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一册。现代蒋维乔撰，成于1928年。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收入上海书店1989年版《民国丛书》第一辑中。

蒋维乔(1872——1958)，字竹庄，法名显觉，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1918年，建议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我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1922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主张毁寺兴学，后因皈依谛闲法师，乃顿改以往作风。从政余暇，研究经教，禅净共修、显密兼备。1925年就任南京东南大学校长，曾在该校开讲“佛教入门”、“百法明门论”等课。1929年为上海光华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后历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前后执教二十余年。主要著作有：《因是子静坐法》、《佛学概论》、《佛教浅测》、《佛学纲要》、《大乘广五蕴论注》、《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吕氏春秋汇校》等。

本书为中国近代最早出版的一部系统的中国佛教通史，全书分四卷十八章。作者认为中国佛教在教理方面特别发达，而在历史上向无有系统之典籍可供参考，“研求教理若有历史为依据，则所得结果更益精确，是则历史之研究，实是教理之辅助。”乃依据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史一如已于1923年译为《中华佛教史》，为武昌佛学院教材)，检阅正续藏经予以改正、补充，并补叙了第十二章《造像与石经》、第十七章《近世之佛教》、第十八章《近世各宗》等三章。

卷一叙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计有《佛教东传之期》、《佛经传译之初期》、《四大翻译》、《佛教之弘传与道教》、《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一)(二)、《禅之由来》等八章。蒋氏把佛学总结为泛神论、缘起论、实相论三大理论支柱。在第六章中，认为“因果二字，足以包括佛教全体。”以为小乘以因果论显示世界之所由成，大乘则以实相论、缘起说表明世界之所由成及三界唯心的理论。由此理论的差异，印度佛教分为龙树、世亲二大系统，下及中国由鸠摩罗什及觉贤(佛陀跋陀罗)所传之空、有二宗，以及由此而导出的天台、华严两大思潮。并认为隋唐以前尚未有所谓宗派，对日本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及《内典尘露章》中所称十三宗之说，持否定态度。

卷二叙述净土思想及隋唐建立的佛教各宗派，计有《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天台宗之起原及其开创》、《嘉祥之三论宗》、《造像与石经》、《会昌以前之佛教概况》、《唐之诸宗》等六章。认为北魏之石窟造像及隋代静琬所刻之石经，乃佛教史上重大事实，故增设一章以专门叙述之。石窟与石经，皆与北方统治者的毁佛运动有关，故不能仅看作美术而已。位于大同的云岗石窟和洛阳的伊阙石窟，虽始于魏文成帝的复兴佛法之后，然据志书所载，亦不限于帝王之家，人民亦多作此功德。石经可溯自北齐时的慧思，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密封岩壑中，弟子静琬，承师遗志，乃于涿州西北之白带山(今之北京房山)凿刻石经，自唐至辽，历代续刻，迨元至正年间，仍有高丽僧慧月继续此事。然蒋氏说明代以后刻经无闻，此语并不确切。

卷三叙述中唐及宋以后的佛教，计有《华天之再兴与唐武周世之破佛》、《宋以后之佛教》二章。详述因佛教盛极之弊，引起狄仁杰、韩愈等忧世之士谏言。而在五十余年中，佛教经唐武宗和五代周世宗二次灭佛事件，“经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于衰微矣。”认为我国佛教之末期，所应注意者，为诸教融合之倾向。“总之宋以后之佛教，唯禅独盛；以无所羁束为高，其弊在放浪；因惹起其他教律之抗争，不易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谓禅教一致，或唱三学一源，以企其融合。”

卷四补叙了清代和民国的内容，有《近世之佛教》、《近世各宗》二章。历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参禅、崇佛、刻经，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至光绪年间，随西学输入，士大夫竞谈变法，推翻墨守儒学之成见，研究佛学之风，亦勃然兴起。居士佛教之勃兴，对近世佛教的复兴影响最大。最使蒋氏钦佩的有宋世隆、毕奇、周梦颜、彭绍升、郑学川、杨文会和高鹤年。民国以来，佛教所以有兴盛之曙光，其动机不外三端：(一)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学术输入；科举废，学校兴，学者思想解放，不复拘拘于儒家一孔之见；对于外来科学，固喜从事研究；而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二)佛典单本之流行，得之较易，唤起学人研究之兴味。(三)元年至今二十余载，战乱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觉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时善战之军人，亦一旦屏弃万缘，祝发入空门。

本书虽是编译本，毕竟是中国最早用近代方式所撰之佛教通史。特别是自撰近世佛教部分，缕析各宗代表人物、流行情况和特点，对近代佛教史之研究有草创之功。(刊于《法音》1996 年 第 2 期)

——陈士强、王雷泉等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