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文明是人类的智力、物质条件、社会组织和文化机制方面达到一定高度的阶段。关于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准，学界有一个共识，即必须考虑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每个文明的特殊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性“要素”。关于文明的另一个共识是，文明的形成意味着特定人群同享的价值取向的形成。从20世纪末开始，后过程考古学家尤其关注从这一角度探究文明起源，提出社会上层建构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价值，在文明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受此思潮影响，英国著名埃及学家、牛津大学荣休教授贝恩斯和美国著名亚述学家、密歇根大学近东学和人类学系荣休教授、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叶斐，均对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兴起和衰落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贝恩斯致力于借助艺术、宗教和文学解释古埃及社会形式，包括书写系统在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文字在精英阶层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强化作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古埃及官吏的物质世界和时空环境。叶斐先后出版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古代国家之谜：最早的城市、国家和文明的演变》《古代国家和文明的衰亡》等重要论著。两位学者合著了《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秩序、合法性和财富》。他们一致认为，古埃及跨入文明阶段的重要表现，是精英阶层借助象征手法创造崭新的“高级文化”（即复杂社会），并依托宇宙秩序确立其神圣性，彰显和传递自身的意志。王宫、管理机构、宗教和祭祀建筑；王冠、权杖、服饰、武器、首饰和特殊器皿；神话、传说、节日以及以王表为核心的历史书写和叙事，凡此种种，都是重要载体和物化形式。这些物化形式的出现，正是判断古埃及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准。

因为有明确的图像和早期文字为证，古埃及文明起源的认定相对容易。在著名的那尔迈调色板上，可以看到文明形成的明确证据。第一是统一国家的建立。调色板正面，那尔迈佩戴象征上埃及的白色王冠，击打俯首称臣的下埃及统治者；调色板背面，那尔迈佩戴下埃及的红色王冠，率领上埃及军队击败下埃及对手。两只长颈交缠的神兽，象征上下埃及的一统。第二是君权神授和王权神佑。调色板两面的顶端，分别雕刻了两个代表哈托女神的母牛头，表示那尔迈的王权得到女神护佑。牛头中间是书写着那尔迈之名的王宫图标，图标上立着上埃及的保护神荷鲁斯神，意味着那尔迈的权力来自荷鲁斯神；调色板正面，荷鲁斯拉住拴在下埃及首领鼻子上的绳索，帮助那尔迈完成统一大业。第三是管理体系的形成。国王身前和身后出现重要朝臣的形象，各有象形文字标注官衔，其中一个官名就是古埃及最高行政长官“宰相”。第四，调色板上那尔迈的名字和官名说明，文字已经服务于政治、军事等领域。调色板表现的这四方面内容，正是古埃及“复杂社会”宣扬的核心内容；上述图像元素，则成为认定古埃及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准。

埃及南部最新的考古工作发现，如果以这些图像和遗物、遗迹的出现为标准，古埃及文明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更早。

最近，考古学家们在阿比多斯发现了涅伽达文化I期（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的一座墓，从中出土的陶罐上刻画了君主模样的人击打敌人的画面，说明以武力推动统一的主题源远流长。这件陶罐上，击打人和被击打人均为上埃及人。从涅伽达文化II期（约公元前3500—前3200年）开始，上埃及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多样性逐渐减弱，陶器风格样式和住宅模式的趋同，反映了上埃及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早在那尔迈之前，已经有19位掌权者使用了表示王宫的特殊图标，宣示他们对上埃及甚至部分下埃及的控制权。那尔迈调色板上埃及人击打下埃及人的场面，宣示的是上下埃及的统一。从那尔迈的继任者开始，战争图像中的被击打者为外族人。由此可见国家统一范围的扩大、国家认同的发展。图像一直是宣传国家意志的重要方式。此后，象形文字的普及，更提供了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书写体系，独具古埃及特色的宗教和神话传统也逐渐形成。通过图像和文字，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的人群对自己文明的归属感和对埃及人身份的认同不断得到强化。埃及人和外族、埃及内部和外部分别与“秩序”和“混乱”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古埃及政治上的组织模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与周边仍处在游牧状态的部落相比，这个组织模式在身份认同和文化定位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文明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延续性最为重要的支撑就是国家。

考古学家们在阿比多斯的一座前王朝君主陵墓中，发现一根模仿象形符号“赫卡”的形状制作的权杖。赫卡在象形文字中表示“统治者”，这根权杖表明了墓主的王者身份。墓中还发现约两百件象牙标签，原来是系在陶罐上的，上面的象形符号标注罐内葡萄酒的品种、来源地等信息，被视为象形文字的雏形。可见古埃及文字的起源与记录物品信息以实行有效管理相关，可能并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源自管理需求、古埃及象形文字应宗教需求诞生的区别。这些标签被放置在陵墓中，说明对各类物品的征集、管理和再分配，是王权和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在阿比多斯已经发掘了多座前王朝和早王朝君主的陵墓。陵墓旁边发现了祭殿遗迹，表明国家性宗教、纪念性建筑（神庙、王陵和祭殿）早在此时已经成为支撑王权的重要支柱和古埃及文明最显眼的标识物。此后，界定和彰显王权的复杂标识系统逐渐确立，其中包括国王的服饰和装饰，如王名圈、王冠、权标头和权杖等。王权和国家性宗教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主体，从而生成了诸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纳克神庙这样的宏大纪念碑。古埃及文明始终强调三个主题：一是国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二是王权的稳定性和国王的合法性（王表排列了历代国王的名字，但是喜克索斯统治者、阿肯那顿、哈特舍普特等君主因为缺乏合法性而被排除在外）；三是与神庙和宗教节日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念和以死后复活为最终目标的来世观念。这些都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成为支撑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基石，并催生了相应的神话和文学。

城市被多数学者视为文明要素之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以城市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国家级别政治组织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还有学者则进一步认定，标志文明诞生的城市，它的人口不应少于5000人。但就古埃及的城市而言，其城市的性质、格局等方面与两河流域存在巨大差异。在两河流域，城市是城邦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宗教中心，整个地区呈现城市林立且相互竞争的文明景观。而在古埃及，一座城市——都城——唯我独尊，都城与其他城市之间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张力中，而且古埃及的城市在规模、密度以及它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方面，都难以与两河流域的城市相提并论。而近年来聚焦于“高级文化”元素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也证明了古埃及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推动了古埃及文明探源的新进展，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探源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