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形成及流传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经典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本和主要源泉，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关键载体。
山川呈瑞，地不爱宝。百年间，出土文献持续涌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势如井喷，进入21世纪更是有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海昏简等重磅材料再现。这些重现的简帛文献不仅使我们见到了古书实物的原貌，更使我们对中国早期经典的形成及流传过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合理的认识和理解。
辨伪与存真：对早期经典的第一次反思
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学界对于中国早期经典的生成及整体品质问题曾有过比较激进的思考。20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派对我国的古书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审查，取得了很多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然其中亦因疑古过勇而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偏差。当时即有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讨论，如吕思勉谓“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议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明确提出要从古书体例的角度反思古书辨伪活动。
起初疑古后来态度有所转变的胡适，对当时的古书辨伪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同样对疑古辨伪发生态度转变的傅斯年，对古书成书有相当精到的论析，其《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一文代表傅氏“已发展出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潮的论述”，此文有关古书体例的讨论甚至被视为“迄今为止可以破解疑古过勇的唯一有效途径”。
在这些学者看来，今人对古书的怀疑，问题往往不在古书，而在于后人对古书的特点不甚了解，不知道古书自有其体例及读法。同样出于对疑古辨伪思潮的回应，孙德谦、刘咸炘、余嘉锡以古书体例为进路，在拓展传统校雠学意涵的同时，对中国早期经典的生成与流传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统而观之，对古书疑伪运动的回应与古书辨伪活动相反相成，辩证地完成了对中国早期经典的第一次反思。在古书疑伪活动的刺激下，古书体例作为回应古书疑伪活动的核心内容被提出，进而将对古书的此次反思带向更深邃的层面。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简帛古书的大批问世，对早期经典进行新一轮反思的条件日益成熟。
重估与重建：对早期经典的第二次反思
在简帛古书大量问世的条件下，进一步了解古书形成及流传过程中的详细情形，可以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
对古书的新的反思并非仅关涉文献学领域，对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一重大课题具有基础性意义。李学勤是较早提出对古书进行重新反思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先生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古书，进而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相关课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及论述，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议题。在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李先生对古书形成与流传情形进行了重新归纳，指出古书成书是一个动态的、长时段的复杂过程，并以此对传统辨伪学的“真”“伪”二分法开展反思。
以上相关议题在学界引发了共鸣。裘锡圭将简帛古书大量出土条件下的先秦、秦汉典籍研究称为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裘先生深入分析了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古典学第一次重建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基于对中国古典学概念、分期以及古典学重建内涵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刘钊认为中国古典学重建正从自发走向自觉。
这种自觉首先表现在对辨伪学理论的扬弃上。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在对传统辨伪学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古籍时代学”替代“古籍辨伪学”。李零的看法与郑良树不谋而合。基于对古书成书及古书体例的深入研究，李零提出了以“古书年代学”替代“古书辨伪学”的意见。张京华将对古代书体书例的总结视为“重建古史”的“内证”之路，以古书体例研究为进路梳理了相关学术史，并据此对辨伪学理论进行了反思。
第二，对传统辨伪学方法的省思也是上述学术自觉的重要表现。如廖名春依托出土文献，从古书体例入手对传统的辨伪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审查。李锐对传统辨伪学的理论预设和常用方法进行了反思，并依托出土文献对具体的古书体例进行了重新总结。冯胜君除对先秦秦汉古书流传情形多所补证外，将简帛古书的形制及抄写特征作为古书体例的组成部分予以专门讨论。
第三，中国早期经典形成研究的新进展无疑是相关课题研究走向自觉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典型如宁镇疆对《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流变的研究，与李零的《孙子》古本研究一道，为古书成书研究提供了堪称经典的个案。韩巍基于对北大汉简《老子》的研究，提出了“古书形态学”概念，以祛除“古书年代学”概念中隐含的“单线进化论”意味。李锐亦以“同文”与“族本”概念对古书形成与流传情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谢维扬从检讨和重新建立完整的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高度，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及其所反映的古书体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和总结，并对古书成书相关问题的研究目标及意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论述。
综上可见，有关中国早期经典生成的研究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由基于真伪概念的“古书辨伪学”转向基于长时段动态成书观的古书成书理论。此间不仅有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坚实的个案研究，以及基于个案研究之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讨论。这极大促进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文献生成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形成具有全局意义的、更加合理的新认识。
文献传统与文化自信：重思中国古代文明
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经典对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大有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相较于其他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有一些独特的表现，如大地域控制模式对早期国家制度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文献传统特征以及独特的形上学体系。
中国早期经典不仅源远流长，更值得关注的是文献在中国古代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对所有重要事件和常规事件以及重要言论进行记载的原始资料记录系统（由古代史官制度所支撑），很早就拥有了很高水平的资料整理系统（很早即有实用文献文本和古书的出现），同时逐步形成了有效的资料著录系统和检索方法（构成目录学的雏形和对古书引用的传统），以及对于文献活动的一定意义和水平上的批评系统（见于史官职业准则的形成和非官属著作活动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文献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和极其重要的作用。谢维扬将此称为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中国古代文献传统与古代中国形上学的内容和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古代中国形上学的成果经历经典化过程后，最终成为解释国家和社会行为及一切经验现象的最高依据，总体上反映出很高水平的认知活动。
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经典及其所代表的文献传统，无疑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有效进路与核心课题。中国古代文明的上述特性不仅极有助于文明的持久延续，更是涵育中华文明独特价值体系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均是植根于此的文明硕果。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性对于理解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国家”有重要意义。中国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文明型国家”的发展之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贡献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智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