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万花筒般的动荡剧变中，要找出能转时代潮流而不为时俗所转的大思想家，委实不多。在长江流域，先是在下游的南京，抗战期间转移到上游的江津，存在着一个特立独行的佛教知识分子集团。他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研修生活，探讨着终极的佛教真理，却公开宣称“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与一切迷信和独断无缘。在一个义利不辨、师道不行的时代，他们高扬师道的价值，终生献身于师门事业，前赴后继，薪尽火传；然而，为了求道的真实和学术的尊严，以“依法不依人”的磊落胸怀，敢于修正师尊的思想。他们终日与青灯黄卷相伴，对数千卷佛经进行了最严格的校勘，却敢于对师尊和自己藉以入门的《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经典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回到唐代唯识学这一表面看来极端保守的口号下，他们对一千余年来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为代表的传统中国佛学，进行了犀利的思想批判。而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佛教的组织制度，提出“居士可以住持正法”，搅动起二千年来已成定局的僧主俗从格局。
这个佛教知识分子集团，以杨文会(1837－1911)、欧阳渐(1870－1943)、吕澂(1896－1989)三个杰出人物为代表，将中国佛学带出笼统颟顸的古代形态。在中国佛教历经劫波，即将迎接下个世纪的曙光之际，人们会再次涌动感恩的心潮，缅怀他们的世纪性贡献。杨文会，作为一个传统的佛教知识分子，最先接受西方刚创立不久的近代宗教学研究方法，创办学校，校刻佛典，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吕澂，一个冷静求实的佛教学者，本世纪数一数二的佛学大师，与当今依然健在的台湾印顺法师同称为中国佛学双璧。而作为承上启下枢纽的欧阳渐，则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热忱和孤愤气质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用晚年致门下陈铭枢信中语来讲，他的治学求道、讲经说法，“有激于自身而出者，有激于唐宋诸儒而出者”，他是把学问与生命体验和医民救国结合在一起的。“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内学杂著?内学序》)读欧阳之书，如同他摧金裂石的书法一样，充满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的悲凉之感，而又从字里行间激荡着不媚时俗、穷未来际的豪迈情怀。
欧阳渐在世时，他所从事的事业已是“别调孤弹”，在他死后的相当长岁月中，亦不为世俗社会和佛教界所理解，“宗教则屏为世学，世学又屏为宗教，舂粮且不能宿，盖垂青者寡矣。”(《内学杂著?与章行严书》)然而，他以“破釜沉舟，同向毗卢遮那顶上行去”的悲壮精神，带领一小批同道者，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环境中左冲右突：他要在中国举办有如当年印度那烂陀寺一样宏大规模的佛教大学，却苦于没有多少像样的佛学教材；他要继承恩师杨仁山的遗志，对汗牛充栋的上万卷佛经进行严格的学术整理，而合格的佛学人才却寥若晨星。他别无选择，摆在面前的只能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讲学以刻经”。通过办学以培养整理佛经的人才，在整理佛经中造就佛学人才。平生所学主要体现在对佛典的选编校订及叙论中，故治学不在于一字一句的研讨，而是善于归纳，扼其大意。尤在晚年感到来日无多，故将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现在讲学和书信中，以《内学杂著》和《孔学杂著》最为精要。欧阳渐晚年亲自手订二十六种著作，辑成《欧阳竟无内外学》三十册，由支那内学院蜀院于一九四三年木刻印行。这部文选主要根据于此，并酌收发表于支那内学院学报《内学》等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全书根据文章体裁和内容分为八编，每编之内则按时代顺序排列，为方便读者阅读，选文皆由编选者重新分段标点。各编主要内容及选编理由如次：
第一编《佛学通论》，收录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唯识抉择谈》、《心学大意》、《〈内学〉叙言》、《辨方便与僧制》、《辨虚妄分别》、《辨二谛三性》、《辨唯识法相》等八篇文章和三篇附录。欧阳渐对佛教的系统理论，大量见于他对佛教经典的提要叙说，以及关于佛教教育的论述之中。本编所收的只是他对佛法的一般论述。面对二十年代反宗教、反迷信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以及传统佛教界衰败的现状，欧阳渐坚持佛法于宗教及哲学、科学外，别为一学，故应屏除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弊病：“佛法之晦，一晦于望风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于一般迷信之臼；二晦于迷信科哲之学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门墙之外。”(《致章行严书》)支那内学院开学之初，欧阳渐开讲《唯识抉择谈》，列举当时中国佛学有五蔽：一、盲修禅宗者作口头禅、野狐参而废弃经教；二、思想方法笼侗而凭私见妄事创作；三、天台、贤首等宗畛域自封、得少为足，而使佛法之光日晦；四、学人于经典著述不知简择最精当之唐人之书，所以义解常错；五、学人全无研究方法而妄执难易、世出世法门。针对“时俗废疾”的空疏之病，在体用、真俗等关系上，强调即用显体、即俗修真，并辨别法相、唯识实有二系。认为唯有法相、唯识之学能对治上述五蔽。本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同出杨仁山门下的太虚法师的反驳，由此带动了对中国佛教史的深入研究。欧阳渐一生的治学充满论战的特点，范围涉及对传统中国佛教的定位，对政教关系及僧俗关系的阐述，以及对汉藏佛经翻译中佛教术语的歧解等各个方面。欧阳渐的治学重点虽是《瑜伽》、《唯识》，然中年以后旁通《般若》，融贯空有，并最终以《涅槃》为归趣。
第二编《佛教教育》，收录了《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今日之佛法研究》、《谈内学研究》、《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等五种。欧阳渐的佛教教育，具有重建现代佛教教团的意义。民国元年，他曾参加过一个短暂的“中国佛教会”，因口号偏激，纲领超越于时代而告失败。在这以后，他埋首书斋，禀承杨仁山刻经须设立居士道场的遗训，先是在金陵刻经处主持研究部，然后于1922年，和学生吕澂等人创办支那内学院，建立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中国佛教教育。抗战期间迁至四川江津，仍禀“讲学以刻经”的一贯宗旨，并发文踔厉，以激励忠愤之气。四方从游者甚众，名流贤达如梁启超、黄忏华、汤用彤、梁漱溟、陈铭枢、陈独秀等，先后入室受业，恭执弟子礼。他把佛教教育的宗旨定为：第一、哀正法灭，立西域学宗旨；第二、悲众生苦，立为人学宗旨。为支那内学院立“师、悲、教、戒”四字院训，“师、悲”着重对于人群社会的责任，“教、戒”强调学佛的理论与实践。嗣后更立四信条：“为真是真非之所寄，为法事光大，为居士道场，为精神所系。”《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治学方向，在《释师训?辟谬五》中，列举十条经证，而倡居士堪以住持正法之说。《释教训》作于蜀院时期，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提出“证智无戏论，佛境菩萨行”，以顿境渐行之论，期由言教史实之真，以求观行实践之真。并确立毗昙、戒律、瑜伽、唯智(般若)、涅槃五科院学。在教育的目的、对象及方法上，欧阳渐有着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教育首在于确立师道,“师体曰慧，所谓知见；师道曰悲，所谓为人之学，充人之量。”教育对象有平民和豪杰之分，救今天下，应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发心须立乎其大，而作圣成佛必须笃实渐进，故概括以一个“续”字：“相续增上，是为精进。难行苦行，遍一切行，不思议行，是为精进。日月以续而明，四时以续而成。涓涓之滴，续成江河。青青之茁，续成寻柯。悲悲不已，续成萨婆若。”(《释悲训》)
第三编为《佛典研究》，收录《〈瑜伽师地论〉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藏要〉第一辑叙》、《〈藏要〉第二辑叙》、《赠友〈藏要〉》、《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经论断章读〉叙》、《精刻大藏经缘起》、《〈心经〉读》等九篇。欧阳渐继杨仁山之后，走上了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整理藏经的不归路。“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先生之徂西也，付嘱于予曰：‘我会上尔至，尔会上我来，刻藏之事，其继续之。’”(《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二十余年中，夙夜不敢康，刻成经籍二千卷，于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诸科要典，皆发明要义，作成叙言。自1927年起，欧阳渐即组织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经中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一套精要的佛经丛书《藏要》。原计划将菩萨藏、声闻藏中之经律论、西土此方著述，抉其要分为六辑，因战争等原因，实际上只编成三辑。编辑《藏要》是为今后彻底整理全藏作准备。“藏貌虽存，藏真早丧。一丧于金沙杂聚，而鱼目篡珠；二丧于浩渺无津，而久隳简陋；三丧于义深文涩，而屏弃谁披？经律论撰，但日增加，宋元明清，从无整理。嗟乎！琼瑰虽备，弃不庄严；海藏空罗，任其溃壅。遂使既得金而反矿，久握珠而还贫。教不能行，藏不能读，药不能医，岂不冤哉！故兹之刻藏，整理为宗，以为是先务之急也。整理应分三事：一、删芜；二、严部；三、考订。”(《精刻大藏经缘起》)对于大量汗牛充栋的后世著述，提出“余付藏外，任世浮沉”的主张，虽然惊世骇俗，却发人深省。
第四编为《论佛学书》，收入《与章行严书》、《覆陈伯严书》、《覆魏斯逸书》、《答熊子真书》、《覆欧阳浚明书》、《答陈真如书》(二则)、《与李正刚书》、《覆梅撷芸书》(七则)等书信。在这些与友朋和门人的书信中，再现了欧阳渐一生治学求道的轨迹，尤以《答陈真如书》、《覆梅撷芸书》等晚年书信，为一生佛学思想之总结。早期的《与章行严书》，向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备述支那内学院办学特点及研究成果，并以“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视为“教育神髓”。在致门人陈铭枢(真如)的信中，对他另一个弟子熊十力(子真)背离师说的理论失误，作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自既未得真甘露味饫人饥虚，而徒迹袭宗门扫荡一切之陋习、宋儒鞭辟为己之僻执，遂乃孤明自许，纵横恣睢，好作一往之辞。”认为自韩愈以来至熊十力，对佛教的根本误解，就在于误认寂灭为断灭，以清谈废事为禅而恶之。因此在晚年书信中，不厌其详地论述涅槃、法身、法界等佛教的终极命题。在《再答陈真如书》中，回顾了在接踵而来的身家痛苦中，坚忍发奋而求道有成的过程。四十岁前后，因寡母去世，由陆王心学进而学佛，由此知生死由来。五十岁前后，女儿、儿子、胞姊、爱徒相继夭折，于痛彻心脾中，通宵达旦，钻研《瑜伽》、《般若》，撰成《〈瑜伽师地论〉叙》和《〈大般若经〉叙》。至六十岁，作《〈大般涅槃经〉叙》，而后知无余涅槃为佛法之唯一宗趣，确立一生学说之重心。
第五编为《儒学通论》，选录《夏声》、《孔佛》、《孔佛概论之概论》等三篇。欧阳渐于深通程朱陆王之学后研究佛学，然后以佛摄儒，阐孔、佛之同归，本内外之两明，故将一生著述编定为“内外学”。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中，以寂灭寂静义、用依于体义、相应不二义、舍染取净义四点，系统阐述儒佛二家的异同。认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一切哲学，都是在求安身立命、安邦定国的道体，而其间的差异，不过是求道的深浅、广狭而已，即“佛学渊而广，孔学简而晦”。就趋向人生究竟而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孔行而无果，佛则是行即是果。然而，根据真俗、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儒学若无超世出世之精神，则不能排除意、必、固、我之封执；佛学若无入世治世之方便，则流入顽空守寂的小乘境界。因此，佛不碍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儒不碍佛，得儒术而佛法以普被。“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于习染也。知佛法之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沉、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孔佛》)明白体用不二的原理，则儒学的发扬光大，就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
第六编为《儒典研究》，收录《四书读》、《心史叙》、《论孟课》、《毛诗课》的《叙》和《中庸传》等九篇。多为自编内学院诗文课本。欧阳渐精于文学，晚年因国难而倡忠义救国之心之气，选《毛诗课》叙曰：“绸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气，作气在观感而愤悱。”1940年作于蜀院的《中庸传》。认为孔学有系统谈之概论，止是《中庸》一书。沿憨山德清之说，以寂灭般若为自本体，以法相唯识释性天情欲，谓舍染取净即是教。性无顿渐，教有等差。离位育参赞，是个人事，亦天下大事。故中庸之道，实大乘菩萨道。值此抗战时期，尤应提倡“狂狷中庸”，认为“中国自孟子后数千年来，曾无豪杰，继文而兴，盖误于乡愿中庸也。”在《跋〈中庸传〉寄诸友》中，认为孔、佛相通，通于此册，此非积七十年之学不能说此，将《中庸传》与《心经读》同视作晚年定论之作。
第七编为《论儒学书》，选录《孔学杂著》中的《与陶闓士书》(四则)、《覆张溥泉》、《跋〈中庸传〉寄诸友》、《覆蒙文通书》等讨论儒学的书信。抗日军兴，欧阳渐猛烈抨击产生汉奸的文化心理根源“乡愿”，“世之败坏，至是极矣。观国是者，莫不归过于贪污之官吏，豪劣之士绅，苟且偷堕之社会，此固然矣。然亦知病本之由来乎？二千余年，孔子之道废，乡愿之教行。”因此，真正的孔孟之道必取狂狷，“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一条鞭，不可杂保皇党开明专制。今日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孔子谋道不谋食，孟子舍生而取义，踽踽独行，不可夹杂乡愿、两边立足之相似教。”(《与陶闓士书三》)值此抗战，为贞元交会之非常时期，应具一段超远精神，而立天下之大本。此超乎常人思议之大本，“由二千年鄙儒谤弃之寂灭来，由二千年乡愿诬蔑之中庸来。”即佛教的最高境界“寂灭”，与儒家中庸的“素隐”，具有体与用、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寂之境界，人欲净尽，天理纯全境界也。一泓秋水，荡涤纤尘，涟漪不动，寂灭寂然：于此悟人欲净尽境界，佛家名寂静寂灭。天光云影，人物山川，悉于中现，无劳一睇：于此悟天理纯全境界，佛家名无损恼寂灭。小乘寂灭，止用寂静，大乘兼用无损恼。今谈治国，应大乘同，触处洞然寂灭全体，故曰真孔中庸还我实落。”(《覆张溥泉》)1943年2月1日的《覆蒙文通书》，是欧阳渐逝世前二月所作，可视作最后的学术遗嘱。认为欲弘扬孔学以正人心，应谈最胜极最胜三事：第一、道定于孔孟一尊；第二、学以性道文章而得其根本；第三、研学必革命。“数千余年，学之衰弊，害于荀子，若必兴孔，端在孟子。《诗》、《书》、《春秋》，统归而摄于《礼》，《荀子?礼论》无创制之意，《中庸》本诸身，徵诸人，皆制作之能。学《荀》未免为弊人，学《孟》然后为豪杰之士也。有志然后能文章，更能进于性天。《礼》须囊括宇宙，《易》则必超于六合之外；《礼》唯集中国之大成，《易》则必契般若、瑜伽之妙，而得不可思议之神。《中庸》之素隐不已与修道，语语皆与涅槃寂静相符，渐既揭之矣，而《易》之契般若、瑜伽者，留待能者可乎！”
第八编为《人物行状》。据周邦道、章斗航所撰《欧阳大师传》，吕澂尝谓：“凡佛子之具教主规模者，愿力太宏，悲心太切，其一身所践更，往往非人所堪。”欧阳渐曾有“回将极苦代娑婆”之句，意谓愿世人无复有自己之惨痛，有之，则一人代受可也。本编选入《欧阳东泅毙哀纪碑》，由此可窥欧阳渐激于自身丧子失女的惨痛经历，而有如此血泪凝结的文章。欧阳渐去世前一年，撰《杨仁山居士传》，赞扬杨仁山于佛法中有十大功德，并认为自己批判《大乘起信论》等经典，并不违背师说，因为杨仁山在《与桂伯华书》曰：“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颟顸笼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在他去世的当年，掌门弟子吕澂撰《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进一步指出：“师之佛学，由杨老居士出。《楞严》、《起信》，伪说流毒千年，老居士料简未纯，至师始毅然屏绝。荑稗务去，真实乃存，诚所以竟老居士之志也。初，师受刻经累嘱，以如何守成问，老居士曰：毋然，尔法事千百倍于我，胡拘拘于是。故师宏法数十年，唯光大是务，最后作老居士传，乃盛赞其始愿之宏，垂模之远焉。呜呼！师亦可谓善于继述者矣。”
二十世纪末叶，有着太多的浮躁和无奈，各类横空出世的“大师”，各种五花八门的体系，匆匆来去，各领几年乃至几月的风骚。为本已喧嚣的世间，平添几多躁音。自古英雄多寂寞，从杨、欧、吕三代大师非凡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种道义相托，薪尽火传的精神。
本书大部分由舍弟王雷波先生承担电脑打字，研究生聂士全、曾奕、宋道发诸君作了部分校对工作，特此申谢！
(《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本文以《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举要》为题，刊于《佛教文化》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