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与美国因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陷入全面对抗。普京在新的总统任期将继续以军事实力追求其在乌克兰的主要目标，抗衡美国制裁与遏制，依靠核威慑保卫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抵制美国对俄内政干涉，抑制美在欧亚地区的扩张。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延续遏俄弱俄政策，强化对俄制裁与遏制，欲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双方在核军控领域达成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俄美全面对抗将贯穿普京六年任期，甚至延续到2030年代上半期。未来俄美关系存在因美国内政和国际形势等变化而改善的可能性，但改善的概率小，幅度有限。未来俄美战略军备可能无约可控，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可能发生有限规模的直接常规武装冲突，这是两国和国际社会需要预防的两个重大安全风险。
【关键词】俄美关系、俄美全面对抗、美国对俄政策
在近年来俄美对抗不断加剧的背景下，2024年俄罗斯和美国总统选举对俄美关系走向的影响备受国际社会关注。3月，普京再次赢得俄罗斯总统选举，随后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美国总统大选亦拉开帷幕，结果将于11月揭晓。俄美关系在两国选举后何去何从，攸关世界格局演变、国际战略稳定和地区局势。本文将在俄美关系现状基础上，研判普京新任期对美政策和美国新政府对俄政策，展望俄美关系前景。
一、俄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
在2018年5月普京开始第四个总统任期时，俄美关系早已因乌克兰危机而处于有限对抗与局部合作的状态。到2024年5月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时，俄美已因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而陷入全面对抗。对于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的俄美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常用“俄美对抗”“混合战争”“冷战2.0”或“新冷战”等说法来界定，但用“全面对抗”似乎更能准确反映其实质和特点。主要原因在于：“俄美对抗”更多反映了两国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对抗，而不大重视双方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斗争；“混合战争”注意到俄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等领域的对抗，却没有突出俄美军事对抗——特别是双方在乌克兰间接冲突可能升级——的首要性和危险性；“冷战2.0”或“新冷战”则高估了当前俄美对抗的世界意义和影响范围。俄美全面对抗是普京在新的总统任期开展对美外交的基点，也是研判未来普京对美政策走势的主要背景和依据。
（一）经济制裁与反制裁
美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首先而直接的反应就是制裁，包括对俄方人员、实体和行业的制裁，这里主要论述经济制裁与反制裁。一方面，美国企图通过经济制裁摧毁俄罗斯经济，迫使俄按照美方要求结束乌克兰危机，并改变俄挑战美主导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以经济制裁而不是军事干涉方式介入乌克兰危机，可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并预防两国核冲突。
美国对俄经济制裁主要包括：（1）金融制裁：冻结俄罗斯储存在西方国家的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将俄多家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中剔除；封锁被列入美国“特别指定国民”（SDN）清单的俄银行等。金融制裁的目的是阻止俄罗斯银行在世界范围开展业务，实质上是封锁俄进出口贸易，并使俄中央银行无法保持其资产流动性。（2）对能源行业制裁：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与欧盟共同限制对俄出口炼油设备和技术；与欧盟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对俄海运石油出口实施“禁运令”和“限价令”（价格上限为每桶60美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等。油气是俄罗斯经济的关键支柱和国家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美国联合欧盟等盟友试图通过限制俄油气出口收入，达到重伤俄经济命脉的目的。能源制裁主要是俄罗斯油气最大进口伙伴欧盟的制裁，严重打击了俄油气出口及产业，而油气管道不足及其修建周期漫长等因素，则使俄不能及时将油气出口从西方转向东方而获得补偿。（3）对军工行业制裁：制裁俄罗斯国防工业企业；禁止向俄出口军事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禁止向俄供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等。军工制裁意在限制俄罗斯武器生产和研发能力，从而削弱俄军战斗力。美国对俄制裁范围还包括俄罗斯航空、汽车、冶金、高科技和机械制造等行业。此外，美国取消了俄罗斯贸易最惠国待遇，大幅提高俄出口产品关税。
针对美国制裁，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普京政府将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等确定为“不友好国家”，限制俄罗斯国内资金流入这类国家，限制俄企业与其公司的交易。俄罗斯实行对外贸易去美元化政策，不断提高外贸结算中卢布和伙伴国货币的比例，并致力于建立可替代SWIFT的国际支付系统。俄罗斯要求“不友好国家”用卢布支付俄天然气费用，以确保货款不会被美欧银行冻结。针对美欧“限价令”，普京政府禁止俄罗斯能源企业按限定价格出口石油。俄罗斯将对外经贸关系“转向东方”，大力增加对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油气出口，并从这些国家进口被美欧制裁的汽车、电子和机械设备等产品。
俄美“制裁战”对双方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对俄方打击更大。俄美双边经贸关系对俄罗斯而言并不具有特别重要性：2021年俄美贸易额为344亿美元，美国是俄第五大贸易伙伴国，在俄外贸总额中占比为4.4%；俄在美国贸易伙伴中排名第23位，在美外贸总额中所占比例仅为0.8%。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2022年两国贸易额减少了一半以上，为161.5亿美元，美在俄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不到2%。但美国主导的西方对俄制裁产生了显著的打击效果：俄罗斯卢布一度大幅贬值，受制裁各行业都受到严重影响，俄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1%。尽管如此，制裁没有达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目的，且俄逐渐适应制裁环境，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制裁更难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俄不会为了美欧取消制裁而放弃它在乌克兰的主要安全和政治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反制裁也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等问题；美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通过能源价格优惠和税收减免方式吸引外国企业向美转移的举措，又引发了美欧分歧。
（二）在乌克兰的间接军事冲突
美国对乌军事援助既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的诱发因素之一，又是美对该冲突的应对策略之一。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不断向乌提供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援助，以帮助乌抵御俄军。美西方援助显著增强了乌克兰的战斗力和御俄意志，乌军凭借美西方先进武器给俄罗斯军人和装备造成严重损失，使俄美矛盾尖锐化，两国在乌实际处于间接军事冲突状态。
俄美两国对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原因的看法完全不同。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实质不在乌克兰本身，而在于美西方违背之前与俄达成的北约不再东扩的共识，以北约向乌扩张方式挤压俄地缘战略空间。北约向乌克兰扩员、美国及其盟友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都被俄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是使乌“非军事化”，这是“预防性自卫”——使用军事力量消除显而易见且不可避免的威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目标，是使乌克兰“非纳粹化”，保护乌克兰危机发生八年来遭受战争痛苦的顿巴斯人民。因此，俄罗斯不是在“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在“结束”顿巴斯冲突。此外，俄“特别军事行动”是应对乌为收复克里米亚等地而准备实施的对俄军事冲突。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北约一直在全面援助乌克兰，帮助乌准备对俄战争，以实现收复克里米亚和其他目标。2022年12月，普京在回应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关于明斯克协议是为给乌克兰争取时间做好与俄罗斯军事冲突准备的言论时表示，“这只能说明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也许应该更早发起。”
与此相反，美国反复宣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对俄罗斯不构成威胁；美将继续坚定奉行北约“开门政策”，支持乌克兰等国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条件下自主决定其外交政策，包括加入北约。美国认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既是对乌侵略，也是对美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因而决定通过向乌提供各种援助，帮助乌在战场上战胜俄，同时使俄遭受“战略失败”，沦为不再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威胁的中等强国。
看法相左，做法也就对立，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政策使俄美在乌陷入间接军事冲突。在乌克兰危机初期，美国在援乌武器的杀伤力和射程等方面有所限制，援乌武器包括火炮、“标枪”反坦克导弹、“毒刺”防空导弹等。随着俄军进占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两州大部分地区，将克里米亚与俄占区连接起来，美国不断提高援乌武器的杀伤力，比如“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等。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文件，截至2023年4月，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近3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在乌克兰建立了有效的情报数据传输系统，及时将美在乌上空侦察卫星、在北约东欧成员国上空侦察卫星、侦察机及其领土上远程雷达系统侦测到的军事情报传输给乌军，以此提高乌军的作战能力。同时，美国领导建立了一个包括54个国家的反俄联盟，该联盟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派遣各种军事专家，并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境内培训乌军人。由于美西方提供的防空系统，俄罗斯无法取得乌克兰制空权，俄乌军事冲突变成陆地之战。美西方提供的先进武器，给俄军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使俄乌两军在战场上僵持不下。美国阻挠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则使俄乌军事冲突长期化。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还向乌克兰派遣许多军事人员，他们在乌操作防空系统、火箭发射系统和战术弹道导弹，实际上参与了对俄作战。2022年普京直言，俄军在乌克兰“实际上是同集体西方的军事机器作战”；2024年4月克里姆林宫声称，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处于“直接对抗”状态。
（三）在欧洲的军事政治对抗
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常规军事对抗呈现加剧态势。为了遏制俄罗斯和保护盟国，美国和北约加强了在东欧前沿的军力军备。从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至2023年8月，美国向东欧前沿增派2万多兵力，使其驻欧兵力达到10万人，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密集举行多国联合海、陆、空军事演习，保持对俄军事高压态势。北约先后接纳芬兰和瑞典为正式成员国，完成了从西北方向对俄军事包围。
针对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遏制，俄罗斯坚决抗衡，不断扩军备战。2022年8月俄总统令规定武装力量编制为203.9万人，其中军人为115万人；2023年12月俄总统令将武装力量编制扩充至220.9万人，其中军人增加到132万人。针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调整军事行政区划，重新建立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俄罗斯频繁在西部地区和黑海、波罗的海等海域进行常规军事演习，提升部队作战能力。2023年11月，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美国和北约随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俄罗斯退出该条约未必能改变其与北约常规武装力量严重失衡的态势，但将加剧双方在欧洲常规军备领域的竞争以及俄美在欧洲常规军事对抗，从而恶化欧洲军事政治形势。
俄美军事政治对抗使两国不仅暂停核裁军合作，而且互相加大核威慑力度。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随即将其核力量转入战斗值班状态，以核威慑手段阻止美国和北约军事干涉。由于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实行军事遏制，且北约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相对俄拥有显著优势，因此俄要确保其核威慑的可靠性。2022年8月，俄罗斯通知美国，俄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的核设施检查。俄罗斯继而以美国单方面违约、应将英国和法国核武器计入北约核打击总潜力为由，于2023年2月宣布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同时声明在条约有效期内，俄将继续遵守条约对可部署核弹头及其运载工具数量的限制。俄罗斯按下核军控暂停键，主要意图仍在于强化核武器安保功能，以核武器阻止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派兵参战，防止俄与美西方在乌间接常规武装冲突升级。美国一方面批评俄罗斯暂停履约之举不负责任，表示愿意与俄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以对本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现代化和进行核试验等方式，提高对俄核威慑能力。2023年11月，俄罗斯撤销关于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法律，为其核试验解禁松绑。同年12月，俄罗斯完成在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部署，增强了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核威慑。2024年1月，美国计划在英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毫不掩饰其慑俄意图。同年5月，俄罗斯举行非战略核力量演习，演练非战略核武器的准备和使用。俄美核博弈呈现升级之势。
（四）“外交战”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美“外交战”升级。其一，美西方推动联合国通过各种“反俄挺乌”决议，俄罗斯则极力阻拦美西方提案上会表决。美西方在其提交联合国审议的涉乌克兰局势提案中，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斥为“侵略”，要求俄立即停战撤军。俄罗斯则要求美国和北约同俄就欧洲安全原则达成协议，并呼吁国际社会注意顿巴斯冲突问题。由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联合国大会成为俄与美西方在涉乌问题上外交博弈的主要平台，双方在此进行了多次交锋。其二，美俄两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前，美俄多次互逐外交官和查封外交馆舍，彼此使团已大幅减员；之后，美国数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遭到俄方及时对等回应，人数受限的使团已不敷正常工作需求。其三，美俄在国际组织进行排挤与反排挤之争。作为对俄罗斯的“惩罚”，美西方联手剥夺了俄在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美西方企图将俄罗斯排挤出二十国集团，但因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而落空。其四，美国极力将亚非拉国家拉入反俄国际制裁阵营，俄罗斯则游说这些国家不参加国际制裁。由于美西方动辄挥舞“制裁大棒”的霸道做派不得人心和俄罗斯的外交努力，有100多个国家没有参加对俄国际制裁。俄罗斯称这些国家为“世界多数”，并将其作为外交和贸易的优先或替代方向。
（五）意识形态对抗
俄美意识形态对抗愈益加深。美国认为俄罗斯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必须予以遏制。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更重视对外扩展自由和民主价值观，致力于对俄罗斯和原苏联地区其他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美国资助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寄望通过他们在俄策动“颜色革命”。美国在“巩固民主”的幌子下不断推进北约东扩，并通过主办所谓“民主峰会”等方式贬损俄罗斯的国际形象。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则以保守主义强国自居，致力于在国内外捍卫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传统价值观。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利用“民主问题”干涉俄内政，在国内防范并在欧亚地区协助伙伴国抵御“颜色革命”。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民主”和“威权主义”斗争升级。普京政府进一步发展了俄罗斯的自主文明构想，首次以“文明国家”定位俄文明属性，并以俄民族主义对抗美国自由主义。普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空前意识形态化：将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对抗提升为民族国家同新殖民主义、主权国家同霸权主义的斗争。为此，俄罗斯致力于同“世界多数”一道建立多极世界。由此可见，俄美意识形态对抗已经不可调和。
全面对抗成为普京第四个总统任期俄美关系的主导特征，且其中各主要领域的对抗还在加深。从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的俄美接近到其第二个任期的俄美疏远，从“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美关系“重启”到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的俄美有限对抗，再到其第四个任期的俄美全面对抗，两国关系逐渐步入死胡同。两国不但难以摆脱相互关系固有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竞争、意识形态矛盾和安全困境，而且将其他所有领域的联系都政治化和对抗化。现实的地缘战略利益冲突和深刻的意识形态矛盾，加上互不妥协的政治意志，将俄美关系引入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并赋予其长期性。俄美全面对抗态势是如此牢固，以至于两国都不指望对方领导人更迭能对其有所改善。
二、普京新任期的对美政策
进入第五个总统任期，普京对美国曾经抱有的幻想已然破灭。“9?11”事件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提供了重大支持，得到的回报却是美在独联体地区发动旨在拔除俄影响力根基的“颜色革命”——当前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俄格（鲁吉亚）武装冲突、2014年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其背后无不充斥着美国的遏俄意图和行动。20多年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历届政府一直谋求通过外交途径与北约就欧洲安全原则达成协议，但北约置俄罗斯立场和安全关切于不顾，将其军事设施扩张到与俄相邻的乌克兰，终于引起俄军事反应，导致俄同美国和北约的对抗。俄美关系从接近到疏远再到对抗的转变，使普京越来越不信任美国。2023年普京批准新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2023年版《构想》），将消除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野心作为俄对美外交的基本任务。
当前的俄美对抗现实、美国国内政治中牢固的反俄共识，和对特朗普2017年执政后改善美俄关系期望破灭的记忆犹新等因素，都使普京政府对两国关系前景持悲观态度。早在2023年9月参加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时，普京就表示，无论谁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当选，美国对俄政策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将俄罗斯视为长期对手甚至敌人，并将这种观念植入了普通美国人的头脑，未来要想改变美国这艘船的航向，将是非常困难的。[2]2024年3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不期待美国总统选举给俄美关系带来变化，因为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对俄实施了当时“最严厉的制裁之一”，现在的拜登政府在遏俄政策上则“超过了所有人”。有鉴于此，普京在第五个总统任期内的对美政策大致如下：
（一）继续反制裁
2023年9月，普京将2014年对俄制裁反击措施法令的有效期延长到2024年底。在美国新总统上台后，俄罗斯仍将顺延该法令。除了继续禁止从美国等“不友好国家”进口农产品、原材料和食品之外，俄罗斯将继续阻止国内资本流入美国，限制美不友好人士和公司进入俄资本市场，禁止与被俄制裁的美个人和企业进行交易。俄罗斯将继续制裁从事不友好行为的美国官员和公民。此外，俄罗斯将继续通过对内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和进口替代、对外加强与东方国家经贸合作，与美西方进行经济对抗。2023年版《构想》规定：俄罗斯将建立独立于西方的国际支付系统；发展同中国和印度等亚非拉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等机制下的区域合作。俄罗斯与东方国家不仅扩大了贸易规模，而且在贸易结算去美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以中俄贸易为例，当前两国贸易本币结算比例已达到92%。
（二）继续对抗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政治遏制
2023年版《构想》指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美国领导的“集体西方”以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为由，对俄发动混合战争，并竭力削弱俄；俄将维护其主权和安全，阻止“不友好国家”在其邻国部署或加强军事基础设施。2024年2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该文件也被视为他参加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竞选纲领——再次声明，俄将铲除乌克兰的“纳粹主义”，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预设目标，维护俄国家主权和安全。由此可见，俄罗斯将继续实施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并准备同美国和北约长期军事对抗。
为此，俄罗斯继续扩军备战，2024年3月普京签署春季征兵令，征召15万人服役；调整武装力量结构，在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建立两个跨军种、地区性的战略集团军，以应对乌克兰方向的威胁，并消除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所造成的威胁；不断扩大军工生产，保障弹药、无人机和导弹等武器装备供给，增加先进的“匕首”“锆石”等高超音速导弹供应。俄军根据在乌克兰的作战经验，不断加强对军人的作战训练，包括举行陆、海、空军事演习和组织人员培训等，以提高俄军战斗能力。俄罗斯在避免同美国和北约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同时，也在进行应对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
（三）依靠核威慑保卫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三位一体”核力量是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进行非对称军事抗衡、维持俄美战略稳定的关键武器。正如俄知名学者特列宁所说，当前俄罗斯之所以更加依靠核力量，是因为俄难以实现与北约集团的常规军备平衡；而且如苏联经验所示，这样做将对俄经济产生致命性后果。俄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在2023年初表示，核盾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要保障。普京在2024年国情咨文中宣称，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处于备战状态，随时可以有保障地使用。俄罗斯不断加强战略核力量，包括“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先锋”洲际高超音速导弹、“萨尔马特”重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图-160M和图-95MC战略轰炸机等。俄罗斯定期举行陆海空战略核力量都参与的战略威慑演习，并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展示其核威慑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同时，普京政府也表示希望并准备与美国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进行对话。但是，种种因素使俄罗斯这一立场难以付诸实施：一是当前俄美尖锐对抗和美国内政中浓重的反俄情绪，使两国缺乏核军控对话的现实基础。二是俄罗斯将俄美恢复关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对话同解决乌克兰危机及美国对乌军事政治援助问题挂钩，而不想只讨论该条约，美不能接受这一谈判立场。而美国既想与俄罗斯就核军控问题谈判，又要使俄在战场上遭受“战略失败”的立场，也无法为俄方接受。三是俄罗斯还要求英国和法国参与俄美核裁军谈判，将俄美双边谈判变成俄与北约核谈判，这一立场美国也不会接受。因此，《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面临在2026年2月到期后失效的风险，未来俄美战略武器可能无约可控。
（四）坚决抵制美国对俄内政干涉
普京是强国主义者，致力于对内建立强大政权，对外巩固俄罗斯大国地位。早在2005年，普京政权就提出“主权民主”思想，以此在理论和实践上抵御美国对俄输出“颜色革命”，维护俄主权和发展道路。在2024年国情咨文中，普京重申，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民主制度，捍卫自身发展道路，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俄内政。普京政府将注重维护社会政治安全，防范乌克兰对俄边境地区军事袭击，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俄境内发动恐怖袭击，避免此类事件扰乱俄民心，给美国干涉俄内政提供机会。普京政府将继续缩紧美西方资助俄罗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渠道，管理国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维护俄“可控民主”。同时，俄罗斯将在优先保障军工生产和战略性行业发展的前提下，加大对社会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以防美国利用民众不满情绪和反对派抗议在俄策动“颜色革命”。
（五）抑制美国在欧亚地区的扩张
通过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白联盟国家等机制，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俄罗斯主导的多层次（紧密度）、多功能（经济和/或安全）一体化地区体系，一直是普京在其各执政时期不变的对欧亚地区政策目标。2023年版《构想》重新用苏联解体初期的“近国外”概念指称欧亚地区，并规定俄罗斯远期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空间，再度展示了普京在新的总统任期内整合欧亚地区的抱负和政策。普京政府将加强与欧亚国家在上述机制下的经济或安全一体化，以抑制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扩张。俄罗斯将发展与欧亚国家的双边多领域合作，通过经济和能源等工具鼓励这些国家实行亲俄或友俄政策。普京政府将支持亲俄欧亚国家抵御美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并利用冲突调解和政治施压等手段抑制反俄欧亚国家的亲美倾向。
如果说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前，普京政府在与美国对抗的同时，并不放弃与美缓和关系的期望，现在普京政府已不再指望俄美关系能有所改善，它所做的全部准备都是在应对俄与美西方对抗的持续加剧甚至升级。这正是俄美关系令两国和国际社会忧虑之处。
三、新一届美国政府不会改变遏俄政策
尽管在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前预判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对俄政策缺乏针对性，但根据近年俄美关系状况和特朗普、拜登执政期间的对俄政策，未来美国对俄政策趋势仍有迹可循。无论谁赢得总统选举，新一届美国政府都不会改变遏俄政策。主要理由包括：美国政府将俄罗斯定性为国际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直接威胁，要使俄遭受“战略失败”；美两党在遏俄问题上拥有坚定共识，都致力于强硬抗俄；特朗普虽不反俄，但如若当选，将在国会制衡和两党压力下，像其第一个任期一样奉行遏俄政策。
（一）继续遏制俄罗斯
首先，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以达到遏俄弱俄目的。如果说乌克兰危机初期乌克兰抵挡住俄军对基辅的进攻，给了美国和北约通过军援可以帮助乌军战胜俄军的希望，2023年乌军大反攻的失败则使美西方认识到乌战胜俄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美西方并不打算从乌克兰危机中“抽身”，允许乌同俄罗斯和谈，而是选择继续利用乌抗击俄。因为美西方不能以与俄罗斯妥协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并且仍然相信凭借自身更强大的实力，能够在这场持久战中获得胜利。未来美国将延续援助乌克兰政策，以乌遏俄。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供应大量先进武器，包括F-16战机等，甚至放开对中远程导弹等军援管制，并提供情报支持和财政等援助。不过变数依然存在：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有可能减少对乌军援金额。
其次，美国将继续在欧洲遏制俄罗斯。美国将继续加强在波兰等东欧前沿盟国的军事存在，并与芬兰、瑞典这两个北约新成员国发展军事合作，领导北约巩固自身防御、加强对俄威慑。北约自2022年发布新版战略构想，将俄罗斯界定为“重大而直接的威胁”以来，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提高武器产能，以增强各成员国作战实力，同时保障对乌克兰长期武器援助。北约继续在东欧前沿开展“坚定捍卫者”等陆军大型联合演习，加强从波罗的海和黑海方向的对俄空域侦查，举行多国海、空军联合演习，以对俄施加军事压力，甚至牵制一部分在乌克兰执行军事任务的俄部队。
再次，美国将加大对俄核威慑力度，同时防止乌克兰危机升级到使用核武器的地步，降低美俄核冲突风险。美国指责俄罗斯领导人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表态不负责任，警告俄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将重新在英国部署核武器，更新其在欧洲其他国家军事基地的战术核弹。北约每年举行“坚定正午”核演习，甚至公开演练针对俄罗斯的模拟核打击。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公开提醒俄罗斯要避免可能导致他国核误判的言论、与俄方就防止核战争问题进行秘密接触等方式，降低与俄核冲突风险。
最后，美国将继续在欧亚地区遏制俄罗斯。除了乌克兰，美国将继续支持反俄的摩尔多瓦等国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美国或利用欧亚国家间既有矛盾，挑起新的紧张局势，以离间俄罗斯与区内伙伴国的关系。美国将通过发展与欧亚国家在双边或北约框架下的军事政治合作，排挤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使这些国家不再将俄视作地区安全的主要保障者。美国将继续发展与欧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鼓励它们与俄罗斯保持距离；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和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等方式，阻挠这些国家参与俄主导的地区一体化。对于亲俄的白俄罗斯，美国则继续保持经济制裁和军事施压，以压促变。美国将加大对欧亚国家的民主渗透，致力于培育“颜色革命”进而动摇俄在这些国家的势力基础。
（二）继续制裁俄罗斯
美国将继续实施行业制裁，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军工、冶金和高科技等关键行业的封锁。美国将强化贸易制裁政策，以减少俄罗斯出口收入，压缩其进口军民两用技术设备的渠道。美国还将继续扩大针对俄罗斯高官、议员和寡头等精英的人员制裁，对俄实施空中交通等禁令。长期实行对俄制裁政策是由一系列美国安全与外交政策文件、行政命令和国家法律所确定的。比如，202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定了对俄罗斯综合遏制战略，即运用经济、军事、政治和信息等所有手段遏俄。一旦新的制裁措施在法律上得到巩固，取消制裁将更加困难。美国仍然指望通过持续增强的经济制裁，达到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停战撤军的政治目的，同时削弱俄经济和军事实力，影响俄精英和民众以动摇普京政府的执政基础。有鉴于此，俄罗斯专家无奈预言：“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危机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唯一现实的情景就是制裁升级。”
（三）继续利用“民主”工具干涉俄罗斯内政
在俄罗斯传播美式民主和人权的愿望不会从美国外交政策中消失。2024年普京以高票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这一事实表明，美西方指望借助经济制裁、军事政治遏制和信息战激起俄民众推翻普京政权的政治企图落空。尽管如此，美国将继续在俄推广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利用“民主”工具干涉俄内政。美国将继续支持俄罗斯反对派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以影响俄公众舆论、社会精英乃至政治局势。美国批评俄罗斯民主和人权问题的一个最近表现，是指责俄应为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利内之死负责、质疑2024年俄总统选举的公正性。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对俄罗斯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会更重——从批评俄政权对反对派活动的限制到抨击选举的不公正性，甚至鼓动俄民众推翻现政权。
（四）在核军控领域合作可能性不大
选择性合作是长期以来美国对俄政策之一，而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美国极不情愿地维持了与俄罗斯在核军控领域的合作。实际上，两国在这个仅存领域的合作也已空心化。防止与俄罗斯发生核冲突，并利用核军控条约削弱俄核潜力，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俄政策的理性选项。一方面，美国认识到，在当前对抗中，俄罗斯因为在常规武器上与北约差距甚大，强化了核武器在保卫本国和盟国安全方面的作用，美既要预防与俄核冲突风险，又不容许俄以核威慑方式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另一方面，利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控制和削减俄罗斯核武器规模、避免与俄进行核军备竞赛的风险、与俄在全球范围降低核武器的作用，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可能要求俄罗斯恢复实施《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俄共同延长条约有效期。当然，这是民主党方面的观点。对于民主党人而言，问题是在加大对俄罗斯核威慑力的同时，如何使俄保持与美核裁军合作。
特朗普和很多共和党人无意保持与俄罗斯在核军控领域的合作，要求美国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们认为该条约束缚了美国，使俄罗斯和中国更强大，却使美更虚弱。他们建议加强美国核力量，做好同时面对俄罗斯和中国两个核对手的准备；评估美核力量现状，消除可能存在的缺陷；要求未来与俄达成的任何限制美俄核武库的军控协议都要限制俄所有核力量，包括非战略核武器，并且同样限制中国的核武库。换言之，共和党人主要致力于更新美国核武库，追求对俄核优势，而不重视美俄核裁军合作。
四、未来俄美出现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未来俄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在2024年两国总统选举后改善的概率小，幅度有限。2023年12月，普京提出俄美关系恢复正常的基本条件，即美国尊重俄罗斯的利益，通过对话与互相妥协，而不是制裁与军事遏制方式解决彼此间矛盾；并表示俄已做好与美关系正常化的准备，但美方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由于在俄美关系中美攻俄守，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归属对俄罗斯可谓重大利益，对美国却是次要利益。因此，未来存在一些能够使美对俄认知和现实需求发生变化，从而放松对俄遏制与制裁的内外部因素。在这些特定条件下，俄美关系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其一，若特朗普当选总统，且美国对军事援助乌克兰保持克制，俄美关系或将部分改善。在乌军反攻俄军失利的形势下，美国民主党仍倾向军援乌克兰，共和党则主张限制对乌援助，两党分歧已造成国会对一部分援乌法案的长时间争论和审批滞后。2023年10月，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一份总额约1060亿美元的2024财年紧急预算案，其中包括614亿美元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143亿美元对以色列军事援助、140亿美元美墨边境移民执法资金等。拜登政府特意将对乌和对以军援“捆绑”送审，又附加共和党要求的美国边境管控拨款，就是要争取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使对乌援助得以通过。即便如此，经过两党长久的争论和讨价还价，众议院迟至2024年4月才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等的950亿美元四项法案，其中对乌援助为610亿美元，对以援助上调为260亿美元。该法案随即获得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批准和拜登总统的签批。援乌法案审批滞后必然延误美国对乌武器装备交付，影响乌军战斗力和乌俄战局。从2023年12月以来，俄军在乌克兰多数方向上缓慢而持续地扩大控制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要想保持其在乌地缘政治收益，必须不断提高支出成本，而美两党就新的援乌法案达成一致将更加困难。随着反对向乌克兰提供高额军援的美国民众和两党议员人数不断增加，未来美政治精英有可能在减少对乌援助问题上达成共识。本就不愿对乌克兰承担过多责任的特朗普如果赢得总统选举，可能顺应民众意见和两党共识，实行对乌减援政策。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冲突将明显弱化，使美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其二，美为拉拢俄共同遏制中国，或主动调整对俄政策。有分析认为，美国为加大对华遏压力度，有可能会放松对俄制裁和遏制，拉拢俄联手对华。美国视中国为唯一既有意图，又有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实力重塑美主导现行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实行对华经济打压和军事政治遏制政策。无论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如何，新一届美国政府都将延续既定政策，持续加大经济、军事、政治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对华遏制力度，甚至可能在中国周边制造类似于乌克兰危机的混乱，以达到扰华弱华目的。美国可能为集中力量遏制中国，改变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放松对俄制裁和遏制，以拉俄遏华。但目前来看，美国实行拉俄遏华策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不可能在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诸多美俄矛盾上作出让俄罗斯满意的妥协和让步。即使美国实行这一策略，俄罗斯也不大可能以损害对华关系为代价换取对美关系改善。
其三，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分散一部分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冲突升级为中东地区战争，美国将卷入其中，从而不得不大幅减少对乌援助。中东因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全球水陆交通枢纽地位等，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地区，以色列则是美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军事政治盟友和意识形态伙伴。2023年10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发生后，美国积极向以提供军事援助，出现以、乌（克兰）两国竞争美军援的问题。2024年4月以色列和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互相袭击，双方武装冲突可能升级为地区性战争。巴以冲突、伊以冲突和伊朗核问题等相互交织，可能使美国深度卷入中东战争，难以同时充分满足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武器需求，从而不得不降低对乌克兰危机干涉力度。俄美对抗或将因之有所缓和。
以上所述只是一部分未来可能导致俄美关系有所改善的因素，将来也可能出现其他产生相同作用的因素。即便如此，俄美关系在中长期预计都不会有实质性改善。
五、结语
无论是持续执掌俄罗斯政权的普京，还是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的领导人，都将延续本国既定的外交战略。鉴于导致俄美全面对抗的诸多矛盾不大可能得到解决、两国缺乏以互相妥协求共识的态度等因素，不难预测，俄美全面对抗将贯穿普京新的六年总统任期，甚至延续到2030年代上半期。
未来，俄美全面对抗在继续实力对决的态势下，有两个重大风险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其一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可能在到期后自动失效，届时俄美战略军备将无约可控。这种前景将重挫世界核不扩散进程，有可能重启俄美核军备竞赛。其二是美国和/或北约若干成员国派兵干涉乌克兰危机，导致其同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生有限规模的直接常规武装冲突。如果俄军在乌克兰继续推进战线和扩大占领区，突破美国和北约的容忍底线，后者以某种方式直接军事干涉乌克兰危机就势所难免。俄美两国都努力避免核冲突，因而核冲突风险不大；但俄罗斯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能否避免在乌克兰发生直接常规武装冲突，却是一个愈发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开放式问题。
作者：柳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