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高度肯定了中国与希腊两大古典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演进作出的奠定性贡献，为学术界深入开展中国古典文明与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代经典支撑古代文明绵延发展
就此而言，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当然有传承自身文明的经典系统与解释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根植于中国历史与中国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符合中国历史、回应时代之问，并对未来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古典文明”，是对中国古代文明概念的新概括。
相对于“古典”概念，中国文献典籍里，更多的说法是“经”或“经典”。在中国古代，经学是指孔子与儒家的经典之学。“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自孔子整理六经，设教弘文，开创儒家学派，三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知识体系与教化体系得到了体系化的传承。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礼坏乐崩，孔子把他之前贵族的经典传习下来，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的第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绵延了古代文脉。之后，汉代设太学，立五经博士，又使得儒家经典教育与官方意识形态、选官制度、社会治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先秦至秦汉社会的过渡与转向，其价值枢纽就是儒家经典及其教化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孔子与六经被称为中国古典学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中国古典学的内核。
从董仲舒开始，儒家的经典系统外延开始拓展。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已经融入了阴阳家的思想学说，并结合当时的政治体制，试图引入神道设教，建构国家宗教信仰体系。汉代的内政与外交，同时融摄道家、法家等诸子的学说。随着汉代对外交往的拓展，以及汉代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汉代文明形态已经包容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元素。汉代文明是以儒家文明或儒家经典为价值系统支撑，以其他学说共同影响下的、区别于先秦文明的新形态。汉代的古典学可以视为中国古典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获得长足发展，唐代而极盛。佛教经典、佛教哲学、佛教艺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佛教中国化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唐代的文明形态又与汉代不同，增加了佛教等外来文化元素并与本土文明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又对宋代新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儒家的经典解释学向哲理化发展。如果不以佛教为背景来研究朱熹与王阳明，我们就很难说清楚宋明时期儒学发展的新变化。加之宋元之际兴起的全真教的新道教，唐宋元明时期的文明形态又是一变。融入了佛教等元素的中国古典学，发展到第三阶段。
古代中国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以儒学经典为主干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虽有其他文明融入，但主干与旁枝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代以来，在西方军事优势等压制下，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基本上都在武力上处于劣势，并很快上升为中西文明优劣的比较，进而产生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质疑，甚至出现对线装书和汉字的质疑，这是主流的普遍的想法。只有少数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坚持认为中国文化自身传统有着坚韧的生命力。整体来说，近代的中国古典学是西学视域下，被西学贬低、失去文化自信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为中国古典学的第四个阶段。
文明有古今。一个文明形态自身的古今之变是逐步发展的，并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做出自身调整。文明有中西。中西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形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中国自身文明形态演进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文明演进之路，一直是以儒家经典与不同经典不断开放包容与融合发展的经典体系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一直秉持着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的特性。这种特性从世界文明视域中来看，是最为独特的。中国文明向东亚、东南亚等海外的传播，也是一种温和的文化漫游。
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与语言的先天差异，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因此才有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国传统社会，孔子的影响最大，但是《老子》是被西方语言翻译最多的中国经典，这说明西方社会更认同《老子》的哲学与言说方式。与老子在西方的高规格境遇不同，孔子曾被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误解，甚至被贬低。正如黑格尔不了解孔子，中国近代的有些学者也不了解西方。只看到西方文明的物质发达，并没有从内在的经典及其价值系统梳理西方文明的特质及其发展理路，遂把近代以来的中西问题转化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古今问题，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人类未来的发展之路，西方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化与文明形态，就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模式。这种认识随着中国学术在近代被学科化，使得传统的中国学术形态被肢解，而日益凸显出来。
古典学为当代社会提供诸多启示
近代以来的学科化，就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碎片化，从而导致对中国古典文明的研究受到遮蔽，直到今天，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学术界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甚至偏离研究主题或者社会现实。理论研究不能回应现实需要，研究方法甚至还停留在以西释中的地步。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从中国学术形态本身，即没有从中国古典学自身发展及其作为价值体系支撑的中国古典文明出发，既脱离历史，又脱离实践。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学问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学问。视野打开之后，我们会发现，新的中国古典学视域中，既有侧重伦理道德的儒家学说，又有侧重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既有先秦中国原始经典形成时期的璀璨思想，又有后世不断绵延与转化的发展。只有从古今历史长时段与中西比较的大视野，才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学及其蕴含的丰富智慧与思想，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一直对中国社会、中国文明发展发挥着作用，并始终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同时，历史上不同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着影响。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来都是在交流中互相推动发展的。研究世界古典学，就是要从不同文明的独特性与共通性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古典文明的独特性是其特质，共通性是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
中国文明的演进融入了其他文明的元素，中国古典学就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宣布在希腊雅典设立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典学提供了世界舞台，是进一步推进古典文明研究交流的重大举措。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瓦列里·彼得罗夫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重燃了人们对古典学的热情，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化复兴的热切期待和实践探索。刘小枫教授认为，古典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古典学因其根源性才具有实践性。中希古典学是中希古典（经典）之源、文明之源，同时，这种“源”通过“流”不断地开枝散叶，不断地融合发展，直至当下。当代世界与人类面临的宗教、民族、政治等各种冲突，均可以从古典学中找到启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新时代中国古典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是建构新时代中国古典学科的新起点，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希古典学的研究与合作，“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