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让”是中华文化中渊源甚早的重要德行和观念，以“让”作为核心字的“谦让”“礼让”等词汇至今都为人们所常道及。从思想学理上进行探究可知，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圣人贵让”的传统，以让为礼的实质与精神，“让”与礼制政治实践紧密相关。今人观念中作为公民道德的文明礼让，也正是几千年来以礼让为核心的礼乐文明的遗留和传承。

“礼让”正是五经所蕴含的核心精神，古人云“六经皆礼”，亦可说六经皆归于礼让。从时间上来看，尤其以《诗经》《尚书》为重要。《尚书》以《尧典》开篇，这意味着《尚书》是以尧舜禅让为开端的历史之书，或者说，禅让是中华早期文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趣的是，“文”“明”二字即是出现在《尧典》开首，“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禅让发生于尧、舜、禹之间，让是王天下的美德。难怪近代思想家陈柱直言，《尧典》“一篇大旨，莫非一让字”。在尧舜禅让之后的三代时期，以《诗经》记载的周代礼让传统最为显著。《诗经·大雅·绵》记载太王古公亶父将本国的土地让于狄人，不愿因此而让百姓受到伤害。此事不仅被儒家的孟子所称道，也进入了道家著作《庄子·让王》的视野。《大雅·皇矣》则记载作为长子的泰伯本应得国，但让国于王季，而王季之子文王继之兴起，这是周之所以能够最终取代殷商的重要事件。《论语》中有专门的《泰伯篇》，孔子称赞泰伯“可谓至德”，也体现出了儒家宗师孔子对于周代礼让传统的重视和认同。此外，《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行善”最重要的便是使治下之民能彼此相让，虞、芮之人不再争讼。由此来看，“礼让”是周人自太王古公亶父以来的家风。简言之，后世习称的尧舜三代有着一以贯之的礼让传统。

这一精神传统在记载周代后期政治实践内容的《春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周代礼乐文化的氛围中，周人早期让国的精神被春秋时期的士大夫逐渐转变成了礼让的德行，由此，周王兴让，就不仅是可为典法的周代故事，而且是重要的人人可遵循的美德。从《左传》内容来看，“让”是春秋士大夫讲求的美德，也是行为合礼的重要体现；“让”还是以礼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时的重要准则。而这些都是孔子之前便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的内在精神。《左传》记载贤人叔向之言“卑让，礼之宗也”，晏子言“让，德之主”，又载“君子曰”之语“让，礼之主”。一言以蔽之，礼让是“明德”，“争善”便是“昏德”。而推崇礼让，不仅是《左传》之意，也是《公羊传》之意，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直言“让者《春秋》之所贵”，“让者《春秋》之所善”，以“让”为孔子所作《春秋》蕴含的重要价值观念。

与《左传》相表里，《国语·周语》记载叔向所述周初史佚之言：“德莫若让”，也确证了西周悠久的让德传统。《国语·周语》又载“圣人贵让”，认为人性都有陵越他人之上的欲望，这便是人的争心，对此不能压制而应当以礼让的方式来处理，否则只会导致更坏的后果，就国家治理而言便是上下相争不和。以“贵让”为圣人之德，将“让”放在了最高的位置。总之，在周代礼乐文明的背景中，尊礼就意味着必然要贵让，是否能“让”是判断一个人德行之优劣、一个国家是否能有善治的重要标准。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也以让为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如《周易》六十四卦中，唯有《谦》一卦，无论卦辞或爻辞，尽属吉利，可见《易》作者之推崇谦让；《周易》以乾坤为易之门，因为天地翕辟产生万物，就此来说，“天地交泰”之象是以上下下，也正是体现了礼让的精神。

这种礼让的精神贯穿于儒道二家传统。而源自印度的佛教主张放下执着，保持“平等心”，以“忍辱”为六度之一。因此，礼让也就构成了儒释道三家精神的内在相融之处，是其共同的要义。就儒家来说，孔子身处周代礼乐文明没落时期，但他浸淫于《诗》《书》礼乐的五经传统之中，使其能够“集大成”式地继承周文传统。一般来说，孔子思想兼括仁、礼二维，“礼让”是其开创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里仁》篇记载：“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显然，以礼让为国正是对此前周代政治实践之内在精神的继承，礼让而不争，其本质是重义轻利，故儒家所言政治是以礼治国，亦即是以仁义治天下。而孔子作《春秋》，拨乱反正，其旨意便是天下莫不乱于争而治于让。于此，可见《春秋》与五经内在精神之一脉相承。历代思想家都注意到，孔子之崇让大有取于尧舜、周家之事。需说明的是，相对于礼让来说，孔子以仁释礼，“仁”是最高的德目，是总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孟子抑或是荀子都是重仁过于重礼。孔门及其后学的“仁”贵于“礼”，仁高于让，这表现出的是孔门思想家对于周文疲敝、礼崩乐坏的反思。虽然孔子仍重视“以礼让为国”这样的政治涵义，并未脱却西周礼乐文明的贵让传统，但是在他这里，以作为理想政治观念的仁政统摄礼治，对让的理解必须要基于仁义方可。简言之，礼让不是不讲原则、没有立场的让。但即使如此，让的精神仍然贯穿于儒家仁学的内部，不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都显露着鲜明的礼让精神，仁爱和礼让是一体的。

就道家来说，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已经揭示了道家思想中的礼让精神：“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认为老子的贵柔守雌，崇尚不争，继承了尧舜和《周易》谦卦的精神。于此可对儒道之同源有新的领会。《易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而老子则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配天，古之极”，以谦让不争为天道，为德行的极致。实则就儒家而言，礼让也是天道，《左传》以礼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便包含了这一层含义；而孔子说尧“则天”而行，既然如此，尧之禅让本身也是法则天道的体现。总之，以不争、礼让为天道，是儒道二家的通义。二者的差异在于，儒家主要落在人生、社会、政治中说明礼让、不争的价值，而道家对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强烈的批判反思，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进一步从形而上的“道法自然”层面思考礼让、不争的精神。由此，就将“让”视为人生、自然、宇宙中普遍贯穿的法则，依其思路，现实社会中的礼让和不争正是建基于“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自然法则，人的生活要以天道为依归，人文世界要以自然世界为基础，呈现出了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宇宙观。

合并观之，儒道两家都在继承尧舜三代礼让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前者走向内在，以仁释礼，道就是仁道；后者则超越而上，推天道以明人事，用天道的不争来成就人事的和谐，和谐不争都深植于儒道二家的思想传统中。近代以来，西强东弱，华夏山河破碎，乃至礼乐文明也被置于扫除的境地，然现代思想家熊十力、冯友兰等人都立足世界局势而思考华夏传统的现代意义，一致认为“礼让”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且可以作为国际间交往秩序的共同准则。由今观之，经典之为经典，本就是人类实践的积淀和总结，固为后世所当遵循之常道，所以能被儒道所共遵，二家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追求和平与不争的文化基因，至今依然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