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主义兴盛的今天，许多人认为，唯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才谈得上真实与否，在社会科学领域，则一切都带有不确定性、乃至于根本就没有真实与否可言。据此，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认识到自身学术的不可能科学化、绝对化，因此，大可不必过多考虑求真与否的问题，不妨干脆直面给定“实际”、追求名利或某种别的价值。
但笔者认为，正因为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领域，我们谈不上自然科学那样的可测验绝对真实，但不是因此而不需要求真，而是更需要尽一切可能来试图逼近真实。正因为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尊重真实，我们在研究中更需要坚决试图做到尽可能严谨真实。我们学者大多最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认真追求真实可靠，而不是含糊对待真实与否，或装模做样，假装自己是在追求真实，实际上则只追求名利。在笔者近距离接触到的一些最聪明的青年学生、学者之中，便有一定比例陷入了那样的非学术态度。
笔者认为，正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可能达到无可辩驳的绝对真实，我们特别需要重视求真的理念，不让社会科学陷入没有标准的假学术——只讲出版数量和外表，无顾实质性质量。在学术标准和道德相对不那么绝对的情况下，严谨求真的理念才更加关键和不可或缺。不然，将完全陷入一种不辩真假好坏的陷阱中。社会科学，无论中外，已经相当严重地陷入了那样的困境——过分偏重形式（包括关于学刊出处的貌似科学的评估）和数量，不论实质，亟需改革。
首先是学者本身的求真与否的态度。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虚构经验证据和/或剽窃别人的概括模式的假学术，但这种完全不道德的行为还是比较罕见的。较多见的是上述的态度：既然不可能绝对真实，我们可以选择几乎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和角度来突出某种貌似新颖的认识，不必过多考虑真实与否、重要与否。目的在创新立异，不在不可达到、证明的真实。
殊不知，正因为不可能做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可测验的真实，更须要我们尽可能做到最贴近真实的认识。抛开求真的追求和理念的话，我们会陷入一种完全相对主义的无底洞。如今，社会科学领域已经陷入日益轻浮、日益重形式而非实质的状态。很大部分影响最大的、招引最多关注的乃是貌似新颖的、实质上多是完全背离真实的论点，但能够藉此招引到超常的关注、认可、奖励。结果是，众多社会科学领域都跟随着某种新颖论点而转。
但“时髦”的论点的生命力只可能是比较短暂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事后回顾，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那是一种仅具有短暂生命力的、迟早都会被大多数有真实感的人抛弃的“学术”。
一个重要的实例是，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史领域中，风靡一时的“大分流”问题研究。两位主要倡议者虽然作出不少有一定价值的贡献，但他们最终试图争论十八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相比西方最早发达的英国或荷兰，在生活水平上起码相等，甚至高于西方。那样的论点确实曾经招引到很多人的关注，在中国受到不少人出于某种本土优越感而认可，在西方学术界则获得“破旧立新”的荣誉，也被不少人吹捧。
但之后，面对无可辩驳的经验研究证据，两位主要倡议者自身最终迫不得已而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是，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有点不可思议地试图另辟途径，转而争论18世纪中国农村，区别于城镇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实际上仍然要高于西方。
后一论点所依据的是匪夷所思的一种“花招”：将农村妇女从其家庭生产隔离开来，使用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开始常用的国民收入三分计算方法——农业、工业、服务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来划归服务业，将其排除于农村劳动力之外。藉此，仅算男子的劳动生产率，将全家的产出等同于其个人的产出，从而得出中国的农村劳均产出要高于英国和荷兰的“结论”！
那样几乎不可思议的做法完全无视十八世纪农村家庭生产单位的基本实际，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由全家的劳力（妇女老幼）投入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也无视中西方基本差异——劳均几亩地相比劳均数百亩地，试图借助中国人的自尊感来争论18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总体人民不一样，实际上仍然要高于西方。但如今，在二十多年之后，那样风靡一时的中国与西方等同或优越论，已经被大多数的学者，伴随我们对中西方基本条件的越来越精准的认识所拒绝、抛弃。
以上的实例说明的是，正因为求真求实在社会科学领域要比自然科学领域更难做到，我们需要的不是因此而放弃求真，而正好相反，是须要认识到诚挚严谨求真因此更加不可或缺，不然，将陷入一种虚无、逐利或空论状态，甚至上述那样的不可思议的虚构和错误。
关于“大分流”争议的论析、细节和证明，读者请见笔者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9-176页，亦见笔者二十年之后的《重访“大分流”：澄清中西历史和现实中两大不同农业演变模式》，载《东南学术》2023年第3期。两篇文章依据的相当部分经验证据来自笔者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两本专著。如今两书都已经过五、六次重版，并即将被纳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的13本“著作集”，应该可以算是本文的一种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