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民族的观念和资源，重新组织传统国家和社会，推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秩序构建，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华民族建设的历史延续和时代创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复合现代性的分析范式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出复合性主体要素、复合性动力机制和复线性发展道路，显示出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一般逻辑与特殊逻辑，也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与智慧。
关键词：复合现代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民族构建 国家构建
作者朱军，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副教授，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冲突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伴随新征程上全面扬帆启航，国际国内的各种风险隐患复杂棘手，西方大国恶意竞争、围堵打压中国的态势变本加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肆虐、以邻为壑，俄乌、巴以冲突引发全面对抗性战争的恐慌与人道主义危机，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的前景面临日趋增多的风险压力与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要旨在于通过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努力，主动和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中华民族的全体国民、各个民族以及国内外各种积极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从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的重大意义，推动我们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时代内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系统蓝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与经验，应该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和探讨，从而有助于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一、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复合现代性的分析范式
在描述中国当今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时，“现代化”和“现代性”依然是一组有力的解释概念。“过去几年来，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式微，依然非常流行，这既表现在改革政治和制度框架的各种努力的一般意义上，也表现在对不久前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研究的特定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迈向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在同一历史进程，显示出中国的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以一种特定的逻辑紧密关联在一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质指向现代国家的人口要素在政治社会变迁中呈现出一种新型组织形态，结成国民整体性或者民族一体化状态，从而为现代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员力量和组织资源。正是在国家一体化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以关联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的理论话语：“民族统一构设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比喻，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深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容与演进规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统领和指导之下，学术界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和国情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之下，从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相关学理出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规范性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是，“不同群体对中华民族理论内核的阐述并不一致，有的阐述甚至是相互抵牾的”，亟需“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统摄新时代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演进与理论认知上，大致存在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双重构建说。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民族观念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在近代进入中国，引发了政治社会秩序的现代重组，推动了中华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双重构建。“双重构建说”认识到以民族组织现代国家与社会的重大意义，指出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不均衡发展及其产生的张力冲突，并较早提出要构建有利于国家一体化与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理论。
第二，错位构建说。这种观点认为国族是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构建相匹配的政治民族，民族国家与政治民族（国族）具有内在贯通性的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构建表现出先于国族构建的错位性。中华民族建设具有强烈的构建属性，理应需要国家构建的大力推动和动态匹配。“但中国的政治民族并不是社会民族间历史磨合的产物，而是现代国家先期确立国家权力体系，并在权力所控制的领土、人口与主权范围内刚性生成的特殊民族概念”。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的时间，建立了以人民/阶级为主轴的国家构建话语，民族构建处于第二位阶，未受到重视，从而引发了“滞后的国族建构便成为总体的国家建构中一个颇显紧迫的重大问题”。④“错位构建说”指出中华民族构建并未受到单元民族实体化建构的冲击和干扰，而是未把国族构建纳入国家构建的中心话语，从而在实践中滞后于国家构建，因此，需要及时推进国族/国家的吻合性建构。
第三，叠合构建说。这种观点肯定了中华民族具有“国族-民族”的双重结构，指出中国共产党推进的中华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具有同步性和叠合性，“而在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共有意识地将国家构建与国族建设列入同步推进的规划”。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了国族建设阶段，但是，中国的国族建设具有自身的共同体建设逻辑”，“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核心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建构的五重逻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巩固的制度基础、建设路径等提供了清晰的学理阐释，论证了中国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哲学根基和内在逻辑”。叠合构建的重要机制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以及“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作用更是促进了国族一体化建设与国家政权一体化建设的叠合、共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叠合的”。“叠合构建说”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作为理论指导，深入分析了中国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叠合性特征，从而有效解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新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连续性与创新性问题。
上述代表性观点共识性地承认和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认同、情感与身份维度，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现代国家建设有机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究竟是以“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理论，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进，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的互动关系，仍然存在着理论认知的分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内涵是国民身份体系建设和社会核心价值的凝聚，相关方面的讨论仍然受制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组张力的影响与制约。这使得任何一种企图通过单一因素、单向进程或简化变量的理论方法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具体实践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道路，以及由此总结和提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和理论，也应该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复合现代性特征的生动体现和理论凝炼。
何谓复合现代性？在对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内在缺陷的深度反思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倡导一种既符合现代性的普遍规范，又能够体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特点的复合现代性分析范式，成为国内研究者讨论的理论主题。冯平等人主要是从认识论上提出了“复杂现代性”的概念。“‘复杂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立场，是在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肯定它所呈现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普遍趋势的基础上，强调它自身理念的演化和表达形式的多样化”。④张振波、金太军把复合现代性作为分析范式观察中国政治秩序在价值、结构和实践多个维度的发展图景。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而非机械的和宿命式的单线性，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就有精辟的阐释。恩格斯指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把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与人的活动的作用有机统一在历史的辩证决定论的唯物史观之中，深刻揭示了历史进程的演进发展、动力机制和影响结果都是由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复合现代性范式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新特质，并把这种观察置于现代性运动的世界视野之中，从而试图客观分析中国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复合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分析范式，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以下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第一，复合现代性强调现代性本身的组成维度和要素就是复杂和多元的，每种要素也因时空条件差异出现不同的排列组合、优先次序和价值选择。“复合（compound），意指两个或多个元素在某一方向上的混杂与组合，因此‘复合现代性’就指涉不同现代性要素在某一维度上的相互搭配关系和组合形式”。
第二，复合现代性指出现代性发展是复合动力机制基于时空限制交织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定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国家的特定遗产密码，以及个体和集体行动者的策略，综合影响现代性价值目标、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选择，从而决定现代性多线程的发展轨迹。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比较不同类型的复杂社会应对严峻挑战能否适应性生存时，特别提到：“一个社会的应变能力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社会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动力就在于政治行动者（如政党）在给定限度下合理运用、变革历史文化遗产与制度模式的能力。
第三，复合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并非是一种在线性发展观支配之下同质化传播的过程，而是一种复合多线程的社会变迁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也揭示了历史发展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是多因素的而不是单因素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复合现代性以非线性发展观作为方法论指导，指明了现代化任务目标的叠合性和行进道路的多线性，从而为不同地区和国家走向一条普遍又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性主体要素
从学理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其规范性基础是民族建设或者民族国家构建理论。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民族建设包含了两个紧密关联的组成要素：一方面是政治统一建设，另一方面是文化统一性建设。与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特征相对照，复合现代性诚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特征。多民族国家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刻画与塑造，体现为容纳多元民族认同平等共生的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转型与社会整合的包容性发展和构建强力有为的多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性主体要素。
（一）容纳多元民族认同平等共生的意识形态
在西方民族国家演进中，民族建设实践背后的思想推手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作为历史主体为政治社会秩序构建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是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统一。“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围绕民族与国家相统一的政治理想，民族主义是一种推动和激励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但是，“民族主义主要提出的是人类社会的归属问题、确立归属和协调归属的原则，并没有涉及更多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主权颠覆了政治社会秩序的神意和王权基础，人民被等同于民族，民族合法性原则充当了人民主权原则，但是在如何定义人民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的人民范围时，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欧洲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人民包含了分层的人民和有机的人民的维度，从而产生了自由民主式与族群同质性两种对待民族认同的制度方案。在人民主权普遍化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原则的过程中，如何理解人民的民族属性和阶级属性，从而为政治社会秩序建构的主体赋予何种集体身份和准入资格，这就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价值理念的根本性区别。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秉承的意识形态是“多元一体主义”，它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大一统”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深度结合的成果。与民族主义根植于西欧文明传统不同，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多元一体主义”深深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体现为对天的至高性与唯一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延伸到政治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了天下观。西周革除殷商“天下观”的神权政治基础，为其添加了“敬德”和“保民”的道德伦理内涵。后世儒家学说吸收天下观与“夷夏可变”的思想，在汉朝形成了“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作为王朝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王朝国家的臣民不是同质性的民族，多元民族群体可以和谐共生于天下秩序之下，这规定了历史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底色；另一方面，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统一的政治秩序是王朝政权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王朝国家的前现代属性，决定了疆域空间与主权领土的差异性，人口社会地位和民族身份的不平等性，王朝国家的统一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众性民族意识也迥然不同。
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本体结构转化为“多元一体主义”意识观念，则需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其注入现代性内涵。当西方民族主义观念传入中国，建立独立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进步政治运动的目标，但是如何理解民主政治中人民的属性与内涵，则决定了中华民族建设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种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谋求对外彻底解放独立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才得以形成。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正式开启，迈入中华民族建设的新纪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多元一体主义”始终是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大家庭”，还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内涵赋予各民族一律平等地位并包容多元民族认同的复合现代性内核，始终构成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实质。
（二）推动社会转型与社会整合的包容性发展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民族建设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国家政治，民族主义这种政治性的文化要与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相关联，并推动传统社会的转型与现代性发展。在厄内斯特·盖尔纳（Earnest Gellner）看来，民族主义这种国家层面的普遍的高级文化的产生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紧密相联。“实际上，它（民族主义，引者注）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以深刻内化的、依赖于教育的并且受到各自的国家保护的高层次文化为基础”。在资产阶级走向工业社会的进步时代，民族建设不仅塑造国民主权的契约性政治结构，同时也作为资本发展的文化伴生物，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民族同质化过程。各种族裔的、宗教的、语言的等地方性身份从共同体的机械团结中走了出来，围绕个体主义的公民身份与拟制性的政治民族实现了社会的有机团结。以个体权利的界分实现契约性联合，以同质性民族为国家政治框定文化边界、赋予身份象征，从而为资本有效运行提供政治文化基础。“正是凭借民族国家的政治外壳, 殖民、市场和资本才能所向披靡走向世界”。
近代民族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各种政治社会建构思潮的结合，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提供了不同的方案。马克思主义以其超越民族主义的阶级利害观、基于解放全人类目标的（权利）正义观、消灭阶级压迫的人权观和承认多元文化的文化观，为传统中国的改造、发展与创建新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整体性方案。“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民族问题’，实则是一牵涉到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大问题。民族，并不光只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即为一例），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只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总问题的道路上不断实践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社会实践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集中体现为：第一，通过宪法确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国家责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作为指导，为法律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进一步赋予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的事实性平等的复合性内涵。这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念的鲜明特征之一。把促进和帮助少数民族繁荣发展作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国家责任，这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伦理，根本上不同于自由竞争与权利本位的西方民族国家的运行逻辑。第二，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框架之下，确立了以公有制为根本性保障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统一性调控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兴边富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和顺利推进提供了经济基础保障。第三，建立和完善连接民族地区内部、民族地区之间，以及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多元立体复杂交织的交通、通信、传播、网络等国家基础设施，不断深化跨民族、跨地域、跨城乡的紧密沟通和分工协作。这种基于利益均衡、共同进步、分享增长的包容性发展，是对传统的竞争性发展理念的修正，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整合和族际和谐。
（三）建设强力有为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
无论是缔造一种整体性和开放性的意识形态，还是推进国家的社会整合和包容性发展，都需要一个具有合法性和功能性的现代国家。“国家建设通常是指为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建设国家机构，而民族建设则是为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建立国家认同的同时，建设有效运行的国家”。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把民族国家建设视为由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组成：政治整合与国家认同。总之，一个具有权威性、合法性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国家，通过制度性保障、包容性身份体系与推进社会一体化，从而塑造各民族成员的国家一体感和国家认同感，这是民族建设成功的关键和组织性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有革命的一切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多民族不仅是描述意义上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异质性，而且作为一种规范性价值和历史文化遗产深度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尽管在理解现代国家的组成要素上存在诸多的差异，一个包含领土主权、国族-国民和国家统治系统等为一体的人类共同体，可以扩展作为理解中国现代国家概念的复合内涵。依托于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首先，新中国基本承续了历史中国疆域空间的幅员规模，在实现国家独立和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双重革命”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双重穿透”。这是理解新中国初期以“民族”为内容的政策话语实现了国家建设目标的关键。其次，在国族-国民建设方面，中国多民族国家认同实现的逻辑，是围绕“五个认同”的多种国家建构逻辑展开，这构成了民族建设的精神文化认同的多重面向，是一种复合性的文化发展战略。最后，多民族因素实质性刻画和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体制，形成了对民族集体权利的重视和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迥异于民族主义逻辑之下民族自决或者基于单一民族因素的联邦自治，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治的复合结构中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同时，它有效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克服了西方对抗性民主和“选票政治”的局限性。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性动力机制与历史实践
与世界历史普遍性进程相一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建设和认同整合的重要面向。借用民族的情感、意识与巨大的动员能力，建设一个独立、强大并蕴含人民属性的现代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核心目标。民族建设的“普遍要素”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之中，但是在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历史文化遗产和政治能动者策略选择所形成的复杂互动网络的综合作用下，变通、解释和再诠释这些“普遍要素”，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组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一）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在认识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扩张及其影响上，“冲击—回应”理论指出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政治社会秩序转型的被动性和模仿性，强调来自外部世界的“西方冲击”是导致“中国回应”结构变迁的主导因素。在柯文（Paul A.Cohen)看来，一种更接近于历史经验的观察是，西方现代性的影响是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中国在近代接受现代性的洗礼不是一种自然秩序的演进，西方坚船利炮连同文明入侵使得晚清政权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地缘格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依附，由此带来的运用何种资源和力量获得国家的自主性和现代性转型，成为近代中国各种进步政治运动所要回应的核心主题。“19世纪90年代威胁国家存亡的帝国主义……它在政治生活中灌注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必须实现的思想：保存‘中国’”。
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尤其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知识和政治精英开始把西方民族观念引入革命实践，推动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标志着迈向了现代国家的门槛，走向了国家民族（state nation）的整合之路，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建设的序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民族观念作为国民的情感意识、认同归属和精神寄托，作为人民主宰自身命运的现代性理念，根本上需要国家政治的制度化支撑。“民族要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主体，就首先必须制度化”。在外部依附性地缘政治格局和追求统一政治秩序的文化观念的共同作用之下，通过组织现代政党领导国家革命运动，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华现代国家，从而解决现代性与自主性相统一的问题，就成为近代现代化领导者经过屡次挫折失败之后的核心策略选择。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彻底解决帝国主义体系之下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社会组织蓝图和制度方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性政治保障。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国家建设目标：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统一中国本部 （东三省在内） 为真正民主共和国”。通过制定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从而实现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将政权性质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立的国家政权将具有（中华）民族主权的属性。在认清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并推进民族构建上，中国共产党秉持“中华民族是一种‘复合型民族’” 的民族观，在承认多民族的客观存在与民族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政策主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也站起来了，国家主权与民族主权实现了有机统一，人民主权也将随着社会主义作为各民族大家庭的建设逐步落实和生效。
（二）建设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
20世纪50年代，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阵营日趋对抗，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采取封锁、制裁和孤立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全新探索。“在新的国际思潮影响下，中国不仅力图实现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而且力图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新中国在完成了国家统一的阶段性任务之后，随即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为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中心目标，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则围绕建设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展开。“宪法规定我们要把独立了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时期，我们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根本上服务于建设一个民族大家庭，即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他们（国内各民族，引者注）都懂得，只有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
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对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各民族人民以新的形式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发挥了巨大的塑造作用。首先，中国各民族成员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建设和革命文化的同质性塑造，逐渐熔铸成为“中国各族人民”，而“中国各族人民”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行使人民主权的最高载体和最终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在构成上是多民族的，但是判定人民的核心标准则是工农阶级属性。1954年《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种国家制宪政治表述的改变，标志以社会主义阶级认同为根本的政治法律共同体最终形成。“‘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并不仅仅来自文化或者历史传统，更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塑造的社会主义认同，无产阶级底色是‘中国人民’的基础”。其次，双重推进国家政权体系的政治革命与社会形态的民主革命，同步实现了地方政权的民主化与基层社会形态的建构，建立各民族成员新的国家政治身份。新中国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赋予了各民族成员平等的公民身份。解除了曾经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实现了个体的真正解放。随着各层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推动了人民主权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各民族人民享有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利。最后，通过有计划的建设规划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变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从而实现各民族在现代化共同目标上的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克服各种形式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借助社会主义的经济整合机制，进一步塑造各民族作为“中国人民”的整体性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一个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正在形成。
新中国初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领域是以民族话语展开的，但是其实质指向的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实际上，1950年代民族政策的话语生产，是以‘国家’而非‘民族’为中心展开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包含了容纳多元民族的人民观念，通过社会改革推动民族成员的身份解放，实现人民主权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建设，并且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作为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保障，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整合。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1957年之后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受到“左”的政治路线的干扰，最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主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出现了重大挫折，遭受了严重破坏。
（三）继续建设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塑造了一个强大、有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立了一个独立和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铲除了社会中的分利集团，从而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经济腾飞提供了政治和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基本完成了现代国家主权建设，实现了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以及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有效穿透，实现了各民族成员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威认同。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由科技驱动的世界经济体系下，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如何通过国家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上的匮乏状态，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思考的重大时代命题。“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改革开放的巨大意义在于，重新把中国的现代化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并积极融入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开放世界。1988年，邓小平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十年大庆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通过发展解决民族问题，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加速发展，在“两个大局”的指导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头十年民族工作的主题。这个时期召开的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都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作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实现大团结的关键因素。
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作用表现在：第一，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通过发展不断夯实政权的人民性内涵。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享性和包容性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党和政府在保证各民族一切权利平等的同时，真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通过不断实现经济增长提供治理绩效的合法性，通过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迈向繁荣发展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经济社会的共同性基础。在西部大开发、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规划等诸多国家战略所驱动的贸易联动、产业兴建、利益分享中，在各民族的公民享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交流沟通的均等性和便捷性中，拉近了“我们是大家庭”的在场感和认同感。但是，发展也在持续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了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异质分化与整合难题，推动了人口的大流动与乡土纽带的断裂，导致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在某些区域和领域的激活强化，成为中国民族问题生成的社会诱因；“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强烈刺激了民族主义、宗教运动和认同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外部敌对势力也在加大对我国的渗透和影响，这都向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
（四）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华民族坚定走向伟大复兴之路，西方社会散布和制造“中国崩溃论”同时，还在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采取各种战略手段遏制、打压和限制中国的国家发展，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新时代方位与国际背景。“当前，民族工作已经挺进到中美博弈的一线甚至是火线，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总之，“两个大局”的时代变局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际秩序结构约束，构成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动力。“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目标就势必为：促使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保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轨迹之下演变发展”。
为了应对“百年变局”的深刻挑战，党和国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确立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重要任务、纲领目标、政策任务等内容，从而明确了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创新性集中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全面统领和牵引之下，党和国家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而为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提供认同力量和全民凝聚力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由国家力量主导的政治文化工程，通过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民族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持久的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要素也在新时代建设中不断更新发展，在继承中体现出创新性和发展性。首先，新时代党和国家相继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在明晰“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更明确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一’贯穿着‘多’，它不只是一个口袋，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主线，是方向”。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把“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其次，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社会整合基础。在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重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应该说，问题的成因主要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在继续用好发展这把钥匙的同时，必须把思想教育这把钥匙用得更好”。最后，在主权国家视域下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56个民族的关系，围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开展全方位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国家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人民的政治法律认同对象的宪法和党章确认，通过国家主权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国家认同建设（“五个认同”宣传和教育）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基础，通过国家公共性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人民的效能体验。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线性发展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时代大力推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延续和时代发展，包含了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相互交织、彼此联动的一般逻辑。但是，由于多元主体要素在复合性动力的结构性作用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表现出了非线性发展逻辑，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政治现代化线性轨迹的复线性发展。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任务的交叠性
西方政治发展的经验昭示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线性发展过程，在推进国民一体化和民族同质化运动之前，一个具有主权领土特征的现代国家就已经完成了缔造过程。“在欧洲的语境下，历史上，国家构建始终先于民族构建。实际上，在一些国家，国家构建在民族构建成为主导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了”。这决定了西欧先发内生型的民族国家可以在长时段比较从容且次序性地解决与现代国家建设有关的不同议题，从而确保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处于一种时空有序并在实践逻辑上相互支撑的关系。对于后发外源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以及政治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往往是重叠而生、共时爆发。“尤其对于非欧洲社会来说，由于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打断了自身发展的正常节奏和顺序，所以‘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往往是同步进行的，呈现出复合性和模仿性双重特征”。
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任务的交叠性，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需要同步推进国家自主性、国家权力穿透性与国家认同合法性的多重构建。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实现了国家外部的自主性，但是还面临着艰巨的国家权力穿透到地方社会与基层社会、铲除历史上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的民族之间的不信任与隔阂，以及加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新生的中央政府的权威认同等多重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适应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大力推进以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物质发展，并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区域、民族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加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这凸显了对发展与分配均衡协调的新要求，关系到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回应整合与参与中的多元化利益诉求，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扶贫攻坚、兴边富民、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进一步协调和优化发展与认同、发展与分配的互动关系。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任务主导发展逻辑，但同时还伴随多个平行任务，并在特定时期处于次级状态的任务还能够跃升为国家治理的主线，重新定义政治发展的逻辑，从而形成多重线索相互交叠的复线发展。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式的复合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方式既有世界民族国家建设的一般性，也具有自身现代化实践的特殊性，体现出了建设方式的复合性特征。第一，通过主权国家建设实现国民的有效整合。“‘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民族才得以存在在此”。在继承历史疆域与大一统观念的基础上，新中国重新建立统一和自主的政治秩序，实现国家权力对于地方社会与基层社会的有效穿透。在国家政权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将其行政管辖范围延伸至乡一级，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第二，通过行政体系的横向整合与人民身份体系的纵向整合，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去依附性、平等性，推进了人民主权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增强了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通过发展与增长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性认同。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则逐渐形成了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法律认同与文化-心理认同并重的建设战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和命运共同体，成为凝聚民族情感和实现国家认同的政治法律和历史文化的组织载体。第三，继承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多元一体主义”的包容性意识形态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共享性发展理念，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成功解决了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协调问题，走出了一条各民族交融发展的民族建设道路。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内生性
中华民族建设开启于特定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在自身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约束下，其发展路线受到现代政党及其意识形态方案的深度影响，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反复角力、平衡取舍中，逐渐走出了一条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生道路。首先，中国是在一个具有天下秩序与集体文化认同内核的“早熟国家”开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主权在君”向“主权在民”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国”和“强国”，民族观念的传入及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只是为已经具有疆域、人口与文化认同的政治文明体提供新的现代性秩序外貌，从而实现人民主权的价值目标，这是一条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殊途同归之路。其次，基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和包容性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演进，不具有西方民族国家“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和平发展的蓝图，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体现了“强而不霸”的发展逻辑。再次，在如何理解人民的属性与范围上，中华民族建设曾经经历过曲折发展的道路，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国情对于政治社会实践的持续性影响。主权的人民最终由同质性国民走向了具有阶级内涵的人民，由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诸多设想最终走向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实践。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属性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熔铸和升华，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走向了宪法定位，从根本上揖别西方民族国家建设模式。最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完成之后，仍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不均衡的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现代化中发挥关键作用。在领土主权、政权建设、政府治理等国家政权硬件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后，具有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国民身份塑造过程，作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任务。
五、结 论
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需要稳固的国民共同体的精神支撑和身份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必然贯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同频共振、相向而行和相互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既是现代国家治理应对“两个大局”加速演化的时代方位之需，也是中华现代国家走向强大的“铸魂夯基”的精神建设之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实践价值，推动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素内涵、动力机制与发展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社会实践中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相互关系的一般逻辑，也在中国所处特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历史文化遗产以及政治能动者的策略性选择的综合作用下，表现出了特殊性的互动逻辑，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道路，这决定了复合现代性分析范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复合现代性的分析范式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表现出复合性主体要素、复合性动力机制以及复线性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借鉴世界现代化“普遍要素”的同时，也在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诠释、变通和再诠释这些“普遍要素”，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出新特征和新属性，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经验与智慧。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