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回顾《近代中国》创刊以来的50年，我们可以看到，肇始，在《近代中国》所有作者中，非华裔美国学者占比最大，为73%，到20世纪末，占比仍然高达64%，但之后则直线下降，2005—2009年为26%，2020—2022年为11%。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趋势被在美国华裔学者（无论美国公民与否）的扩增部分抵消。近20年中国大陆学者在学刊上的发文占比越来越大，如今达到28%。如果再加上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华裔学者的话，占比更高达65%，无疑乃是重大的演变。同时，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诸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的非华裔中国研究专家有一定比例的扩增，但总体来说，英语中国研究近乎是以华人为主的天下，也是一个高度跨国化的专业。在回顾与总结之外，本文将附带一些给青年投稿者的建议。

关键词：非华裔美国学者 华裔美国学者 中国大陆学者 美国以外的华裔学者 学刊的主要议题

《近代中国》[1]（Modern China）创刊于1975年，目的是为英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提供不同于《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学刊。《近代中国》是由私营企业世哲（Sage）出版公司开创的，《中国季刊》早期则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联机构文化自由代表议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出资创办的。《近代中国》主要聚焦历史和社会研究，多涉及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等学科，推动更多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民众，包括民众运动的研究，而《中国季刊》初期则主要扎基于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是与美国外交政策相关的课题——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实际条件下，难免带有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1990年之前，《近代中国》和《中国季刊》乃是近现代中国研究的两大英文学刊。其后，则有好几个新创的学刊，诸如《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伴随中国在全球越来越显赫的地位和与其相关研究的扩展而兴起。虽然如此，《近代中国》无疑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英语中国研究整体演变趋势的一个缩影。2009年《近代中国》从一年四期扩展到一年六期，并在2021年和2022年连续八期扩大版面，消化当时积压了一到两年的待刊文稿。至于世哲出版公司，已经从早年出版仅仅几种学刊扩增到今天逾千种学刊。

一、《近代中国》关注的主要议题

《近代中国》初期的重点可见于我们组织的一系列专题，有的延续数期，主要关注以下议题：“农村革命”（1975年第2期、第3期），“辛亥革命”（1976年第2期），“文学与革命”（1976年第3期），“毛泽东与马克思”（1976年第4期，1977年第1期、第2期、第4期），“台湾的社会与经济”（1979年第3期），“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民众运动”（1980年期第1期，1980年第2期、第3期），“中国社会中的融合型宗教组织”（1982年第3期、第4期），“中国的民众反抗”（1983年第3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83年第4期），以及“传统中国的家庭生活”（1984年第4期）。这些议题反映了当时的“新社会史”潮流，聚焦“小人物如何经历巨大变化”。同时，面对当时的“冷战”意识形态，特别关注中国革命自身的理念及其长远的历史渊源，而不是将其视作某种异端行为。

同时，《近代中国》组织了一系列关于非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介绍性、总结性的论析文章，意图推进英语中国研究的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一定程度上乃是之后学界动态的先声。我们较早关注中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引进或翻译了一些重要的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或发表关于其研究的总结性简介。同时，发表了多篇关于日本学术研究的介绍性、总结性的论析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领域的日语研究文章。

应该指出，《近代中国》的意图自始便跨越历史和社会科学边界，采用的副标题是“一份历史与社会学国际学刊”。在刊物的初始几年（1975—1979年），历史学和非历史学文章占比分别为53%和47%，之后伴随美国和其他国家关于中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历史学之外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学等）的发展，历史学的文章占比逐步降低到大约三分之一，其他学科则扩增到三分之二。

二、从一个主要是美国的学刊到一个跨国的学刊

《近代中国》在前25年仅是一个美国的学刊，作者主要是来自美国（不包括华裔的）学者。如表1所示，肇始，在《近代中国》所有作者中，非华裔美国学者占比最大，为73%。这是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积极推动中国研究直接相关的现象。到20世纪末，占比仍然高达64%，但之后则直线下降，2005—2009年为26%，2015—2019年为16%，而2020—2022年仅为11％。这是英语中国学术长期趋势最鲜明、具体的体现。

非华裔美国学者占比下降，而美国华裔学者占比逐步上升。先是1949年之前留学美国的一些著名学者，而后是1949年前后离开中国大陆，去了台湾或香港的下一代华裔留美学者，最后才是20世纪8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在新中国成长的学者。后者之中，不少是来美国深造的新中国的青年学者，其中有相当比例毕业后留在美国就职。他们进入美国的中国研究可以被视作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一种跨国化。

美国华裔中国研究学者人数在新世纪持续扩增，而非华裔中国研究学者相对比例显著下降。如表1所示，在新世纪，两组学者在《近代中国》发文占比共计53%。这个比例在最近十年下降到23%。如今，《近代中国》不再是一个以美国为主要来源的学刊。

一个比较意外的演变是最近20年用英语写作的中国大陆学者比例在上升。他们主要是在外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一开始主要在美国留学，而后逐步去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地。其中，相当比例留在国外就职，但最近回国就职的人数逐步增加。

此外，在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大政策方针下，比较意外地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偏重英语中国研究的学术评估体系。相比中国刊物，它给予美国的重要刊物更高的“价值”。这个现象尤其可见于如今居于显赫地位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关乎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譬如，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一篇文章，在中国某顶尖高校被认定赋值20分，而在中国两大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发表一篇文章仅被赋值4分。（黄宗智，2023a）这样的学术评估体系是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投稿英语学刊的重要动力，[2]进一步推进了英语中国研究的国际化，在有意无意中促使其成为一个跨国化的领域。

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大陆学者，受当前学术评估体系激励，尽可能将其著作组织成英文文稿，要么是请人翻译——这是众多学校鼓励的，甚至设有专款支持——要么是和留学归来的同人（大多较年轻）合作发表。

以上两个主要因素所起作用在最近15年尤其显著，如表1所示，中国大陆学者在《近代中国》的发文比例，2010—2014年是16%，2015—2019年是18%，而2020—2022年高达28%，占比最大。

新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在海外留学的中国研究学者毕业后就职于一些快速发展中国研究的临近中国大陆的地区，如香港、澳门和新加坡，也包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美国以外的英语国家，还包括荷兰与德国（外国青年研究生可以在两地仅用英语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们也是快速扩展的英语中国研究大趋势的一个方面。如今美国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裔学者在《近代中国》的发文比例为25%。

如果将英语近现代中国研究的所有华裔学者加总，他们占到全球全领域学者总数的65%，是全球英语中国研究中的大多数。对英语中国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变化。虽然如此，我们也要考虑到在美国以外的一些英语国家的非华裔中国研究学者的扩增。如表1所示，如今他们在《近代中国》发文比例为24%，高于非华裔美国学者11%的发文比例。这也说明英语中国研究的进一步跨国化和全球化。

上述《近代中国》的数据有可能超前于其他一些英语中国研究学刊，在长期趋势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简言之，如今英语中国研究不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仅是以美国为主的专业，而成为一个完全跨国和跨区域的专业。

三、《近代中国》与英语中国研究的跨国化

《近代中国》一定程度上既代表也预示了英语中国研究的跨国化大趋势。我们较早组织了一系列专期，讨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问题。即旧的，多是来自西方关于其自身经验建构的单面的、简单化的理论模式，已经不足以认识中国。相对那样的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的经验多是“悖论”的。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构建新型的论析。《近代中国》号召对以往的概括和理论模式进行全盘反思，并建构新的概括、理论。

我们从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1991年第3期）——继《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1986）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1992）两本专著的后续思考出发，在《近代中国》推出五期围绕“规范认识危机”的专题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理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之二”（1993年第1期），“中国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之三”（1993年第2期），“重新思考中国革命：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之四”（1995年第1期），“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之五”（1998年第2期）。

专题讨论的重点之一乃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两大紧密关联的西方理论概括，它们也许是20世纪90年代影响最大的两大建构。它们从西方复杂多维的经验出发，将其片面化地建构为理想化和一元化的民主化初期理论，认为剧变后的东欧和苏联定将或应将进入同样的变迁过程。意外的是，两大建构几乎被苏东国家全盘采纳。众所周知，之后是整个地区的长期停滞和衰落。

专题聚焦的是，同样的概括适用于清代、民国时期和人民共和国的改革时期吗？有的学者认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领域”现象，即便不能算是“市民社会”。但有的学者认为，那样的概括并不符合中国复杂得多的实际。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时期，“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概括也有一定的影响。至为显著的实例也许是，比较热门的关乎民国时期中国商会经验的研究。还有学者将其等同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兴起的现象。《近代中国》自始便对那样不加批判地引进西方理论的做法保持警惕。

“规范认识危机”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首先是《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的作者马克·塞尔登的文章，并非主要偏重共产党（由上而下）“组织”民众，而是关注到民众拥护和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Selden，1995）而后是周锡瑞之倡议将“中国革命”从1949年的胜利拓展到跨越其前之起源和其后一系列革命措施的论析。（Esherick，1995）还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法国革命学术研究的演变，指出其从以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转入偏重文化研究，作者则倡议兼及、平衡两者（Berenson，1995）。最后是黄宗智的文章，论析简单化了的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与中国客观社会经济实际之间的张力和复杂关系。（Huang，1995）

延续西方模式之不适用于中国的思路，从2008年开始，《近代中国》与中国的重要学刊《开放时代》合作，连续组织了7期“中西方学者对话”，在两本刊物上基本同时发表（仅括注《开放时代》刊期）：“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2008年第2期），“中国改革往何处去：中西方学者对话（二）”（2009年第7期），“宪政、改革与中国国家体制：中西方学者对话（三）”（2009年第12期），“重庆的新实验：中西方学者对话（四）”（2011年第9期），“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方学者对话（五）”（2012年第9期），“中国的经济计划体系、过程和机制：中西方学者对话（六）”（2013年第6期），“中国政治体系正当性基础的来源与走向：中西方学者对话（七）”（2014年第2期）。这些讨论不仅纳入了中美重要学者，也纳入了来自英国、德国、匈牙利等地的学者。这样的动向反映了中国研究的日益成熟，它不再满足于简单挪用西方的理论概括。

不仅在以上对话中，也在一系列其他文章中，有作者一贯强调的是，不同于偏重主观的理论建构，实践反映的乃是主客观二元互动的结果。因此，相比理论或意识形态而言，实践能够为我们展示正在形成的实际走向。据此，我们开始倡导从实践出发的研究，主张聚焦我们称作“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来检验主观与客观、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以及话语与实践的互动。

我们提出，中国未来的学术出路不在单一的美国或中国的视野与理论，而在两者的持续互动和对话，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乎中国的研究。《近代中国》原先主要从美国的中国研究出发，但未来必然聚焦持续不断的中美对话和交流，也将持续与中国以外的跨国、跨区域对话，不仅是英语的中国研究，更是跨国、跨区域的中国研究，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的研究都如此。

在我们的“对话”系列中，有的学者特别突出中国历史从古代帝国到现代国家的演变与西方的断裂性经验不同，认为现代中国带有强烈的旧帝国特色，无论是在其疆域还是“五族合一”的传统上都如此；有的学者则聚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私有”主导模式不同，与苏联和中欧全盘改革的失败也不同，提出其更像瑞典和德国的“后资本主义”模式；还有学者提出以上类型（既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旧与新的“第三道路”设想，包括中国的“重庆实验”，都不太现实，不一定能够持续。

但是，无论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或以别的称谓来指出其混合的实际，所有参与讨论的学者都同意，改革期间的中国，国家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有的学者突出了国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有的突出国家经济计划的重要性，即便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命令型计划，但仍然具有关键性的协调、服务等功能。

在西式的“宪法”模式问题上，固然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但我们有学者（特别是强世功［Jiang，2010］和白轲［Backer，2014］）指出，如今中国的宪政更似英国模式，既有美国型的成文宪法，更有可与英国型“非成文宪法”比拟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其成文宪法具现于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政府和法律，非成文宪法则具现于党章和党的领导；前者主导行政，后者主导理念。其中，行政官员多源自法学院体系，党的领导则多来自党校体系。他们指出，也许，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模式认作两者的互动合一，其最终运作模式仍然在摸索中。

不少学者在《近代中国》后续多篇论文中，提到我们需要与过去不一样的概念框架。譬如，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既可见于过去的中国，也可见于今天的中国，它展示的不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设定的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二元互动合一的关系；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更类似于过去的儒家与法家、农耕与草原，以及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形式化政府与实质性政党等二元（或多元）互动合一的思维方式，乃是一种相对贴近自然和生物（包括医学）的世界，多于简单的牛顿型物理和机械的世界。

四、展望未来

未来我们继续聚焦跨国跨文化的中国研究，无论中英文研究都如此，拒绝简单的西方中心化视野，注重跨国跨文化的中西交流和互动，追求创新性的二元互动合一，而非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我们希望能够继续预期中国研究领域所面对的新问题和挑战。

目前我们初步设定了几个专题。一是性别研究。女性学者在中国研究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我们过去发表过不少关于性别研究的文章，但尚未组织过相关专辑。我们计划这样做，集聚中西方学者讨论，也许双方会通过交流而形成新的问题和认识。

二是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之间多维复杂关系的研究。一方面，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据霸权地位，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于官僚主义化的学术评估体系之中，影响巨大（黄宗智，2023a）；另一方面，中国一些新的经济研究对它构成强有力的挑战，既有与西方“另类”理论相符的概括，也有与过去经验不同的新发现、新概括。这是《近代中国》近15年较多关注的议题，也是黄宗智和周黎安聚焦对话的议题（黄宗智、周黎安，2023）。

三是关于“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其目的在聚焦产生于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实践，来超越常见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进路。实践常会是新动向的预示，一如转型中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那样，它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主观对客观、西方对中国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

即便如此，那样的超越到底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仍然是个未知数。它会成为像汉代“阳儒阴法”二元合一的法律体系吗？还是更像中国之结合农耕与草原长期互动而非对立，有如中国之纳入牛顿力学的机械世界观来推动机械化和“赶超”现代西方，但仍然保留有机（生物）和人间世界宇宙观？

上述议题是《近代中国》未来关注的多重问题。黄宗智聚焦讨论了这些问题。（黄宗智，2023b）毋庸说，它们都是尚待推进、澄清和真正认识的未来动向，一如过去半个世纪《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那样。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自身社会科学的日益成熟，未来的研究不仅仅会继续展示中国的本土资源和视角，更会展示在跨国研究大趋势下融合中西的跨越性、超越性动向。

五、投稿建议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近代中国》的发文数量快速从每五年仅三四篇增加到近20篇，再到最近的26篇，占比高达28%，高于我们统计的所有其他各组作者，即非华裔美国学者、华裔美国学者、非美国非中国大陆华裔学者、非美国非华裔学者。但其目前发表的文章与来稿比例大约为1∶12，低于刊物其他文章1∶9.5的比例。

有的大陆学者文章是留学归国学者自己写的，更多是与归国学者合写或安排专业人士翻译的。这个趋势还在上升，部分原因是国内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特别看好在英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学刊发表的文章，赋予其高于中国本土学刊的分值，以此鼓励中国研究走出去。

我们有意在这里为中国青年学者指出一些常见的问题：

第一，对现有文献的处理。国内许多文章在文献处理方面是洗衣单（laundry list）型的，每份文献一两句话，没有针对性，没有问题意识，就像洗衣单一样。我们在国内常见对博士学位论文文献梳理有“不少于三万字”的规定。这是只得学术的形式，不得其精髓的庸俗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化的学术模式。

文献综述的关键不在量，而在实质性内容。我们应该做的是，总结、拧出现有文献中与自己文章主题相关的几大不同观点，或论析现有文献的不足，举出其主要实例。综述的目的是总结目前对该研究议题的认识，同时为自己文章的论点做铺垫，借此澄清、突出自己的论点和新贡献。其关键不在文献多寡或论述长短，而在对所探讨问题的现有文献的有效总结和对自己文章的中心论点有针对性和有深度的介绍。

在这方面，英语世界的基本教育与中国国内教育有一定的不同。前者长期以来，从中学（甚或更早）开始，学生学习以下基本社会科学类型的写作方法。首先，文章必须有一个中心论点（theme）。其次，文章首段及其首句特别关键，要开宗明义。这个基本要求会被细化到每段文字，每段都应该有一个带头句，开启、指向或拧出该段所要讨论的内容。作者要认识到，相对读者来说，自己等于是在牵着盲人的手，带其走向某一目的地，其中要点是高效并精准地带领读者走向自己的结论。

我们虽然对西方主流社科理论（和意识形态）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保留和质疑，但是从学者相互沟通的角度来考虑，完全认同其对学术写作所要求的简洁明了的相互沟通模式。我们不看好华而不实的写作。

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刊对发表文章都有以下格式化要求。首先，文章题目要么指明主题，要么突出中心论点，或两者兼有之。每篇文章都需要摘要，总结中心论点（theme，central point，argument）和主要依据，进一步拧出几个关键词、次级题目和论点。它们也被中国大多数社会科学学刊完全采纳。突出文章的题目、摘要和关键词，让读者较快掌握文章的中心论点，也有助于SSCI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中国知网等学术服务机构系统、高效地将文章分类入库，方便检索。

我们也要考虑到，以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达和要求。譬如，实际操作起来，不少文章的要点不在建树，而在批评某种现有的观点。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会要求那样的批评带有中心论点和关键词。又譬如，有的文章论点比较复杂，不是仅仅突出某种相对简单的意见或论点，或限于一维的论析，而是突出某种矛盾或悖论，或突出多维、多重因素间的互动等，不同于现有认识的更深入的中心论点。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会要求那样的文章有前后一贯的主论点和几个关键次级要点，并要求其在文章的摘要和关键词中体现。我们不可将中心论点等同于简单或一维的非此即彼的论点。

上述基本格式所处理的内容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格式基本是一脉相通的。无论正或反、单元或多元，进一步阐述还是批评现有论点，文章都要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中心论点，包括主要次级论点。

第二，对我们主编、副主编、大部分编委成员以及外邀不同领域的审稿人来说，大家在审核一篇文章时所考虑的关键问题是文章有没有作出新的贡献。

有的文章的贡献主要在于经验证据或者新概括。譬如，有的文章有相对重要的新的经验发现，或证明过去被认为的事实其实不是。那样的文章，即便没有形成新的概括或论点，我们仍然认为是值得发表的。但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一维的、未经有效概括的经验研究，只是一些含义不清的细节，则不会被采纳。

至于主要是概括性的，不多涉及经验证据的文章，我们的态度也基本和对仅仅注重经验证据的文章一样。如果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或视角，并且有重要意义，那么，无论其有没有提出扎实可靠的、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我们也许仍然会认为是值得发表的。但很多文章仅限于概括，没有经验证据支撑，只提出一些没有说服力的主观意见，因而不会被采纳。

如果文章既有新的经验发现，又提炼出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概括，既突出经验发现，又较好地突出含义，便会提高一个层次，更吸引读者。那样的文章是更被我们看好的。

毋庸说，这里还有一定的档次划分。如果文章不仅能够为其新的概括提供有说服力的经验支撑，还能够与现有理论对话，较好地突出论点的新意，便会更加吸引读者，更有效地挑战或证伪我们现有的经验认识和理解。那样的文章当然我们更看好并希望发表。对我们来说，好的文章既有强有力的经验证据，又有清晰有力的概括。

有的文章在上面的基础上，通过与现有相关理论对话，进一步突出其贡献在理论层面上的新意，甚或提炼出新的理论概括。那样的文章则更高一层次，乃是比较罕见的文章，也是我们非常欢迎的文章。

也就是说，我们最看好的文章是在经验和理论层面上同时具有新意和说服力，甚或是对现有认识具有颠覆性含义的文章。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突出一种不同于现有理论的新理论概括，则更加如此。对我们来说，那样的文章是最理想的学术论文。

以上论述主要聚焦经验证据与概括之间的关联。这里还要简单讨论我们部分人员之特别突出的“从实践出发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其用意是，实践不同于简单的经验，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经验实际，而且一般是来自主观意识和客观经验二元互动结合而产生的实际行动。它因此更有可能是既带有新的客观含义也带有新的主观含义的论析，超越（西方常见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思维，展示二元互动的结果。因此，它的研究更可能会对现有的主客观双维提出质疑或进行创新。

一个实例是既不同于西方的主流理论建构，也不同于中国自身传统观念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在转型期，实践层面所展示的新动向，常会是超前于现有主客观二元任何一面的现象，很可能是更强有力、更符合实际的洞见。我们因此也特别看好那样的研究并将其称作“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如果那样的实践还带有超越现实的理论化概括或前瞻性意涵，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则更加如此。

我们并不要求或期望我们发表的文章都属于“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学术创新是多姿多彩的，不限于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或进路。何况，我们邀请的编委成员和外审人员大多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们有不同的研究进路和倾向，我们学刊绝对不可被简单看作仅包括某种单一进路的研究，其覆盖面是所有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广义社会科学（包括历史，更包括相关的话语、文化、文学等）研究。

第三，在文字表达层面，我们特别认同英语学术所普遍遵循的原则：最好的社科表达乃是最简白和清晰的文字，图表也一样，我们拒绝华而不实的字句和图表。总体来说，英语世界在这方面的要求比中文学界更严格（惭愧得很，笔者自身的文字尚离真正精炼的水平有一定距离）。

一般来说，英文翻译的单词数应该不会超过中文稿字数的三分之二。过之，则可能因为英语翻译不够精简，达不到优越英文作文的基本要求。有意投稿给我们学刊的作者请注意，不要依赖卖弄型的、貌似深不可测的表达、翻译。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英文写作要求论点前后一贯，因此它不像有的中文写作，能同样程度容纳与主题和中心论点不紧密相关的经验叙述或讨论。但后者是目前国内历史学科较常见的状态。我们认为，原始经验的简单罗列，以及没有概括意涵的经验叙述，大多是不可取的。如上所述，英文社会科学论述要求经验叙述连带一定的概括意涵，而不是经验信息的简单罗列和堆积。纯粹的经验转述不易被我们学刊接纳。我们的基本要求是经验转述要整合目标和论点。

如今，中国的新型社会科学界（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比较明确地要求联结经验和概括，但历史学界在这方面仍然比较保守。其原因固然是可以理解的，部分乃是对西方学术夸大了的和一维的概括或理论论述的拒绝。我们认为，文章应该既超越那种夸大类型的论析，也要尽可能联结经验与概括。纯粹的经验转述很难满足我们学刊审稿人和编辑的要求。

作为学刊的主编和历史学出身的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历史学界的学者投稿，但其前提条件是文章要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在联结经验与概括层面上的要求，要有前后一贯的中心论点。

虽然如此，我们仍要重申，追求真实和真理的道路绝对不仅限于单一学术进路，它必定会有多种多样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多样多维以及跨国跨文化视野的研究进路和文章，乃是我们学刊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也是其生命力的主要来源。

谨此与大家共勉！

参考文献、注释

黄宗智，2023a，《中国经济学往哪里去？关于贾根良教授〈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反思与改革的总体思路〉文的几点思考》，载Rural China, Vol. 20, No. 2。

黄宗智，2023b，《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1992，《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黄宗智，198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黄宗智、周黎安，2023，《实践社会科学：黄宗智对话周黎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acker, Larry Catá, 2014, “Jiang Shigong 强世功on ‘Written and Unwritten Constitution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Modern China, Vol. 40, No. 2.

Berenson, Edward, 1995, “A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Esherick, Joseph, 1995,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Huang, Philip C. C.，1995,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Jiang，Shigong, 2010, “Written and Unwritten Constitution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6, No. 1.

Selden, Mark, 1995, “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1]两位作者长期担任《近代中国》主编和副主编。

[2]虽然近年来官方提倡在国内发文，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在许多著名高校在教师职称晋升、科研奖励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变化。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荣休）

白　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荣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