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湖南卫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将一个20余年不上朝、炼丹修斋沉溺方术的嘉靖皇帝推到荧屏前，激起了观众褒贬不一的热议。编剧刘和平向媒体发表的一通议论，意外地诱发了我作文的兴趣，觉得嘉靖作为一个原来就有争议的皇帝，确实还有许多方面可以重新研讨。至于像刘大编说的，他达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权力境界”，期期以为不可。
今天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多半是因为“海瑞骂皇帝”而知道有“嘉靖，家家乾净”这么个坏皇帝。事实是嘉靖帝死后不久，一直到晚清以前，史论对他的评价半好半坏，不属于完全被否定的君主。说好的方面，撇开“英主”、“中兴之主”一类言而不实的谀词，多集中在他继承皇位之初推行了一些除害剔弊的举措。例如清修《明史·世宗本纪》“赞”,尽管把他定性为“中材之主”，批评不乏尖锐，但还是平允地赞扬其“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这应该特别感谢他的前任“皇兄”表现太差劲。正德帝沉缅声色犬马，昏狂无道，古亦少见。前有奸阉刘瑾等权倾内外，四出各处监镇，以特务手段钳制正人君子，邪气上升；后又迷于江彬、钱宁等痞子之徒的诱惑，荒淫无度，不视朝政，创造了一国之君斃命于“豹房”（娱乐场所）、不能寿终于正寝的历史最新记录。正德帝因耽于声色而无后，朱厚熜藉“兄终弟及”的祖训才得以入主皇宫。只要稍走出正德阴暗的影子，就容易给人洗刷一新的感觉，嘉靖帝的运气是好的。
读史所得体验，中国王朝体制的品格，决非用“封建”或“专制”之类的字眼可以一语道尽。刘编说不能把皇帝简单化，我是同意的。同理，也不要把皇权简单化。中国王朝体制，君主至尊无上，皇权具有专制的性格，“唯予一人”，确实有一言一行足可以兴邦或丧邦的特权。然而，皇帝不可能包揽一切事务，必须有许多人为他打工，也有求于打工者。中国王朝历经千百年的建设，至明代官僚体制已经十分成熟，各级官僚按照繁复而周密的规则维持日常运行，纵向监督，横向制约，皇帝即或不干事，这个国家权力仍然在运作中，粗心的人根本看不出问题。有时也能弥补或调整皇权的一些缺陷，特别是在新老皇帝换代之际，士大夫官僚层往往可以借机调整前任皇帝的弊政，补苴罅漏。因此，观察中国历史，必须注意到官僚士大夫的士气与品质。它会影响到一朝一代政治的兴衰，决非是无足轻重的。
中国王朝往往能利用君臣间既互利又互忌的微妙关系，不断生出小调整的空间，得以僵而不死。每读易代新皇帝的即位诏书，给人就是这样的感觉。且以嘉靖皇帝即位诏为例。该诏书出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老练官僚之手，内云：“惟我皇兄大行皇帝，运抚盈成，业承熙洽，励精虽切，化理未孚，中遭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时，已知非皇兄之意。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这是一种早用熟了的格式，先是虚文敷衍一番，把老皇帝责任推卸一旁，接着才放出“革故鼎新”正题的内容。预先起草好的登极诏明白宣示，现在要对旧朝弊政启动外科手术了。事实上朱厚熜犹未及进京，杨廷和等早就以太后懿旨的名义，将钱宁、江彬拘捕入狱，抄没两家贪贿巨赀，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帷幕。嘉靖帝即位后的三个月内，先后顺手把钱、江两氏斩首以谢天下，将抄家所得巨款接济边防，借以减少民赋。而后连续裁撤宫内僧道教坊官以及各处镇守太监，大煞宦官专权的气焰，朝野为之一振。16年来积下的弊政，原都是杨廷和等人久欲改弦更张而未能遂愿的心病，终以忍耐换得了时机，一举获得成功。史家前辈孟森、钱穆等对这一点都非常看重。正德帝大为不道，古来少有，然官僚士大夫元气未遭受大亏损，正气犹存。故到嘉靖继位之时，官僚士大夫犹能补苴其间，国祚不至中绝。等到嘉靖中后期严嵩当道20年，谀媚贪贿之风披靡，官僚士人堕落的迹象开始显现。及至隆庆、万历朝，张居正力拯吏治萎靡的猛政闪烁而过，此病因不得治而愈积愈重，终成沉疴。前溯后推，将观察的时段拉长些，看得就比较清楚，期待之中的嘉靖中兴只是一个短暂至极的梦，嘉靖后期却成了有明一代走向衰亡的始发站。
刘编说皇帝是人，也有困苦，没错。说人间最苦是皇帝，这几乎是在代天子立言了。康熙57年作为代遗嘱性质的长谕里，玄烨就这样说过，且说得非常动情。但作为子民百姓，未必会同情。更不能忘记的，皇帝又是有特殊地位的人。这里面有两重意思可以细细琢磨。首先，皇帝个人的性格、偏好不同于一般人。在专制的人治体制下，可能造成的正反后果都非同小可。同理，专制独尊的地位又容易诱使个人性格、偏好方面的缺陷被无限放大，以至发展到荒谬、荒诞的地步。后一种情形在嘉靖帝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朱厚熜作为成化旁系皇孙，祖母、母亲两代家庭出身都很低微，在皇宫中没有地位。作为藩王被安置在湖北一隅，与皇帝的荣耀相比，不无失落之感，因此朱厚熜身上有明显的自卑与妒嫉的双重焦虑。这自然与幼年的家庭心理氛围，特别是两代女性的影响有关。这样也就容易理解朱厚熜何以会刚到北京就为自己的名份非太子而是嗣君，与杨廷和等儒臣第一次顶牛，差点砸了一台早经准备就绪的皇帝即位旧戏。不久即闹起了长达三年的“大礼议”、“大礼狱”纠纷，逼走策划改革的老臣杨廷和,将“伏阙”请愿的134名官员投入诏狱、廷杖至死16人，用强制暴力的手段达到了将本生父母法定为皇考、皇太后，成为独立一系的目的。不顾新局刚刚启动，百事正需待兴，竟将家事变成了特等国事，扰乱了大局。对父亲、母亲、祖母皇家身份认定的顶真，在他看来是出于至孝之心，其实折射出潜意识深处，他原有的内心自卑创伤是何等深刻，现在终于有了补偿甚至发泄的权利。极度自卑的反面一定是自大夸张。嘉靖16年，他既然动员了京城一半左右的部级主要官员，出动数万“军警”护行，劳民伤财“南巡”，为的只是要随同他去湖北扫祭并督建父母的“皇陵”。这一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后工程才完全停止，耗赀无数。如此荒唐，也只能从心理学上可以得到解释。
“大礼议”、“大礼狱”，表面争的是礼仪的合法性，实际上嘉靖真正要的是皇帝的绝对权威，不容任何人挑战，不容任何人抢过风头，专制独尊心理的满足。朱厚熜在意识层面上不会承认这一点，他高举的是“孝”的儒家旗帜。在湖北祭“皇陵”时，他声泪俱下地用民间白话对父老乡亲们说：“今日我为父母来到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旧老，也有与我同后生者，今日一相见。但只是我全没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这苦情你每也见么？！”这里倾吐的苦情，不能说不由衷，但假若与汉高祖“大风歌”相比，就看出嘉靖帝的心理灰暗，斤斤计较于个人或家族的荣辱得失，俗得非常小家子气，与大明天子的风度不相称。
王朝的正统之学是儒学，嘉靖帝对此不认真。嘉靖35年，竟接受“玄都境万寿帝君”的新帝号，前面还加了一长串道教里最好听的衔头，成为历史上一大笑话。但有理由相信，嘉靖帝读道家原典也不认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对道家学说有什么发挥。回想《贞观政要》，唐太宗对臣僚经常发表有关儒学要旨的体会心得，很是精彩到位，足见中国皇帝的知识素养到明代中后期是江河日下了。他醉心且沉溺其中的，是道教修炼内丹、外丹的长生之术，以及醮祀、扶箕一类的求仙活动，走的是偏峰，学的是邪门。当时正直的臣僚把责任集中到邵元节、陶仲文等方士的教唆上，倾力参奏弹劾，明明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嘉靖帝自然不高兴，在不胜反击、贬黜后，索性就用不上朝来沉默对抗。20年不上朝的原因，决非是因为学得了道家的“无为”哲学。
嘉靖帝学道，学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内因是什么？似乎很少有人追究。有一情节值得注意。明太祖、成祖两代建国元老算是享有高寿，此后数代帝王都中年而亡（仁宗48岁、宣宗38岁、英宗38岁、宪宗41岁、孝宗36岁、武宗30岁）。嘉靖帝的父亲死时仅44岁，寿限也算是短的。另一奇怪的现象，这些皇帝嫡庶皇子不少，但大多未成年夭折，常常造成一线单传的困境。这说明皇宫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造成不健康的后代。再大的权力在天命面前也无能为力，不得不感到畏惧。我们至少可以推论到，前任皇帝30岁暴卒，以及其父中年早逝，应是嘉靖帝求长生不老的心理诱因。这种皇族生命史带来的心理恐惧，在朱厚熜实早已有之。只是当了皇帝，才可能有此特权不惜工本地求仙，找人钻研长生之术，以求解脱“人生困境”（借用刘编语）。
道教的方术，有时也能产生一些效应。例如嘉靖帝开始没有子嗣，深恐生育方面有功能障碍。据说是靠邵元节的“设醮灵验”，嘉靖15年、30岁时终于喜得后代，且为贵子，接着就有第二、第三个，内中缘由不得而详。不管是偶然巧合，还是药方有效，无疑极大推动了嘉靖帝相信方术到入迷的地步，以至走火入魔。且不说因为丹药内毒长期积聚，嘉靖帝的健康每况愈下，最荒诞的因为道士“二龙不能相见”一句话，他连太子裕王与另一子都不敢相见，长期隔绝，父子之情有若虚无。连基本的人情味都没有了，能说他的智商或心理是健康的吗？
心理不健康加上晚年体虚多病，真正是病夫治国，嘉靖中后期的政治不可能是正常的。最大的败笔，是宠倖权臣严嵩长达20余年。今天许多人只看到巨贪的一面，义愤填膺。其实更长远、更带根本性的恶果，就像孟森先生说的，因为他迷信方术，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宠得倖，全国正直之士被压抑打击，官僚士大夫的风气、习尚就此大大恶变。士风败坏，一代政治也就没有希望了。
从嘉靖帝的整个经历来看，一要生命，二要权力，两者必须兼得不误。他深藏宫斋之内，吃药求仙，时而凭一己喜怒，任情褒黜臣僚，以极显自己的权威，将所有为他打工的人都玩于股掌之上。刘编把这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实在是匪夷所思。“无为”乃中国哲学上最深奥的题目，这样大意地动用它，实在过分冒险了。撇开哲理，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说，当中国原始村社共同体瓦解不久，专制集权还没有整装走向前台的时候，老子已经敏感到，原始村社共同体乐其俗、安其居的小自由，必将被霸道的大一统新潮吞没。他明知重返小国寡民不可得，乃创造出一种软性哲学，曰：无为而治。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从根本上说是反政治的，更不用说是反专制了。后来只有西汉初年文景之时曾经移用过这个概念，改称黄老之学，时间极短。它早已经离开老子的原意，无非是不扰民、少更张，以便实现乱世后休养生息的目标。一旦目标达到，集权的威风就立即得到张扬，无为转变为有为，这就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
在嘉靖帝死后，迄至清代修《明史》，确有不少史论都说嘉靖不视朝，朝事不忘于心，图迴天下于掌上。这实际是中国古代史家习惯用的春秋笔诛法。因为“图迴天下”一语，从来就是“君王南面之术”的代名词。它固然与道家之说不无亲缘关系，但那是由道家之说的阴暗面引伸出来的坏东西，培育的不是清静寡欲的无为心理，而是深藏机巧的专制心理，结果就变成了申、韩一类的法家权术。
是的，严嵩最后被嘉靖帝处理掉了。其间缘由的复杂，情节的曲折，本短文无法展开。但我不能理解，这有什么值得特别肯定的？专制君主的南面之术，便是喜怒哀乐不形诸于色，将朝政视同弈棋。棋子可以随意摆弄，也可以随意牺牲。严嵩用了20年，恶果累累，用错人的责任谁来负？严嵩也觉得怨啊，凭什么要抛弃我，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为你皇帝老子打工，得罪了天下人？这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嘉靖修斋孤居而不忘独断朝纲，与其说是“无为”，不如说深得法家之刻薄阴狠，将帝制的专横发挥到极致了。
现在皇帝戏演个不停。刘编应该是其中对历史有深入钻研、有自己体会的少数几位敬业者，不同于胡编乱造。但我要诚挚地提醒一句，进入历史容易，跳出历史不易。对皇帝的事儿沉浸入底了，容易生出一种偏爱，专业的史学家也不免蹈入陷阱。因此还皇帝于人性是对的，但需要提防走火入魔，别丢弃了必要的现代意识和批判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