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他的哲学是“人性史哲学”。他既强调“人性的历史性”,又强调“历史中的人性”。他主张道器合一、理气合一、理欲合一、理势合一，认为“相乘之机”与“贞一之理”是辩证的通统为一。这种“两端而一致”的思考，贯穿整个船山哲学。他不仅重视具体的现实性、存在的物质性和人的可欲性，而且重视普遍的理想性、心灵的精神性和总体的根源性。他总结了宋明儒学，又在迈向近现代启蒙上有着飞跃式展开。更为可贵的是，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中“两端而一致”的思维方式，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尤其对化解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船山;人性史; 两端而一致; 辩证思维; 现代性; 文明冲突; 对话; 工具理性;

王船山(1619—1692)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学问家，他的思想涉及自然、人性和历史等多个层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阅读了王船山诸多经典著作，以及唐君毅、许冠三、王孝鱼、张西堂、王兴国、萧萐父、唐明邦、曾昭旭、郭齐勇、景海峰等多位专家关于王船山的研究著作，对王船山的哲学进行了总体探讨¹,提出了“人性史哲学”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系统性阐释²。本文将对 “人性史哲学”进行概括诠释，并进一步指出其对当代文明的启示意义。

一、“人性史哲学”的基础概念

(一)“人性史哲学”概念：人之个体、历史与自然的交错

王船山的“人性史哲学”强调“人性的历史性”和“历史中的人性”,重视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变迁和演化³。“人性史哲学”概念既关注个体内在的人性特征，又关注历史条件对人性的影响，进而涉及对人性、自然和历史诸多层面的哲学思考。在哲学思辨中，人性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人性不仅是个体内在的特征，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王船山“人性史哲学”深刻探讨了人性与历史的关系，为我们多向度探索个体、历史和自然的关系带来了丰富的启示^[1]142-148。

“人性的历史性”意味着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和演化的。人性的形成受到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性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除了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人性还受到个体内在特征的制约，这些特征包括人类共有的基本情感、道德观念和认知能力等在个体层面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和思维方式。

“历史中的人性”强调的是历史条件对人性形成和发展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进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例如，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会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人性、自然和历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

“人性史哲学”涉及对人性、自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人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的性格、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往往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人性也受到历史条件和文化传承的塑造，历史的演变影响着人性的形成和变迁。申言之，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是密切的。

总而言之，“人性史哲学”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性、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从个体的内在特征到外在的历史文化条件，再到人类性格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这一理论揭示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本质，还能为个体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简言之，“人性史哲学”充分彰显了人性与历史的辩证性⁴。

(二)人性史哲学中的“天道论”:自然史哲学

在王船山的哲学体系中，天道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 “自然史哲学”^[2]98-105。它经由《周易》的诠释，包蕴着生生哲学。天道论主张天地自然的律动和生生之道，这种律动贯穿于整个船山哲学体系。

天道论认为，天地自然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律动和生生之道^[3]131-147。这一观点源于先圣前贤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思考，强调了宇宙万物的变化和生长，认为这种变化和生长是由天地之间的法则所主导的，而这法则之先则又来自真实的存在本体的律动。这就是《易传》所说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船山对于“道”的诠释主要来自他对《周易》生生哲学的体会⁵。生生哲学是对生命的本质和生命运动的本源性律动的深入思考，强调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成、衰变和再生，认为这种生生不息的循环是宇宙间永恒不变的法则，是万物存在的根本。生生哲学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宇宙间的大自然，而且涉及个体生命的生成和发展。也就是说，生生哲学与个体生命具有密切关联。在王船山的哲学中，个体生命被视为生生之道的微观体现。每个人的成长和变化都是生生律动的一部分，都受到天道论的影响。当然，我们要在天人合德、天人性命相贯通的前提下来理解这一观点，这样天道论就不是一个外在的客观规律，而是可以运用于人间世的根本法则。

天道论作为王船山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天道论的观点贯穿于船山的道德观、人性观以及政治理念之中，影响了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理解和建构。船山强调尊重天道、顺应天道，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天道论也丰富了我们对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认识，启发了我们对人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生生哲学的观点提醒我们，人类生活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唯有尊重自然的法则、存在的律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天道论或自然史哲学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智慧体现。

(三)人性史哲学中的人性论：“历史人性论”

在船山哲学体系中，人性论强调的是人性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可将其解释为一种“历史人性论”,即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变迁和演进。船山认为，人性具有固有的善性，同时受到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他提出“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4]300和“未成可成，已成可革”^[4]301的观点，强调人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可通过不断的修养和改造来实现自我完善⁶。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有一性善的“贞一之理”^[5]117,是人性形成的终极依据。“贞一之理”既是船山人性论的起始点，又是其终极点⁷。

历史人性论强调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变迁和演进，它不仅关注个体内在的人性特征，还关注历史条件对人性的影响；它认为人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通过对历史人性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性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和发展。

在船山哲学体系中，历史人性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影响了船山对道德、政治和社会的理解，并对其人伦观和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船山的政治思想强调人性的塑造和改造，并对如何建构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船山的治国理念中，他主张通过教化民众、设立良善的制度来引导人性向善，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历史人性论的提出，为我们理解人性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提醒我们，人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影响，通过个人努力和社会改革，可以实现自我提升和社会进步。通过对历史人性论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人性的本质、历史进程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这一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人性史哲学中的历史论：“人性历史论”

船山有关历史与人性的辩证关系，常被理解为 “理势合一论”^[2]118-132。我们可从船山对历史的看法、“人性的历史性”概念以及它们在船山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王船山“人性历史论”的哲学内涵有更为全面的理解。

船山认为，历史既有其统归的 “贞一之理”,又有其 “相乘之几”,且这些“相乘之几”在历史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船山强调，历史不是偶然的累积，而是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和必然性，是由一个个“相乘之几”所构成的。

人性历史论认为，人性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演进，从而反映出社会和文化的变动。通过对历史脉络中人性的观察和分析，我们能够揭示出人性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化。

在船山哲学体系中，人性历史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影响了船山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理解，对其治国思想和伦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船山的政治理论强调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塑造和变化，并提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方案。他主张通过儒家的教化和伦理道德的培养，引导人性朝着良善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人性历史论的提出，为我们理解历史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提醒我们，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影响的，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进。通过对人性历史论的深入研究和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社会面临的挑战，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6]1-36。

二、“人性史哲学”的理论深化

(一)“道器合一”的统一观

“道器合一”一词可以将王船山的哲学体系整合起来，它强调了“道”和 “器”是两端而一致的统一体。这说的是，总体根源与具体落实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无疑地， “道器合一论”的提出，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船山思想的理解，更为我们揭示了自然、人性和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本节中，我们将深入探讨 “道器合一论”的概念及其在人性史哲学中的作用，以及对我们理解自然、人性和历史的启示。

在王船山的哲学体系中， “道”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源和统一原理，“器”则指具体的事物、形式和现象。一般来说，“道”与 “器”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且“道”高于 “器”, “器”服膺于 “道”。然而，船山所主张的 “道器合一论”突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强调“道”和“器”的统一性^[2]47-54。换言之，“道”和“器”不再是对立的两个层面，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的一体两面。

这种 “道器合一”的观点对王船山人性史哲学的建构至关重要。人性史哲学旨在探讨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化和变迁，而 “道器合一”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来理解这种演化和变迁。从 “道”的角度来看，人性被视为宇宙道德法则的体现，是宇宙间生生不息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使我们意识到，人性的本质与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是一种随着历史进程不断演进的动态实体。但是，仅从“道”的角度来理解人性的演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转向“器”的角度来思考。“器”即具体的人性表现形式，包括个体的情感、行为、价值观等。在 “道器合一”的观点下，这些具体的表现形式不仅是道的体现，而且反过来影响着道的发展和实践。换言之，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既受到道的影响，又对道的实现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使得人性的发展成为一个既受自然法则影响，又受个体行为和社会环境影响的复杂过程。

在人性史哲学中， “道器合一”的观点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性的本质和演变，同时也启发着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它提醒我们，人性的发展不是与历史和社会环境脱钩的，而是与之紧密相连的。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影响着人性的表现形式，进而影响到道的实现。换言之，历史和社会环境是塑造人性的重要因素。此外， “道器合一”的观点还提醒我们，人性的发展需要从整体上来考虑，而不能仅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待。因此，在对人性史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个体内在的特征和表现形式，还需要考虑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只有通过全面、综合的考察，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性的本质和意义。

总的来说，船山的 “道器合一论”为我们理解自然、人性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将自然、人性和历史融为一体，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人性的本质、历史进程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跨越“唯理论”及“唯心论”的“人性史哲学”

如上所述，王船山的 “人性史哲学”概念蕴含了他对真实存在的人、人性身份的人、生活于历史世界的人三个层面的深入探讨，并将人、道、历史三者视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为我们理解人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王船山的“人性史哲学”对 “唯理论儒学”(以伊川、朱子为代表)和“唯心论儒学”(以象山、阳明为代表)多有批判与反思^[2]12-18。在船山看来，传统的儒学思想有所偏向，要么太过强调人性的客观法则性，要么太过强调心性的内在主体性，往往忽略了人性在历史和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7]77-95。船山认为，儒学应当超越这种单一性的观念，将人性与历史相结合，从历史的发展中理解人性的本质和意义，并经由人性的“贞一之理”去体察历史变迁的“相乘之机”。因此，船山提出了 “历史主义的儒学”的观点，即将历史纳入儒学的核心范畴，使之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变也可以称之为“儒学的历史主义”,即强调儒学对历史的关注，并将历史纳入儒学的思想体系。通过这样的转变，儒学不再仅仅停留在对理想人性的讨论上，而是更加关注人性在历史中的变迁和演进^[2]58-65。

王船山的“人性史哲学”强调了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性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人性及其本质和特点。由此可见，王船山的思想中蕴含着一种 “两端而一致”的对比辩证思维模式^[8]9-13。他认为，人性与历史、理想与现实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面对各种矛盾和困难时，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待各方，寻求其中的共通之处，从而得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总的来说，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性的新视角。他强调了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呼吁我们将历史纳入人性的思考。这一观点对当代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汲取丰富的启示。

(三)人性、道体、历史、经典与“两端而一致”

王船山的思想被广泛视为明末清初的代表性思想之一，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和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融合了人性、道体、历史和经典等元素，形成了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王船山将人性视为道德行为的根源，道体象征着宇宙的统一本体，对历史和经典的诠释则是他探讨人性与道体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王船山对人性的理解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性具有固有的善性，这种善性是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根源。同时，人性也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体特征的影响。因此，人性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船山强调，通过不断的修养和改造，人性可以得到完善，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其次，道体在船山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将道视为宇宙的统一本体，包含着一切事物的根源和发展方向。道体普遍存在且超越个体和时间，代表着宇宙的统一性和规律性。船山认为，人性与道体是密切相关的，人性的善性与道的韵律相符合，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也应与道体相契合。

王船山通过历史诠释学和经典诠释学来探讨人性与道体之间的关系。历史诠释学强调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理解，试图从中找到人性和道体的发展脉络。船山对古代经典的诠释也是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典的研读和解析，试图从中找到人性和道体的指引和启示。

王船山的思想以“两端而一致”的方法论为基础，将人性、道体、历史和经典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2]72-87。他的思想既尊重传统，又具有创新性，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通过对王船山人性史哲学的总体反思，我们发现船山人性史哲学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有许多启发。他关注人性、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这些观点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船山“两端而一致”的思维方式，对人类和平共处起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作用。

三、“人性史哲学”的实践与应用

(一)“人性史哲学”对当代社会的作用与意义

王船山“人性史哲学”对于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人性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是一个显著的特征。通过对船山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多样性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和问题。此外，船山思想中“两端而一致”的方法论，也为我们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

“人性史哲学”不仅是对船山哲学的一种概括，更是对自然、人性和历史关系的深入探讨。通过对船山哲学的分析和理解，我们可以深入探究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并探讨当代哲学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包括文化差异、价值观念多元、环境问题等。船山哲学可以为我们应对这些挑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首先，船山哲学强调人性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他指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演进和变化的。这对于理解当代社会中人性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民族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

其次，船山提出 “道器合一”的观念，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这一观点对于解决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通过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超越分歧，实现和平与共融。

最后，船山哲学中“两端而一致”的方法论^[9]60-94,为我们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指导。即，我们应该超越二元对立，寻求统一和整合，从而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二)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现代性及现代性之后

与二十世纪相比，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个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现代性的概念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首先，二十一世纪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的现代化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上，而二十一世纪的科技发展则更加注重信息技术、通讯和数据处理等高科技领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进入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这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其次，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程度更加深入。在二十世纪，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则是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更加便捷，这为各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最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还包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现代化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日益凸显。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则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

总的来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应对各种变化，积极推动现代化，同时注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 “现代性之后”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重社会公平和文化多样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现代性带来的种种问题是人类社会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工具合理性的过度张扬、人的异化以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欲力的理法”等，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10]125-144。第一，工具合理性的过度张扬是现代化带来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人们对工具的追求过于强调效率和功利，且把一切都当作工具来使用，忽略了人的情感和情感需求，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变得脆弱，社会关系变得淡漠。第二，人的异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解除魔咒”(Disenchantment, 或称作除魅)概念⁸,指的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因科学的进步而对传统信仰和价值观产生质疑和疏离。这种异化导致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感到迷失和困惑，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也受到威胁。第三，韦伯提出的“铁笼”(Iron Cage)概念也反映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问题。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受到形式化的规范和制约，如同被一个无形的铁笼所囚禁。这种形式化和规范化的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和创造力，导致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受到阻碍^[11]113-128。

面对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解决。首先，我们要重视人的情感和情感需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缓解人的异化和孤独感。其次，我们要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打破铁笼的束缚，重建人的自由和尊严。最后，我们要加强对科技和工具的使用和管理，平衡效率和人文关怀，实现科技与人的和谐发展。

(三)从“全球化”(Globalization)到“在地全球化”(Glocalization)

从“全球化”到“在地全球化”的转变，反映了现代化进程的重新思考和调整。“全球化”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一致性和标准化，“在地全球化”则更加关注当地特色和多样性，将全球化与地方化相结合，强调个体和社群的在地性、具体性以及生命性。这种转变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单一化和同质化现象的反思，强调了多元化、差异化和个体化的重要性。

首先，从全球化到在地全球化的转变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定义。传统的全球化过程主要由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跨国资本流动驱动，强调全球范围内的一致性和标准化。在地全球化则更加强调当地特色和多样性，将全球化与地方化相结合，尊重和保护各地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态环境，反映出人类社会向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的方向。

其次，从全球化到在地全球化的转变体现了对全球化带来的单一化和同质化现象的反思。在传统的全球化过程中，因跨国公司垄断和文化输出影响，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价值观趋于同质化，地方特色和多样性受到威胁。在地全球化则通过保护和发展当地文化和价值观，重塑了地方特色和身份认同，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共存^[12]19-29。

最后，从全球化到在地全球化的转变强调了个体和社群的在地性、具体性以及生命性。在传统的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往往被迫适应外来的标准和价值观，从而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在地全球化则注重个体和社群的需求和发展，尊重每个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强调生命的质量和永续性，追求个体和社群的自主发展和健康生存。

总的来说，从全球化到在地全球化的转变是对现代化进程的重新思考和调整，强调了多元化、差异化和个体化的重要性。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实现全球化的普遍性和整体性，还有助于保护和发展各地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和永续发展。

(四)“霸权逻辑”与 “王道逻辑”的对比以及“天下为公”的向往

“霸权逻辑”和 “王道逻辑”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它们在 “话语的论定”和“气的感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首先，就话语的论定而言，“霸权逻辑”下的话语主导权常被掌握在权威机构或特定社会群体手中，他们通过操控信息和舆论来主导社会思想和价值观，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相对地，“王道逻辑”则强调“气的感通”,即与自然和人性的和谐共存。在这种逻辑下，人们不再追求权力和控制，而是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天地万物的存在和发展，追求心灵的平静和安宁。

其次，就人类话语中心主义和天地存在本位思想而言， “霸权逻辑”往往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和主宰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支配力。在这种逻辑下，人类往往忽视了自然界的存在和价值，将一切资源和生命视为自己所拥有和掌控的对象。相对地，“王道逻辑”则提倡天地存在本位思想，即将自然界视为宇宙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逻辑下，人们认识到自己只是宇宙中微小的一部分，应该尊重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总的来说，“霸权逻辑”和 “王道逻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前者追求权力和控制，以人类为中心；后者尊重自然和天地，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当今世界，我们需要反思和应对“霸权逻辑”带来的种种问题，转向“王道逻辑”,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类的永续生存和共融共荣。从儒家的智慧及船山 “两端而一致”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启示，指引我们朝着更加光明的未来前进。

首先，王船山 “两端而一致”的思想提醒我们，在解决对立与矛盾时，不应囿于单一立场或观点，而要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辩证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立，找到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其次，《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强调了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公平。这个理念与船山哲学中 “两端而一致”的思想一样，强调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倡导人们放下私利，追求整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共融和进步。进而言之，《尚书·大禹谟》也强调“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观念。这是对治理原则的总结和概括，“正德”强调政府应该以正直诚恳的态度来治理国家，坚持道德和正义；“利用”则是指政府应该善用人才和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益；“厚生”意味着政府要关心民众福祉，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惟和”则强调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政府应该促进社会各界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些原则反映了古人对良政善治的追求，体现了当时的治国理念和人伦观念。特别是“惟和”的思想，要求我们在追求和谐的同时，也要关注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发展。

最后，我们需要反思“说”的“是”与“存”的“在”的对比。过去我们过分强调言辞和外在，忽略了内在的真实和对存在的虔诚敬意。但《论语·为政》中的 “为政以德”和《周易·系辞》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和价值在于内在的道德和生命的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共融。

因此，我们宁为东方王道的干城而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坚持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价值观，努力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13]25-50。这不仅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希望我们可以有智慧和勇气，走出一条光明的未来之路。

结 语

王船山“人性史哲学”及其“两端而一致”的思维方式对当今人类文明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为化解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一种疗治的途径。

首先，王船山“人性史哲学”强调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他认为，人性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既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塑造，又具有固有的善性。这一观点鼓励人们超越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隔阂，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共融。其次，王船山“两端而一致”的思维方式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平衡和协调。他主张在对立面中寻找共通点，以实现和谐与稳定。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由此，王船山的思想为解决“文明冲突”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通过尊重和理解人性，寻求对立面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以和平、合作和共融为基础的文明互动模式，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世界秩序。

但是，要实现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单靠理念是不够的，需要实际的行动和努力。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的转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14]322-359。通过建立开放、包容的对话平台，不同文明可以坦诚交流，探讨共同关心的议题，增进理解和互信。在进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避免以自己的标准评价他人。同时，要重视平等和公正，让每个文明都有发声的权利，共同参与全球事务的决策和管理。除了政治外交层面的努力，人文交流也是实现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学、艺术、音乐等形式的交流，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结和文化共鸣，加深理解和友谊。

总之，王船山的思想启示我们，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要通过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来实现。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世界，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愿景。

参考文献

[1] 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 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3] 陈赟.自然与天道：船山哲学中的 “终极无为宇宙观”.哲学与文化，2021,48(9).

[4]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

[5]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

[6] 陈祺助.王船山的历史观：从目的论观点的讨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20(54).

[7] 林安梧.从“以心控身”到 “身心一如”:以王夫之哲学为核心兼及于程朱、陆王的讨论.国文学报，2001(30).

[8] 曾昭旭.王船山两端一致论衍义.鹅湖月刊，1995,21(1).

[9] 林柏宏.船山易道思想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3.

[10] 欲力之理法与历史之吊诡：韦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诠释//蔡锦昌.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释义.台北：唐山出版社，1994.

[11] 林安梧.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

[12] 林安梧.“存有三态论”与廿一世纪文明之发展.鹅湖月刊，2003,28(8).

[13] 许雅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孙学研究，2013(15).

[14] 林安梧.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注释

1我学习王船山哲学,主要受到唐君毅、曾昭旭两位先生的影响。唐君毅重在“融通统贯”,曾昭旭重在“归本一源”,我的研究路数可以说继承两位先生最多,走的是“两端而一致”的路子。参见林安梧:《王船山哲学研究的误区之克服及其发展之可能——关联当代“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哲学反思》,载陈来主编:《精神人文主义论文集》(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7—286页。

2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89—191页。该书写作于1984—1986年间,并于1991年出版发行第二版。

3本节所论本之于《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第一章、第二章,这里作了简略概括。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第5—43页。

4人性与历史的辩证性,遍见于船山著作,甚至可以说是其哲学的主基调。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第71—95页;林安梧:《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第63—93页。

5船山对《周易》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诠释,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所焕发的是“生生哲学”,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述,参见林安梧:《“生生哲学”与“存有三态论”的构成——以〈易传〉为核心的哲学诠释》,《周易研究》2023年第5期,第5—13页。

6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述,参加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第45—70页。

7关于此点之论述,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第29页。

8韦伯的研究凸显了宗教对整体现代文化的特殊贡献。但他又指出,在一个“解除魔咒”(Entzauberung,Disenchantment)的现代社会中,宗教却被视为“非理性”的代表,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大“吊诡”。参见Wolfgang Schluchter:《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2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