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我华夏始祖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崩，葬桥山。”（《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南部的桥山之巅，号称“天下第一陵”，陵前有一亭，曰‘祭亭’，亭内一碑矗立，刻有“黄帝陵”三字，原为蒋题写于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期间，1956年，原题被铲除，1963年修复桥山祭亭时就换成了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先生的墨宝。
黄帝陵并郭氏题字的图片，近年收入中学历史课本，相信看到的人，应该很多了。
郭沫若题写的三字实在是好，摇曳生姿，既美且媚，使人不禁联想起当年他在领袖伉俪面前款款摇动尾巴时的那份爱娇与丰采。
一
说到郭沫若先生，那真是华夏文明2000年才出一个的国宝级人物，生平志业，可圈可点。
现在留存有郭沫若初中时的一张成绩报告单：语文55分，不及格；修身，就是品德课，35分。一位叫做魏书生的‘教育家’曾以此事来说明‘一个人会发展，会变化。有些人在学校里是不行的，以后的发展恰恰是这方面很行’，我的认识正相反：郭氏当年的老师太有眼光了，从这么小的孩童身上，居然看出他在无耻无行方面所具备的无限的潜能。
等到‘郭家有男初长成’，更是风神潇洒、倜傥不拘。郭早年的友人宗白华曾告诉郭晚年小友陈明远：“‘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里面，曾琦……等，都是四川人，曾与郭沫若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
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陈明远著，学林出版社）
当然，郭文豪的辉煌，集中体现在他的晚年。48年，他发表《斥反动文艺》雄文，跟在刺刀后面，对沈从文、萧乾诸先生破口大骂，逼得沈先生割腕自杀，侥幸未死。
50年代后，郭老凭藉自己在政治、文化舞台的精彩演出，荣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的高贵称号，不过，把郭老与冯友兰、魏建功诸人等量齐观，未免辱没了他。还是林语堂的月旦更公道：“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
鲁迅死的太早，见不到郭文豪后来的大手笔、大功业，仅评以“才子加流氓”，把人看得小了。至于苏雪林女士称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更是胡说八道——有郭老在，这顶桂冠怎么也落不到鲁迅头上！
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他的墨宝涂写在华夏始祖黄帝的陵前！
为何要以这种方式、如此羞辱糟践我们的祖先？
《明史。魏忠贤传》：“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
‘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明天启6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的生祠在国子监建成，配享孔庙。300年后，郭沫若题字‘黄帝陵’。此为中国历史上最可耻最可悲的两大文化事件，效果只有一个：最大程度地羞辱这个民族的先祖先哲。
郭沫若生平，不仅无耻无行，并且还是那传说中的‘汉奸文人’。1950年，外蒙在北极熊罗刹鬼的操弄下，彻底脱离中国，获得‘独立’，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当年，郭老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为祖国领土被人攘夺了1/7（156万平方公里）而欢呼：“
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XX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这个人，真的是黄帝子孙吗？应该另有‘洋祖宗’罢？或许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又或者他是八国联军侵华时俄国人留下的孽种？
为何要请这样一个‘国际友人’，把他的字题写在华夏祖先的陵前？
要论书法，蔡京、严嵩的书法都要比郭老更佳，尽可以从他们留存笔墨中集出‘黄帝陵’三字啊！二人固属奸佞，毕竟不曾无耻到歌颂祖国领土的失丧！
为炎帝陵题写‘人文初祖’匾的，不是文人，是武夫程潜。程将军历仕二朝，风光无限。实为洞明时务之俊杰、改换门庭之样板。他与郭老都是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风云人物。按照中国传统的‘正史’观念，郭沫若当之无愧要迈入《佞臣传》，不知道程潜大将军会被记录到哪一类的记传中？
将这样两个人的翰墨，题写到炎黄二帝的陵前，是要向我们的先祖传递一种什么样的讯息？
二
金庸在《射雕·后记》结尾处写道：“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便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在平易的叙事后面，郭老的高大形象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
朱元璋称帝后命宋濂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当时朝廷祭祀、诏谕、封赐文章大多由他执笔。累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被朱皇帝称作“开国文臣之首”。郭沫若49年后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官方将其定位为‘鲁迅死后的文化旗手’，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开国文臣之首’。
郭沫若确如前任‘旗手’鲁迅所言是“太聪明”了，其‘治学之粗疏’，当然也就后来居上，比宋濂厉害多了。他能从安阳挖出的几具殉葬尸体身上得出商朝为‘奴隶社会’的结论，难道他真的不知道直到满清，人殉之事，也还不曾绝迹？一方面他口齿轻薄，对钱穆先生极尽挖苦讽诮之能事，又不声不响的在自己的《十批判书》中大量剽窃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学术创见。
郭沫若在1952年发表《金文丛考弁言》，厚颜夸称自己的研究目的在于推倒胡适先生的学术宗师地位（取而代之？），却将胡先生一封英文信中的“GOVERNOR”（州长）一词翻译成“格法诺”，当作一个人的名字，腾笑万邦、贻羞士林……
宋濂与郭老相似处太多，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对领袖的态度。
郭沫若有一篇《红旗跃过河江》的文章：“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麽生动，多麽潇洒，多麽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无非是伟人无意间写了两个错别字，郭老居然也能从中获得忒多‘启示’，王元化先生惊叹：“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
郭老的这份孺慕仰戴之心，非仅敬献给毛本人，1967年６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jiang-qing同志》:
“亲爱的jiang-qing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金庸言：“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至于郭老做人的品格，那还用说吗？
或谓：金庸在〈射雕。后记〉中并无一语提及郭老啊？实则，借古讽今，本是文人结习，这种事，金庸做的多了去了。郭老本人40年代的〈十批判书。论秦始皇〉以及吴晗的〈朱元璋传〉也无一字提到蒋中正，后来皆坦陈：‘是影射蒋的’。要论蒋这老混蛋，真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让人讽刺挖苦如此，他居然傻不啦叽地懵然不知，或者知道了也根本不拿当回事。后来还多亏毛看不下眼，批评郭、吴二人对两位大皇帝不公正，二公迅速表态、修改，急急如律令。
金庸写〈射雕·后记〉是在一九七五年，此前两年，围绕始皇帝与〈十批判书〉，发生了太多故事，郭老的忠顺驯良得以集中展现，我感觉金庸讲宋濂这段话，其实是在讥刺郭老，其故在此。
１９７３年春，毛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又命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书》，供“评法批儒”之用。８月５日，毛又让江记录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乃于１９７４年２月，抱病写下两首七律呈毛，诗中郭老作了一番诚恳的“自我批判”，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对自己的批评，“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两句，彻底推番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无条件地向政治权威低下了头。
原先郭氏将中国古代社会奴隶与封建制的分期放在秦汉之交，后来改为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就不再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成为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同时，他还为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暴政的统治者商纣王、曹操、武则天等一一翻案，以呼应毛的思路。
现今很多人撰文仍是开口闭口“中国奴隶、封建社会如何如何”，实则，华夏之社会形态与欧罗巴根本不同，马克思本人也压根儿就没有把东方国家放在这个框架之中，而专有“亚细亚的”范畴。用欧洲的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完全张冠李戴、通盘错误。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评郭沫若，两次让这位８２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郭老安之若素……
在金庸写〈射雕。后记〉的第二年，郭老的表演更叫精彩。1976年5月12日，他跟风“批邓”：“四海《通知》遍，文ge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走资派，奋螳臂，邓xiaoping，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此后，风云突变，四人就逮，郭老立马转向：“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两首词相差不足半年，用的还都是同一词牌〈水调歌头〉。
不由人不像陈凯歌那样惊呼：“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是这个人的手泽，题写在我们祖先的陵前……
我看过的金庸文字中，提到郭老的，其实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写于66年的5月6日的《明报》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此前郭老表态‘自己过往作品应全部烧毁’，‘求饶’2字，郭老的光辉已是描摹地穷形尽相了。
明白了这些，才能理解：何以陈寅恪先生殚晚年心力撰〈柳如是〉，为一个妓女树碑立传、称赞她的气节了。
郭沫若的无耻，如他在男女关系上的失德失格，毕竟于国族关系不大。问题是：此人为国家的‘文化旗手’‘学界祭酒’垂30年。华夏文人士大夫的气节，至此人，扫地以尽，而自炎黄、周孔以降，民族的传统道德亦如雨打风吹去。我们不得不承认：郭沫若所代表的那种为生存为往上攀爬而完全不顾廉耻、不择手段的精神，在今天几乎成为主流价值观。在‘小煤窑’、‘假奶粉’‘克拉玛依之火’‘学术腐败’。。。等等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郭老的精神正熠熠生辉。
最近贾平凹在文联会议上的即席发言，就颇具当年郭老的神韵，可惜天不从人愿，这次陕西平娃子未得接过郭老的枪，当上文联主席，想郭老死而有灵，亦当抱恨于九泉。
将今日道德沦丧之责全部推倒郭沫若头上，那是太抬举他了。但郭沫若无从像彼拉多总督一样，自我撇清：“流这民族的血，罪不在我！”
这个人姿媚的墨迹，题写在黄帝的陵前，是要向我们的先祖传递一种什么样的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