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德国在西方和苏联分别占领下反纳粹比较彻底，而在民主化阶段又选择了反战态度坚决的政治家，德国人在反省历史方面才会比日本人出色。
今年5月3日是日本“和平宪法”实施60周年纪念日。这部由联合国军司令部起草，以天皇象征性存在、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为圭臬的《日本国宪法》，如今正面临被执政党修改的命运。日本参议院5月14日通过的《国民投票法》，就是在为其修改“铺路搭桥”。只不过为了争取在野党的支持，公投法案规定了3年的“冷却期”，在此期间，即使主要政党达成一致，也不能立即向国会提出修宪草案，以免激化朝野争议。
回顾世界战后史，日本“和平宪法”实施两年后，处在西方占领下的德意志各州也制订了一部《基本法》，并于1949年5月23日颁布生效。当时因苏联还在对西柏林进行封锁，西方没有干涉西德的制宪过程，所以这部宪法与日本宪法相比具备更多的当代性因素。41年后，正是通过这部伸展性很大的宪法，西德并吞了东德各州。2006年，德国将部分立法权下放到联邦州，也仅仅是对宪法作了局部性手术，没有大动干戈。
相比之下，日本修改宪法涉及到交战权问题，就麻烦得多，最大的外部压力还是来自美国。今年4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时遇到布什在此问题上打哈哈，也只好再放低姿态，就自己替日军强征慰安妇翻案一事向美国“道歉”。但美国主流民意不依不饶，国会继续炮制新的“慰安妇决议案”，希望日本内阁全体道歉；而日本国内则有舆论从另一角度指责安倍向美国道歉，说该历史的受害者不是美国，而是日本慰安妇。
这是因为，在被美国占领期间，日本曾有类似慰安妇的机构专为美军服务。最新曝光的日美官方文件显示，战后至少有15万日本妇女进入“特许妓院”，以“慰安”35万美国占领军。原来侵略者本身也是迟来的受害者！联想到德国影片《劫后余生》所展现的占领当局在宵禁状态下血腥清剿当地反抗组织“狼队”的行动，以及德国企业精英在被迫为占领军服务的状态下自杀的种种细节，可见日德在战后经历了何等的凄风苦雨。但它们日后崛起的基础又是在这几年里奠定的，重读这段历史，可谓酸甜苦辣百味皆有。
战败国的相似命运
1945年9月，日本在经历14年的侵略战争最终战败投降后，自身经济也陷入了极大的灾难。根据日本经济安定本部的调查，“在太平洋战争中，按1948 年时价，日本一共损失国家财富653 亿日元，另外还有军舰、飞机等损失的404 亿元，总计逾千亿日元。如果按损失率计算，舰艇、飞机损失100%船舶损失80%，工业机械设备损失34. 3%。”因此日本当时的工业生产能力只有1941年的1/7，失业、半失业人口约占了日本全部劳动力的20%；批发物价在战后翻了几十倍，其中纺织品371.1倍，食品249.5倍。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主食的大米，在战败前就不能自给，战后又逢世界性粮食危机，日本有1/7的人口处于极度饥饿状态。在东京湾停靠的美国军舰周围，总是聚集着日本人的小船，每当美军的垃圾从船上扔下，日本人总要争抢一番，以从中寻找可充饥的物品。
由于战败，“赖以维护的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也随之化为乌有，失去了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加之欲摆脱现实的贫困，人们便开始不择手段了，不管干什么，只要能使自己快活就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提供或愿意充当慰安妇常常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家里经济条件窘迫，物资缺乏，在父母的催促和劝说下，很多女子被迫接受了这份工作，有时候也夹带着一丝为帮助家庭自愿做出这种牺牲的想法。”尽管日本妓女一开始对向昨天还是敌人的男人卖自己的肉体，有一种心理上的本能抵制，而且美国大兵的孔武有力也让她们生理上吃不消。然而，当时的日本妓女每次“劳动”能获得仅相当于半包香烟的价钱的15日元的回报，这对于战后生计无着的日本妓女来说至关重要。而日本官方也不得不这些妓女网开一面，甚至暗中组织她们到美军基地周围去服务。对此，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深有感慨地说：“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降为四等国。”
战败后的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福音派教会的希尔夫斯韦克的调查报告，纳粹德国在战争的空袭中死亡600万到700万人，另有大约150万老兵严重残废。盟国轰炸机的连续轰炸，特别是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给德国大部分国土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毁。在所有4个占领区，包括柏林在内，有1/4的住宅被摧毁或严重损坏。1945年5月3日进入柏林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柏林状况：“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留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一些颓垣残壁。……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此外，交通运输瓦解，银行系统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紊乱、政府机构的解体，都造成社会经济生活极大的混乱。惊惶失措的人们嗜烟如命，造成香烟价格剧烈波动，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烟头”时期：外国军人和外国人常常发现身后有德国人跟着，等着捡他们扔掉的烟头。接着又出现一个所谓的“德国姑娘”时期：这些德国姑娘与盟国士兵勾搭，建立程度不同的亲密关系，以换取巧克力和尼龙袜，或者换取干粮包，以补充家庭的食物和用品匮乏。由于众人为食物和住处而争夺，为求生存而隐瞒和伪造个人经历甚至行窃，德国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无情，刑事案件猛增。
日德民主改革的异同
对占领当局来说，比经济萧条和民生凋敝更为棘手的是革除德日两国的军国主义传统，清除可能再次滋生战争的土壤，同时又不伤害普通民众，那只有走民主化道路。
在日本，美占领当局开展了广泛的民主主义改革。首先是破除旧体制。例如解散日本全部军队，逮捕东条英机等140多名战犯，并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讯；撤销特高警察，解散右翼法西斯团体，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释放共产党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等。其次是制订新宪法。1946年11月3日，新的《日本国宪法》颁布，翌年5月3日正式实施。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手段。第三，根除大财阀。包括三井、住友、安田、三菱四大财阀和其他一些财阀企业及持股公司共42家被勒令解散，这些财阀的家族成员被剥夺公职，经济活动也受到限制。第四，农地改革。改革使日本90％左右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为战后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开拓了重要的国内市场及劳动力来源。
在德国，四大同盟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并推行“4D计划”，即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这4点计划中，非军事化和非工业化因冷战来临而取消，完成得较好的是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正因为德国在西方和苏联分别占领下反纳粹比较彻底，而在民主化阶段又选择了反战态度坚决的政治家，德国人在反省历史方面才会比日本人出色。
在“非纳粹化”问题上，1945 年11月起，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纳粹曾经耀武扬威的“帝国党代会之城”——纽伦堡开审21 名纳粹头等战犯，最后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罗森贝格等12 名战犯绞刑。继之，美国又单独在纽伦堡进行了12次重要审判，一大批人被判刑，36人被判死刑。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被大量揭露，既使德国人民受到震动，又使其深感愤怒和负疚。在对纳粹头目的审判之外，牵涉面更广的是以大逮捕开始的非纳粹化运动。到1950年9月30日，德国法庭一共审查了将近96万人。尽管仍有部分战犯在逃，但非纳粹化运动已完成了“起草一个对全体民族的起诉书”的历史使命。
在“非工业化”问题上，战后初期占领当局没收了克虏伯等公司的所有企业以及鲁尔的全部钢铁工业，并随后成立了“清理委员会”，准备着手解散银行业、化学工业和重工业三大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的康采恩和卡特尔。然而，随着苏联将东德的工业设施重组，并几度制造柏林危机，加剧紧张局势，西方国家改变对西德政策，放德国大企业一条生路。结果，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这三大银行被分成30 家银行，钢铁托拉斯、克虏伯、西门子等康采恩进行改组，法本工业公司于1953 年一分为四，都还继续运作。
在“民主化”问题上，盟军更是谨慎，没有像在日本一样急于颁布宪法，而是首先从思想上铲除军国主义这个毒瘤。为此，盟军将占领区所有能唤起人们回忆德国军事往事的纪念物、博物馆统统推倒、铲除，同时对集中营的惨状进行了展览，强迫德国人参观集中营，帮助掩埋遇难者的尸体，并拍成电影资料在全国放映。在完成上述思想教育之后，当局规定1946年1月先在农村的乡镇，6月在占领区的其他地区举行初次选举，同年秋天再选举产生州议会和州政府。经过这一轮从下而上的选举，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原则又回到了德国。1948年6月，美英法三占区合并，同时授权各州自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全区议会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批准由各州总理会议起草的宪法。1949年5月23日，西方占领区通过了《联邦德国基本法》（又称《波恩宪法》）。这样，在战后第五年，联邦德国完成了自身的民主改革。
比较德日“民主化改造”的异同，会发现通过民主改革，两国都有效地告别了专制与愚昧，自发成为对抗苏联和东方阵营的前沿阵地，并成功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走上了重新崛起的坦途。时至今日，美国还企图用德、日的“成功经验”及模式来改造伊拉克，实现大中东的民主化。但在民主改革的速度上，日本的“疾步走”和德国的“有步骤”有明显不同。日本解放犹在德国之后3个月，颁布宪法却早了30个月，可以说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在美国医师指导下剖腹出生的早产儿，到如今不得不重做美容，却因为手术繁琐而不知该如何下手；而原本作为西德临时宪法的《基本法》却平稳度过1956、1968年的两次较大修改，并在两德统一前夕作了适应性修订，运作到现在都很健康，调整起来也不麻烦。
基于内部因素的崛起
对德日“强制性”民主化改造，是战后德日和平发展、稳定及重新崛起的先决条件，但这种“强制性”改造毕竟是外部因素，德日重新崛起的真正原因在于其内部。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指出：“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一个战败国，这可能是领袖人物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战争和失败所产生的剧变，又经常把具有卓越才干的领袖人物推到显著的位置。”吉田茂对于战后的日本、阿登纳对于德国，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时势造就了他们，他们也再次造就了自己的民族。
战后日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吉田茂为日本制定了专注经济重建、不再重整军备的战略。这种被称为“先富国，轻军备”的路线，对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确起了作用。据西方学者研究，如果日本军费增加到美欧同等水平，那么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便将下降40%，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了。更进一步地，在轻工业生产亟待恢复的情况下，吉田茂大胆提出了“重化工业路线”，并于1946年11月开始实施“重点生产方式”，按照“煤钢超重点增产计划”，将资金、材料优先投入煤、钢铁、肥料等部门，加紧增产基础物资，创造条件，使各部门产业逐渐扩大。这项富有远见的经济政策，为其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使日本在战后不久来临的世界性投资与重工业产品需求热中，处于主动地位。
吉田内阁外交上主张亲美、对美协调。在世界粮食市场供应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吉田茂巧妙运用了麦克阿瑟元帅这根唯一的稻草，依靠进口最少限度的粮食，成功摆脱了危机，这也是第一届吉田内阁的最大功绩。而另一项泽被长远的决断是，在日本战后初期“一片废墟”，“人们在疲怠不堪”，“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吉田内阁毅然将义务教育年限从战前的6年延长到9年。由于平均教育程度高，日本拥有世界上令人羡慕的高质量劳动力。这正是日本能够迅速吸收外国先进科技和先进经营技术，迎头赶上欧美的基础。
与70 多岁才当上首相的吉田茂所认为的“竞选活动使人烦恼，甚至有失身份”不同，同样是70多高龄的阿登纳博士却屡屡表示：“我喜欢竞选活动。我乐意为自己的信念而战。”1949年9月，阿登纳在大选中仅以一票之多当选为联邦总理。他说这一票是自己所投，坚信是命运要让他担负起使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重担。经历了一战前德意志帝国最辉煌年代和二战期间纳粹残暴统治的阿登纳为联邦德国设计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深刻反思，承担道义责任。与纳粹毫无瓜葛的阿登纳告诉纳粹政权曾经的拥护者，“再也没有比消灭犹太人这种勾当使德国更为名誉扫地而使我们不齿于别国人民的事情了”。他指出，“德国人民应当为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承担责任”。他在执政期间一再向部属强调：德国“外交的任务是一步步地重新获取外国对德国人的信任”。
其次，奉行耐心、稳定、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阿登纳理解美国在欧洲遏制苏联进一步扩张的战略需要，不惜以无限期推迟德国统一为代价满足美国的期待，从而恢复了联邦德国的国家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阿登纳一再告诫德国人民：“政治上来回摇摆的人民，是孤立的，这样的人民不会有信誉，不会有朋友。”在统一的问题上，阿登纳强调要和平解决，要有耐心，必须学会逆来顺受。同时，阿登纳又对苏联因不可能同时解决好“同西方进行军备竞赛、增强对中国的抵抗力和提高苏俄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三大难题，而“不得不同西方和解，在包括德国统一在内的问题上与西方实现和解”这一著名论断充满信心。
再次，德法和解，推进欧洲一体化。德国先是向法国谢罪，之后长期奉行多做事、少出头的克己政策，在法德采取联合行动时，也往往让法国出头露面，自己甘当配角。在把西欧一体化的领导权让给法国后，德国又着力与东欧甚至苏联和解，推进欧洲经济联合。这一和平举动带来了欧洲世纪性的和平，更给德国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契机。
最后，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路线。这要归功于艾哈德教授主持的1948年6月西占区货币改革一炮打响所带来的示范效应。这次币制改革不仅为治理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为西德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起点。1949年，阿登纳当选总理后任命艾哈德为经济部长，继续推行其社会市场经济路线，由此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
总之，战后德日的迅速重新崛起表明：一个国家其物质财富可以失去，但人的因素或人力资本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民主化改革这样的外部导入性制度创新，需要与具体的国家的国情、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契合才能成功；而正确的、前瞻性的外交政策及政治精英的强国意识是一国发展的生命线，对小国和弱国更是如此。
（原载《南风窗》2007年6月1日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