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学本科出身的年青法师年前在来信中提到：“应赶紧人为地划定一些‘佛教丛林保护区’，在这些隔绝尘俗喧扰的丛林里将传统丛林制度和现代学院结合，作育僧才，若干年后走向‘市井’弘法。这样在山林和市井之间形成人才对流，所谓对流者，‘市井’中僧人亦可返入‘山林’修养。”阅后深然其言，却无言以对。早在一九八九年春考察湘赣禅宗丛林时，就曾建议将江西某模范丛林辟为闲人莫入的“禅修保护区”，当时陪同的省委统战部干部，对我这书生气十足的主意报之以苦笑：如此一来，岂不断了当地政府的旅游财路？！

从发生学角度看，佛法源于佛陀独处“山林”的自内证。《大智度论》有言：“常乐涅槃，从实智慧生；实智慧从一心禅定生”；“静处生定，获得实智慧以度一切。”佛教哲学以现观亲证为认识的基础和终极，在禅定的意识锻炼中，领悟宇宙人生的实相；然后把定中所见形相用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显现出来，度化“市井”中一切尚处痴迷中的众生。对学佛者言，修学佛法虽以语言文字的传播和理性思维(闻慧与思慧)为导，但最后仍以修慧现观实相而得解脱。换言之，佛法在世界宗教和哲学之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真理体系，不依赖神秘的启示，也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依赖于修行实践的验证。对这绝对真理的领悟，固然有少数上根利机者的当下顿悟，但对我等中下根机者，须有三大阿僧祗劫不懈精进的准备。

曾与一些方外朋友讨论过自利利他孰重的问题，老和尚说：不走持戒、修定、发慧的修证道路，凭什么资格向众生弘扬佛法，此言有理；小法师说：不把古德前贤业经实证的智慧向大众传播，创造一个修证佛法的良好环境，又如何从事清净的修行，这话也不错。山泉若不奔向大海，终成一潭死水；江河若无源头活水，势必混沌污浊。如何掌握在“山林”修道自利与向“市井”弘法利他的关系，《涅槃经》说得好：“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若至，佛性现前。”而把握时节因缘，又必须具有建立在缘起法则基础上的菩萨悲愿。

读《高僧传》可知，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志趣首在于弘演大乘教义体系，他常感叹：如让他著笔作大乘阿毗昙，成就不会在佛十大弟子之一、号称“论议第一”的迦旃延子之下。但面对秦主姚兴的殷勤礼遇，面对当时中华大地佛经奇缺而人才更少的时节因缘，鸠摩罗什放弃了自己著书立说的机会，为中华民族奉献出35部共294卷汉译佛经，并培养出包括“中华解空第一”的僧肇等“什门四哲”及三千高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也是在“山林”与“市井”间出入的一代高僧，他首先在大苏山慧思门下证悟法华三昧前方便，然后在陈、隋之际的宫廷和市井中讲经说法。当北方展开第二次大规模灭佛事件时，智者大师隐入天台山苦修头陀行；当因缘具足，则再次出山，在江汉吴越大地上弘传佛法。临终前感叹自己没有在禅定修证上获得更高的果位：“吾不领众，必净六根；为他损己，只是五品内位耳。”仗策远迈，声震五印的玄奘法师，请回梵文佛经657部，“精厉晨昏，计时分业”，终其一生，译出佛经73部1330卷。他在晚年上书唐高宗想退居林下到少林寺专修禅定，皇帝却以大隐隐于市朝的大道理劝阻。于是，玄奘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还是儒家老祖宗说得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时节未至，妄加攀缘，是为无智；时节若至，不出来应世度人，是为无悲。“山林”与“市井”的良性对流，端赖时节因缘；而在“自利”与“利他”的两难选择中，也就意味着以另一端的牺牲为代价。我们在仰赞鸠摩罗什、智者和玄奘的万世功业时，不也感受到他们“为他损己”的千古悲鸣吗！

(以“龙泉”笔名刊于《佛教文化》1994年第6期，当时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