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继国学、儒学等学术话语之后，成为学界近来颇为热衷的讨论话题，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学术机构纷纷举办，大有一拥而上、占据学术制高点之势。但是围绕如何界定中国古典学，以及西方古典学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可谓众说纷纭，难得一辞。因此，在讨论中国古典学的建构之前，实在有必要对于何谓古典、古典与经典的关系、西方古典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借鉴意义等问题进行基本梳理，然后再讨论其建构可行性。
“古典”一词是由“古”“典”二字组成的熟语。许慎《说文解字》：“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即以十、口会意，经十人之口相传，记住前人的言语；“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意谓古帝王之书册，需要敬而尊之。由其权威性，则引申出典范的意义，故《说文系传》云：“典言常道也，言百世常行之道也。”因此，“古典”一词的语源，包括口传的记忆与先王的典册，虽然在形式上最后都是以书写记録呈现，但是其内容具有典范性、规范性的意义。早期的古典语例，偏重于古代典章法式，如《汉书·王莽传》：“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后汉书·儒林列传》：“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 但亦不乏作为古代典籍的用例，如《后汉书·樊凖传》：“（孝明皇帝）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在现代汉语中，此两义项仍然最为基本。
“经典”一词取义同于“典”。刘熙《释名》云：“经，径也，典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亦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经以恒常之义与文献之典结为一体，汉人归功先圣所作。《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着于经典，两不相损。”《春秋谷梁传疏》：“仲尼所修谓之经。经者，常也。圣人大典，可常遵用，故谓之经。”因此，经典之内涵，当在汉代经由官学尊崇、官修目録标榜，方得正式确立。经典与古典词义相较，更倾向于典籍，通常专指儒经，有六艺、五经、九经、十三经、四书等概括。经学即基于经典而生发，孜孜于文本同异、文字训诂、义理阐释和典章名物考据，可谓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但其旨归不离政治，故难脱官学面貌。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拉丁语classicus派生的英语classics、法语classique、德语klassisch词汇，需要对应进行汉译，因明治维新而得风气之先的日本辞书编纂者，尝试以经典、古典、第一等记者以及典故、典章、经文等词汇予以翻译，最后“古典”成为比较通行的译法，并为中国译者所接受。相应地又衍生出古典主义、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古典建筑等词汇。现在惯用的classics实际包含有最优秀的典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两层含义，而主要是指高雅的文学作品，以及源于希腊罗马时代的、被用于学院教育的标准文本。因此，西方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广义上可以理解为有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通识教育，治学强调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研读经典文本，而其学术范围则兼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艺术史、建筑考古等诸多领域，以今日话语形容，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古典学是西方国家颇具历史的独立学科，但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下，并未移植到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日本较早使用古典的现代词义，东京大学于明治二十五年开设古典讲习科，但还是针对日本以及中国的古典文献，且有意与西化的思潮相对立。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方有日本学者尝试用西方古典学的理论方法阐释日本与中国的传统经典，直至以他者的视角，提出模糊的中国古典学的概念。中国方面，在世界文明史领域内的古希腊、罗马研究早有开展，所以近年兴起的西方古典学研究热可谓顺理成章。但是中国古典学的提出，则有附会西方古典学之嫌，似乎不太名正言顺。裘锡圭先生2000年在日本中国学会年会上发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中国古典学的名称及其重建问题，但是将其研究对象限于作为中国文明源头的早期典籍，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探究早期典籍的来源、成书、体例、年代、作者、流传和文本校勘、释读问题，以求在宋人疑经、“古史辨”派辨僞之后，重建早期典籍的客观历史面貌。裘先生此后反复表示，他提出的中国古典学，在强调古汉字、古汉语基础方面，与西方古典学要求学习拉丁文、古希腊文相一致，但是研究范围则不宜效法西方古典学，囊括先秦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研究。近期，中国古典学成为学界热门话题，提倡者谓开辟学术新领地，非议者讥为新瓶装旧酒，但还未见有关研究对象、内容、方法、旨趣的深入讨论，故有必要加以促进。
笔者认为，既然是借鉴西方古典学的概念，首先应该考虑其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典研究的适用性问题，并比较二者之异同。西方古典学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作品以及思想、历史、建筑、艺术等项内容，而研究方法强调从古典语文切入，并以文本校勘为核心（故古典学亦作Classical Philology）。古希腊罗马时代约略与中国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相当，而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下移，思想解放，産生了中华文明的元典和思想巨匠，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研究对象亦可与古希腊、罗马时代并观。西方古典学聚焦古希腊罗马时代典雅的文学作品，而中国古典研究的核心是春秋战国时代産生的六艺经典，但是classicus指称优秀作家所着的最顶级文本，六艺经典则是代表规范、权威的文本。古希腊罗马文明因异族入侵而沦灭，西方古典学是在文明断裂的背景之下，基于断简残篇和文物遗存，展开对古典时代的复原与想像，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作为独立的客体，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典章文献绵延不絶，并不存在独立的古典时代，所以古典的内涵势必无法等同于西方的理解。
在研究方法层面，西方古典学以学习拉丁文、古希腊文为入门之阶，进而深入文本探查校勘，并致力于考古遗物的复原工作。古典学植根于中世纪僧侣抄録的大量古典文本，中世纪僧侣的内容选择和抄写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古典学的体验。“古典学者走遍欧洲去寻找和比较各种手稿。他们仔细审核过去的版本，出版自己的新版本。这就需要他们做繁琐的工作，发现粗心的抄写人抄错了以后留在后来的版本上的错误并且提出如何修改的意见，以便能为原文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版本。有时，即使是改变一两个字母，现代的编辑就能使任何一个来查閲该着作的读者对于古典世界的某一基本方面或者重要细节有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概念”（［英］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着，董乐山译：《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52页。）。中国古典研究是以文字、音韵、训诂组成的传统小学为根基，在文本校勘整理方面实践丰富，此与西方古典学异曲同工。只是拉丁文、古希腊文是“死文字”，古典学者面对文本的鸿沟，而古汉字、古汉语绵延不絶，文本传承有序。西方古典学对于古典语文、古典文本倾注的心力，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为中国古典学建构提供方法论借鉴。
文本研究只是西方古典学的过程，其研究目的也不仅是为发现或者揭示古代世界，还要界定其文化史地位以及与今日世界的关系。因此，西方古典学作为精英阶层公民教育的核心，还负有凝聚历史认知，加强社会、公民、政治意识和审美观培养的使命。文艺复兴和啓蒙时期的古典学研究即具有通过复兴古典宣传自由、民主社会意识的政治目的。在此方面，中国古典与之有相通之处。传统经典源于贵族教育读本，为士人阶层立身之基，传达以儒家为主的社会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只是偏重家国天下的一统意识，而抑制了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生长。
综合以上梳理分析，笔者认为，“古典”二字的取义可以涵盖文本与典范两重寓意，较之经典的权威、规范文本意义更具学术包容性，与classicus最为契合。作为学科意义而言，中国传统的经学虽然以文本考据和义理阐释为学术手段，但流于封闭性循环解释，有失历史客观性；儒学聚焦于经典传承和学理阐发，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国学则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而且泛滥无所归。因此，基于中国学术文史不分的传统，借鉴西方古典学成熟的学科建构，中国古典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古典研究的旗号。
建构中国古典学，实际已有较好的学科基础。在现有学科体系内，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文字、音韵、训诂、目録、版本、校勘、文献学史为主干课程，既强调传统小学基础，又突出文本研究特色，而且兼顾义理、考据、辞章的传统学术理念，与中国古典研究的核心内容有高度的重合性。中国古典学虽然借用西方古典学的称谓，但是既非新瓶装旧酒，亦非重起炉灶，而是要结合西方古典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古典研究的实践，兼顾传统学术理念与现代学科分工，加以设计。笔者认为，中国古典学可以包括古典语文学、古典文献学、古典学术史、古典文学、古典艺术诸方面，其内容不能是现有专业领域的简单归并，而是贯彻以传统小学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方法，致力于揭示古典之学的思想核心及其在文学、艺术层面的呈现。因此，早期元典作为研究重心，但不能排除历代阐释衍生作品研究；儒道思想是古典之魂，但不应放弃历代的演变与呈现研究。篇幅有限，恕不展开叙述。敬请方家批评。
（刘玉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