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3日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目标、改革重点、价值取向、改革方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其他领域改革也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实现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重要论断，为今后一段时期系统谋划各领域改革指明了方向。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谋划改革，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国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条件下也曾一度偏离现代化建设这条主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斗资批修”，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走了弯路。我们不仅没能迎头赶上，甚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自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们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引领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持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各种思想和制度的藩篱，推动改革开放持续走向深入；反过来，改革开放又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和社会面貌。这不仅增强了全社会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也进一步推动着思想解放，不断为改革开放拓展出新的空间。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正是因为高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也曾面临干扰、出现波折，但始终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没有犯“颠覆性错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发展也步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出现上述变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就的结果。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党的基本路线仍然没有过时。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所有这些论断，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申和强调：虽然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踏上了新征程，但是我国发展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中心，加快发展仍然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继承新中国成
立以来党“执政兴国”的经验，特别是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保证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更加重视“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
高质量发展，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无疑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在“质”和“量”两方面的要求。
提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顺应经济结构的变化，提出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在创新发展方面，建立起了新型举国体制，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创新科研梯队得到强化、科技教育评价机制不断完善、重大突破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已经初步建立。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从外部看，部分国家遏制、打压中国升级，他们积极谋划国际产业链重构，与中国“脱钩”“断链”；从内部看，房地产市场深刻调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快速发展等因素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量的合理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外在表现之一；而“质的有效提升”又要以“量的合理增长”作为前提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也无从谈起。在当前形势下，必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消除重大结构性矛盾和风险隐患，充分发掘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推动力。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做好如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科技创新为支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相关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产业界等多方面积极性，加快中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
二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扩大内需潜力。要深化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畅通城乡循环；要深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畅通区域循环；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畅通生产与消费循环；要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供给与需求循环。
三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不仅要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还要推动制度型开放；不仅要积极推进多边合作，还要重视单方面开放，对于认准的事情，即便合作伙伴没有作出相应让步，我们仍要根据自己的利益主动扩大开放。
四是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造安全的发展环境。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的风险，避免市场出现“大起大落”，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五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宏观调控是维持总量平衡的最后手段。要进一步深化财税、金融、投资等领域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更加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拳”维持经济供需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持续稳定。
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和过去大不相同的情势。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体制改革都可以归纳为制度转轨，即逐渐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完善市场机制、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是弥补市场失灵、推动共同富裕，都取得明显进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已经逐渐转到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以提高经济运行整体效能。这就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背景。
应当看到，当前，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运行压力较大。但压力也带来动力，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家庭，乃至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对于市场能做的、社会能做的，政府要向市场、社会大胆放权。对于监管类职能，应完善公共决策，在严格执法的前提下，为被管理者调整自身行为留足时间；对于公共服务类职能，应逐步扩大基层政府自主权，在加强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因此，必须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在强化政府职能的同时显著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可以相信，只要政府角色转换到位，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市场—社会—政府”良性互动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能够夯实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