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长春:正确认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2 次 更新时间:2024-07-29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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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长春  

 

提问:赵 鑫 山东省泗水县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如何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解读:蒲长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作的事情。”出自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原文为:“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但作为具体民族国家“所做的事情”,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是有条件的。

第一,李斯特割裂了经济规律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批判文献。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建立在以批判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础上。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是“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的“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而他的国家经济学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马克思认为李斯特把“所谓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同他的国民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是错误的,是对经济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割裂。

第二,世界历史具有统一性。马克思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俄国可以直接继承英法工业革命的成就,而没有必要再来一次俄国工业革命;俄国也可以直接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没有必要再孕育一位俄国的黑格尔。民族国家的工业、哲学或经济体系,只有在世界历史中才能获得它的世界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第三,世界历史统一性的条件是地方或民族国家之间构建起紧密联系和彼此依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建立起世界市场,从而建构了世界的统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类普遍交往理论,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发明要进入世界历史,有赖于交往程度。“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民族的生产力要存续,也要靠世界交往。

第四,民族国家要进入世界历史,有多重内外条件制约。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认为,由于俄国公社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共处于一个时代,“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但这一跨越不是无条件的,马克思继续指出:“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俄国革命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置条件意义。他指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14日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以及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分别论及中国文艺和中华文明时引用了马克思这段话。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辩证关系的观点,对于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如何认识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在于实现了文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内置”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结构。中华文明具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征,对其他文明历来奉行相互理解和尊重,始终保持有容乃大、虚怀若谷的开放姿态。中华文明这种开放性与中国传统“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有深度关联。历史上中国自西汉始就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儒家思想“敬鬼神而远之”,既尊重包容宗教,又在政治和文化上保持了世俗政权和主流文化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形成了独尊主干、兼容多元的结构,既有利于大一统的稳定和延续,又有利于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平等交流借鉴。儒家思想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和包容兼收的文化弹性,很好地处理了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张力,让中华文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马克思主义魂脉,既内涵中华文明精髓,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强烈的天下情怀和宽广的世界视野,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文明呈现。

第二,坚持自信自立,不断构筑中华文明主体性。“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就表明了如果民族文明没有民族独特性和创新性,也就不可能有世界性,因为对世界没有新的贡献,失去了“世界意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这些特征既是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的原因,也是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其鲜明特征构筑文明主体性,要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建立文明“主体间性”。中华文明是主体文明,其他文明形态也是主体文明,不同文明之间要相互尊重,互为目的。中华文明历来有“以天下之心为心”的世界自觉,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割裂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自我封闭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性就无法成就世界性。中国式现代化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天下观天下,以天下治天下,以天下成天下,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就有了世界的普遍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立足中华大地,走好独特的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其中国创造,而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坚持胸怀天下,主动与世界联结,主动吐故纳新、积极变革。要秉持开放包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马克思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要成为“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的条件就是主动进入、接入、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突破文明自身的同一性,迎接世界的差异性,是民族文明和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充分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通过文明交流互鉴,续写中华文明新篇章。要主动变革,积极创新。俄国公社要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无条件的,自身变革是重要条件。变革就是不断对自身和世界的关系进行校正,以更好因势利导,更加顺应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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