全世界，对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以及现代文明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逐步演进的过程。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文明从以传统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古代文明演进到以大工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阶段。现代工业文明从一开始就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征服、扩张的产物。工业文明形式及其背后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念构成了现代文明概念的核心部分。现代世界秩序及其话语体系，正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导并推动建立起来的。

与现代大工业相联系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恩格斯也说过：“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但另一方面，基于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文明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弊端：一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二是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三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殖民扩张政策。资本主义文明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使其具有历史暂时性、过渡性，不可能“终结”文明演变的历史进程。

从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看，两者固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不容否认，在现代化早期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确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非西方社会汲取了西方文明中的许多合理因素，开始了自身现代化进程，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便体现为“西化”，即资本主义化。但在现代化后期，非西方社会的本土文明得以复兴，并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单数意义的文明观和西方中心主义受到普遍质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走下坡路。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衰退趋势愈发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自西向东转移，世界文明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西方文明独霸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20世纪初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西方文明由盛转衰的判断还只是一种预言和警告，那么，如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则更为清晰地观察到了这种文明演进的大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文明正处于自身重重危机之中，已不复“现代文明”的典范性，新型文明形态呼之欲出。如许倬云所言：“有识者更当抛开一切模仿西方现代文明的旧习，重新思考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更为适合的新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恰好反映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趋势，力图超越百病丛生的西方现代文明，建构一个更能适应时代发展、更具生命活力的现代新文明。

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突破和超越

在发展前景上，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创造一种能够突破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是新型社会主义文明，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底蕴，对西方现代化中公平正义价值的缺失进行反思和修正。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既是500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巨大成就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日渐衰退时，承载人类美好愿望和追求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突破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局限，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追求更加平衡和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过度追求个体中心、私人利益和不断扩大贫富差距的局限，变“资本本位”为“人民本位”，强调个体与群体相协调、个人与社会相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追求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过度追求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加强环境保护，大力促进新型工业化，追求绿色发展的现代文明。

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长期推行的强权政治和对外扩张，打破国强必霸的铁律，强调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人类文明注入全新的“世界主义”内涵。

上述四大特点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诸特征相对应，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新目标、新特点。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是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深刻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与趋势，创造出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实质内容，以追求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蕴含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新道路、新选择。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

以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观为载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形成，深受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影响，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结合时代发展，融入时代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传承“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断追求革新与变易，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穷变通久”，中华文明历经岁月沧桑，始终一脉相承、充满生机活力，正是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的。新型现代文明建设也须秉持这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勇于除旧布新，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传承“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民本观是儒家学说的精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继承中华传统“民本”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展现“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走出了一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新型现代政治文明。

传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在现代化建设中须秉持“尚公”“小康”的理念，加强民生建设，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良俗美德，不断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理应是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

传承“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正是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中，人们领悟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本、文明发展之源，人与自然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须“道法自然”，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之路。

传承“协和万邦”的“天下”传统。中华文明历来就有“尚和”“大同”的基因，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秉承“亲仁善邻”“和而不同”的理念，展示出高度自信、包容和大气的特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建设更具包容性、多元性的现代世界文明秩序。

综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观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最终形成的。它既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时代品格，又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是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新发展、新形态。

当今世界仍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中国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不仅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我们之所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定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由于这种文明形态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在尊重人类文明不同特性的基础上，融各国文明之优长而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它已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的界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许多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要实现从理想到现实的跨越，就需要我们“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沿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不懈探讨，为引领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作出更多新的贡献。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原党委书记、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