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以来的绝大部分时期，外交策应是双方战略协作的主要领域。外交策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共同维护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以2014年中俄两国启动天然气战略合作、扩大经济和军技合作以及随后推动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为标志，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共同发展时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内涵在于：在保持既有的高水平外交策应的基础上，中俄两国将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进行对接合作，充分发掘双方合作潜力，以实现共同发展目标。关键词

【关键词】中俄关系　战略协作　外交策应　共同发展

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在继承中苏关系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中俄战略协作在各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实现重大发展，并成为“冷战”后邻国间和大国间关系的典范。

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1996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此，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从政治语义角度分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包含两个构件：其一是“伙伴关系”，强调两国友好关系和各自独立性;其二是“战略协作”，强调双方协作的全局性和长期性。前者是性质，后者是特征。因此，正如双方反复对外宣布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友好合作关系，不是结盟关系，也不针对第三国。至于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的范围，根据《联合声明》，包括战略稳定、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等，当然，这些只是双方最初的意向领域。

虽然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倡议是俄罗斯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一拍即合的外交成果有其合乎逻辑的成因。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不仅无情地打破了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迷梦，而且促使其实行全方位外交，在东方寻求与其一道反对北约战车东进的政治朋友。而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赢得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信奉欧亚主义的普里马科夫主政俄外交部等因素，都显著地加强了俄国内主张发展与中国密切关系，以恢复俄大国地位的政治力量的影响。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中美军舰在台湾海峡对峙等事件表明，美国对华“接触+遏制”的双面政策已向遏制方向倾斜，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干预。由此可见，美国的遏制政策、对美国单边主义和“冷战”后国际安全格局走势的严重忧虑，是促使中俄两国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最主要原因。当然，共同应对各自国内及中亚地区“三股势力”的威胁，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也是中俄共同利益所在。

随后，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主要机制，包括两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定期会晤机制相继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设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副总理级)、人文合作委员会和能源谈判代表会晤机制，其中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包括经贸、能源、运输、核能、科技、航天、银行、信息等分委会和秘书处。这些磋商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在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和战略协作方面发挥出日益增强的作用。

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的初期成果，主要体现在外交策应上。中国支持俄罗斯在车臣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行动，俄罗斯则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不仅巩固了中亚地区和平与稳定，而且将“上海五国”元首会晤变成一个开展多边合作的地区机制。正如1997年《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所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两国战略协作的优先方向。在反对单极霸权方面有效协作的突出案例，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并促成科索沃问题最终在联合国安理会范围获得政治解决。普里马科夫提议建立的俄中印战略三角，也是俄罗斯所主张的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显然，军事技术是中俄间最富成果的合作领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事工业步履维艰，乐于向任何有购买力的客户出售武器，以维持其生存。中国面临军事力量现代化问题，把引进外国军事技术作为重要解决途径之一。因此，从1992年起，中俄两国军技交易呈现快速发展之势。1995—1999年，中俄军火贸易额达33亿多美元。其中主要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现代化潜水艇、驱逐舰、雷达系统、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尽管中国是俄罗斯军技最大进口国，但是这时的中俄军技合作未必达到战略协作水平。因为中苏对抗的历史记忆、尚未解决的中俄边界问题、俄罗斯对本国安全的担忧等困扰着俄军售决策层，在对华高新军事技术出口方面存在诸多限制。

2000年，年富力强、信奉实用主义的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其新政将给中俄关系带来哪些变化呢?根据同年出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俄对华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使两国经济合作规模与政治关系水平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俄年度贸易额一直在60亿美元上下徘徊，这一指标远不符合两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关系水平，更不能同中美、中日贸易相提并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从2000年开始，中俄贸易开启了长期、高速的增长进程，尽管规模与质量仍待提升。

2001年是当代中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得以签署。中俄两国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升格为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这不仅是其成员国应对中亚“三股势力”等安全威胁的共同利益的结果，也是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先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好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开创中俄“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局面。该条约还包括促进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战略协作目标，反映了中俄两国在反对单极世界问题上的共同立场。这两大事件都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没有走出科索沃战争所导致的低谷、普京政府基本延续叶利钦—普里马科夫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政策的形势下发生的。但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非世界大洋中的“孤岛”，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不可避免地波及中俄两国及其相互关系。“9?11事件”后，美国不得不将对外战略重点从遏制中、俄等地区大国转向反恐，普京总统抓住时机，推行其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与美国结成反恐伙伴关系，同北约建立“20国”合作机制，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俄美关系的改善，使普京联华制美的战略需求大为减弱，中俄战略协作因此松懈。中俄两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协作首先弱化，因为联合抵制单极霸权，推进世界多极化，其实就是针对美国的。中俄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主要是维系《反导条约》方面的战略协作也出现不谐。此前俄罗斯拉中国一起坚决反对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但是2001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反应平淡，与此前中俄两国的共同立场格格不入。继而俄罗斯提出与北约合作建立欧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倡议，更让中国感到莫名其妙。

中俄战略协作的淡化，反映出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地缘政治考量优先性。地缘政治形势既能促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能影响其发展状况。俄罗斯虽然地跨欧、亚两洲，但其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属于欧洲文明，只有当其在西方遭受挫折或冷遇时，才会想到东方，反之，东方就退居次要地位。简而言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似乎是俄罗斯的一张“外交牌”。同样，中国在对美外交中也有打“俄罗斯牌”的情况。其二，不稳定性，或者说易受一方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普京认识到，俄罗斯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危机问题，而不是遏制美国单极霸权，况且实践证明俄“多极化”外交政策已经失败。但是要为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发展与西方的稳定的合作。俄罗斯对西方政策一经调整，对中俄战略协作的影响立刻显现出来。

尽管受到影响，但是中俄在地区和双边层面的战略协作仍然有所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签署为该组织奠定了国际法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相继建立起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部门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成立了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完成了自身机制建设。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还签署《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文件，在经贸、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中俄双边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俄双边合作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俄罗斯因为不愿意中国投资其战略资源领域，阻止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对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的收购行动。出于能源管道和出口市场不依赖中国等考虑，俄罗斯将双方早就确定的安加尔斯克—大庆石油管道项目长期搁置起来。这些问题表明，普京政府在对华合作中既追求利益最大化，又持防范态度。

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由于俄美两国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等问题上矛盾激化，普京政府实行坚决维护包括俄发展道路在内的核心利益的新斯拉夫主义外交。在这种外交政策中，中俄关系因其制衡西方的战略意义而处于优先地位，因此，两国战略协作再度加强。美国入侵伊拉克，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西部边界，独联体多国发生“颜色革命”等形势变化，促使两国在2005年签署《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阐述双方对国际新秩序、维护发展模式多样化、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等问题的共同立场。中国和俄罗斯都反对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东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共同抵制美国的太空武器化图谋。中俄两国都担心“颜色革命”导致中亚地区社会政治动荡，进而危及各自邻近地区的稳定，因而支持中亚国家抵御“颜色革命”、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举措。2005年阿斯塔纳峰会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宣言》要求美国制定从中亚撤军时间表，对美国的中亚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同时，中俄双边合作成果斐然，并且反映出协作的战略性逐渐增强。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俄边界全线走向都已确定。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大大增进了两国政治互信，为双方深化其他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2005年中俄两国启动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双方军事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2006年中俄两国就泰舍特—纳霍德卡输油管线(以下简称“泰纳线”)的中国支线项目达成协议，俄方动工兴建“泰纳线”的泰舍特—斯科沃罗季诺管道，标志着中俄原油管道合作项目进入实施阶段。中俄贸易额连年增长，2007年达到481.7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则成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在“梅普组合”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稳定的发展。亚太国家经济和区域化的蓬勃发展，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迫切性等因素，都促使俄罗斯加强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2008年新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规定，俄对华政策注重提升双方经济合作的规模和质量，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俄中印(度)三国”和“金砖四国”等框架下的合作。中俄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有效运作。2010年中俄原油管道完成建设，次年开始向中国供应俄罗斯第5卷总第30期俄罗斯学刊500万吨，这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除了2009年因国际金融危机而下滑之外，中俄贸易额总体上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792.5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俄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军演提高了两军在陆、海、空战中的协同作战能力，双方军事技术合作不断发展。中俄人文合作日益扩大，“语言年”活动加强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两国在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和世界多极化、维护国际战略稳定、打击“三股势力”、稳步实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治解决朝鲜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及叙利亚问题、加强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合作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进行了良好的协调与合作。应当说，“梅普组合”时期俄美关系的“重启”和俄欧务实合作的进展没有削弱俄罗斯发展与中国合作的兴趣，而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则进一步加强了中俄在经贸等领域的协作。

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逐渐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中俄关系角度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具备了较为扎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因而具有了相当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外部环境看，美国对中俄两国的遏制不仅没有放松，随着美国经济摆脱衰退，反而呈现加强之势。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则因为普京回归总统府而复杂化了：最初因为俄国内政治问题而互相疏远，继而因美国部署欧洲反导系统问题导致俄美关系紧张，2013年俄美两国围绕叙利亚和斯诺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外交交锋，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俄与西方严重交恶。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采取的友好中立立场受到俄罗斯的赞扬，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是可信的伙伴，主张加强中俄关系。

为了缓解西方制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俄罗斯被迫将外交重点“转向东方”，特别是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给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额外的驱动力。中俄天然气合作取得突破性成果：2014年5月签署总额4000亿美元、以380亿立方米年输气量供应30年的《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11月签订供气规模为300亿立方米/年、供气期限为30年的《关于沿西线管道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中俄天然气合作的启动，将促进中国天然气进口渠道多元化，进一步加强两国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俄贸易额为952.8亿美元，同比增长6.8%，中国保持了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俄罗斯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截至2014年9月，中国累计对俄罗斯各类投资达到320亿美元，成为俄罗斯第四大投资来源地。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14年秋季中俄两国已经签署《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供应合同》，合同规定俄罗斯将向中国供应至少6个营、总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对华供应S-400防空导弹系统将为双方军技合作的新一轮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中俄两国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方面的合作逐渐启动。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俄领导人基本消除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忧虑，双方商定将寻找该项目和即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契合点。2015年5月，两国发表《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将通过发展两大工程建设的对接合作，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月中俄两国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合作形式和融资模式备忘录，中方表示将向该高铁项目投资超过70亿美元。该高铁线将成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一部分，预计还将向西修建到圣彼得堡的分支线路。

笔者认为，以2014年中俄两国启动天然气战略合作、扩大经济和军技合作以及随后推动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为标志，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进入共同发展时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内涵在于：在保持既有的高水平外交策应的基础上，中俄两国将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进行对接合作，充分发掘双方合作潜力，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综上所述，近20年来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实现了从外交策应到共同发展的重大跨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践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保持独立，睦邻友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利益均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等。中俄“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家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成为当代世界邻国间和大国间关系的典范。

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

从实践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从初期的外交协作扩大到政治合作与军事技术合作，再发展到现在的经济合作与能源合作。不仅合作领域在拓展，而且各个领域的合作深度也在加强。基于共同利益的、日益达到战略水平的多领域合作，构成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靠基础。

首先是外交协作。既然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和来自霸权主义的压力是促使中俄两国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最主要原因，那么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中俄战略协作的最重要部分，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指望通过融入西方国际体系的方式保持其大国地位的努力失败，美国利用俄罗斯的衰弱推动北约东扩，以兼并原属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引起俄外交抗争。同时，苏联解体虽然改善了中国的“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安全环境，但是也使美国联华抗苏战略失去基础，并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遏制对象。这样，由于中苏交恶历史和包括边界争端在内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问题，原本难以推进双边关系的中俄两国，却越走越近，结成战略协作伙伴。

中俄外交协作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多边四个层面展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层面的协作，包括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对美国的反制，如反对美国的军事政治同盟体系向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国家扩员或者加强部署军事力量，反对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反对美国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反对在外空部署武器以及反对世界单极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在这些方面的外交协作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其关乎两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国至今都避免形成广泛意义上的反美同盟，即使在上述具体问题上的外交合作，也仅限于外交声明。地区层面的外交协作主要是在中亚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在亚太建立开放、平等的地区安全结构。中亚和亚太是中俄两国的邻近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及有关国家的利益。在双边范围，中国和俄罗斯坚定地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还在诸多国际问题，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开展合作。两国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中俄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开展外交协调与合作。中俄外交协作虽然由于美国时常拉俄压中或者拉中压俄而出现短暂的松懈，但是总的说来，富有成效，并呈现加强态势。

其次是政治合作。中俄政治合作最初包括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反对“三股势力”、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双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对话机制，有力地促进了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是这方面合作的重大成果。边界问题涉及中国民族自尊和历史记忆以及中俄政治互信，中俄两国通过共同努力彻底解决了复杂的边界问题，为双方发展政治关系、扩大其他领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支持对方反对“三股势力”，而且在中亚地区开展这方面的合作。进入新世纪，中俄两国在抵御“颜色革命”、维护文明多样性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保持二战历史观等问题上相互支持与合作。

再次是军事技术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6年前后，中国连续多年占据俄罗斯的武器出口第一大国地位，从俄罗斯采购了数量庞大的军用飞机、防空武器和海军装备，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苏-27与苏-30战斗机、“956”型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柴油动力潜艇、S-300PMU1防空导弹系统与道尔М-1地对空导弹系统。2006—2013年，由于中国对俄一般性军事技术需求趋于饱和等原因，两国除了执行以前签署的一些大宗武器装备购买合同，主要是中方进口防空导弹系统、航空发动机、航空系统和海军装备部件之外，军事技术合作规模呈现下降态势。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军技出口主要市场之一。以2014年秋季中俄两国签署《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供应合同》为标志，双方正迎来新一轮军技合作高峰期。这是俄罗斯首次向外国出口S-400防空导弹系统，也是中俄军技合作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它表明双方军技合作已经具有战略性，能够发挥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支柱之一的作用。中俄军技合作的这种战略升级，虽然有乌克兰危机后国际形势的间接推动，但是主要还是两国高水平的战略协作关系和军技合作长期发展的结果。

曾经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薄弱环节的经济合作，现在已经变成其战略基础之一。中俄贸易额从1996年的68.4亿美元，发展到2014年的952.8亿美元。从2011年起，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也位居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中俄贸易商品结构逐渐改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有所增长。可以说，中俄贸易基本达到两国元首确定的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开始瞄准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相对于双边贸易成果，中俄投资合作显得有些滞后，但是中国也已成为俄罗斯第四大投资来源地，并且双方正积极发展投资合作。不断发展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而经贸合作终于发展到能够为这种战略关系提供动力的水平。

能源合作也已发展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基础。中俄石油贸易不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进口少量俄罗斯石油，到2014年进口3310万吨石油，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2010年中俄原油管道完成建设，次年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开始向中国提供稳定可靠的原油供应，这标志着两国已经确立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两国能源公司在共同开发油气田、炼油化工方面的合作日益扩大，形成油气上、下游一体化合作格局。以2014年5月《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和2015年5月中俄西线管道输气基本条件协议的签署为标志，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启动。同时，两国在核能、电力、煤炭等领域合作全面推进，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并进入长期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变量

这里的“变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变量，而是特指那些有可能消极地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美国因素、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共处问题、中俄战略互信问题。

首先是美国因素。美国既是促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最大外来动力，又是分化和弱化中俄这种战略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有实力和工具影响中俄关系，实际上也时常离间中俄关系或拉拢一方压制另一方，以防止中俄两国接近并挑战其国际地位。而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均有求于美国，在一般情况下两国都将发展与美国关系作为各自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这就使美国针对中俄关系的离间和弱化策略并非总是落空。比如，“9?11事件”后美国利用俄罗斯改善与美欧关系的需求，加强了与俄在反恐、北约等方面的合作，从而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架构下的合作明显松懈。就中俄美三角关系而言，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俄两国即使联合也不能撼动美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决策不同，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如果联手抗衡美国，美国再想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单边主义就不太现实了，2013年中俄联手成功阻止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计划就是明证。在当前美国既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又利用乌克兰危机遏制俄罗斯崛起的情况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与俄美冷淡关系还将持续，但是不排除在中远期美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妥协，进而拉拢俄共同遏制中国的可能，对此中俄两国都需警惕。随着中俄共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加上两国对美国分化、弱化策略的清醒认识，相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具有稳定、不受外力影响的特性。

其次是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共处问题。俄罗斯视中亚为其“后院”和阻止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隔离带”，对于任何大国，包括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都持或明或暗的排斥态度。中国无意挑战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在中亚有着合理的利益，比如保持与中亚国家边界安全，防止“三股势力”以中亚为跳板向新疆渗透，发展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经济合作等，对此俄罗斯也予认可。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俄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的重大成果，但是出于对中国在该地区作用和地位增强的担忧，这个组织在实践中也时常被俄罗斯当作影响中国在中亚的政策与合作方案的机制。

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存在的主要忧虑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影响到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发展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中国利用同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来压低从俄罗斯进口油气的价格，中国与中亚国家建设公路、铁路网络影响到俄罗斯成为欧、亚两洲主要运输通道构想的实施。中国一直在对俄罗斯方面做增信释疑工作，不无效果，但是并没有使之释然。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之后，中俄在中亚的关系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如何处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初俄罗斯的反应是很抵触的，因为他担心中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名义下占领中亚地盘，给俄即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当头一击。在中方各界反复地对俄罗斯做工作，特别是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实施对俄经济制裁之后，俄罗斯开始改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消极看法，寻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项目对接，其结果是2015年5月两国发表《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两大工程建设的对接合作对于协调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好事，若能推动中俄在中亚甚至独联体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给两国及地区内各国带来莫大的福祉。但是客观上，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道路和管道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投资等方面，对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产生一定的竞争，中国还需要继续做好俄方的思想工作，使之释去疑虑，与中方共同落实对接合作。

再次是中俄战略互信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一个与时俱新的问题，很有必要给予重视。20世纪90年代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不乏市场，21世纪初俄远东中国移民、中国在中亚地区“扩张”等问题被某些俄罗斯人视为潜在威胁。现在，随着中俄国力和国际地位易位，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成为俄罗斯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心理障碍。这种疑虑包括：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中国崛起后将推行什么样的对俄政策，中俄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否使俄处于不利境地，中国是不是俄罗斯战略竞争对手，等等。

举例来说，2014年1月21日，在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危机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刻，著名智库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发布了《21世纪的战略(讨论稿)》，该报告竟然认为，未来俄罗斯安全面临一“软”一“硬”两个威胁：一个软威胁是中国的逐渐强大，他以使邻国依附于自己为传统目标;一个硬威胁是近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向俄罗斯势力范围甚至俄国内的蔓延。众所周知，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俄知识界或政界或商界的精英，然而这些精英对本国眼前面临的西方地缘政治挤压视而不见，却对未来中国崛起后的邻国政策忧心忡忡，这不能不说明俄罗斯对华战略疑虑之深且重。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人对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不信任、不看好的态度。因此，着眼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中俄两国需要继续做好增信释疑工作，深化各领域战略协作，以持续加强战略互信。既要如普京所说，让俄罗斯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对俄来说不是威胁，中国之风是吹动俄经济之帆的机遇，又要让中国感受到俄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战略协作伙伴。

四、结论

通过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进程及其内外动力、制约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以来的绝大部分时期，以战略水平标准来衡量，外交策应是双方战略协作的主要领域。外交策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共同维护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并且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二是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正是由于外交策应所引领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带动了两国在其他领域合作的深化，从而使这种战略关系的基础日益巩固。

第二，以2014年中俄两国启动天然气战略合作、扩大经济和军技合作以及随后推动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为标志，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一个质量全新的阶段——共同发展时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内涵在于：在保持既有的高水平外交策应的基础上，中俄两国将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进行对接合作，充分发掘双方合作潜力，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第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保持独立，睦邻友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利益均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等等。历史和现实表明，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架构下不断丰富和深化战略性协作的内涵，符合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俄关系的康庄大道。在可预见的将来，不需要建立中俄军事政治同盟。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已经超出中俄双边范围，成为当代世界邻国间和大国间关系的典范。

第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从初期的外交协作、政治合作与军事技术合作，扩大到现在的经济合作与能源合作，未来还可能向区域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拓展。战略基础的扩大和增强，将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第五，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面临美国因素、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共处和中俄战略互信等现实或潜在的问题。由于中俄战略关系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相信两国能够从战略高度处理好这些问题，使相互关系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

第六，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前景良好。其依据在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两国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确立的最适合两国国情的关系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安全环境维护方面开展战略协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中俄两国都把发展相互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长期方针和外交优先方向;随着两国共同发展战略的落实，中俄经济相互依存度将不断提高，双方战略协作关系的不可逆性也将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