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互联网的发展非常迅速。在长期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国，网络舆论的出现对社会政治等方面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种种因素，网络讨论的参与在全国范围内是不平衡的，而且持不同观点的公众之发言机会也完全可能是很不平等的。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还是通过互联网表达了他们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点，以求有所改变。本文着重考察中国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论坛近年的发展状况及特点，以及政府与这些网络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这一研究目的，笔者分析了数百个有代表性的涉及外交与国际的的中文网站、聊天室和电子公告牌 (BBSs),在中国作了实地考察,访问了相关的政府官员、学者，以及网站、网络论坛和网吧的业主。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互联网在中国的爆炸性发展以及有关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上舆论的出现和发展，然后分析网络舆论的主要特点，最后讨论这种网络舆论的问题和前景。

一、网络论坛：一种新的可自由参与的公共媒体

自1987年9月中国建立国内第一个互联网电子邮件网点以来，至2006年6月中国大陆已有1.23上网人数，联网的电脑总数达5,450万，网站数达78.8万个。[1] 更有意义的是，至2006年8月底，被大多数网民用来参与各种讨论并发表个人意见和想法的博客(blogs)作者规模已达1,750万，而博客的读者规模则达到7,500万。[2] 网络论坛包括在线聊天、即时信息、BBSs 和其他一些在线讨论方式，如 blogs, Wikis and SMSs。2003年底，全国共有2,536个中文聊天室和12,592个BBS。[3]在中国，阅读新闻、网上聊天和网络论坛讨论占了所有网络活动的60％以上，其中，网上聊天有40.2％的使用者，排在最频繁使用的网络活动的第六位，BBS拥有21.3％的使用者，排在第七位。[4]这些数据说明，在中国，上网讨论已经成为网民的一种主要的网络活动，并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根据2003年在中国十大城市的民意调查，63.95％的应答者定期访问网络论坛；网络论坛上最流行的话题是“个人爱好”，而排在第二位的便是“政治事务”。[5]

鉴于中国长久以来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一社会政治背景，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最重要意义是为公众提供了能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意见的网络论坛，形成了一个多少可以表达公众舆论的网络空间。网络论坛对公众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可以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它具有媒体的功能，它发表的帖子、新闻、信息能被所有人阅读。其二，它的传播不受空间的限制，可将个人发表的观点和信息即时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其三，人人可以参与网络论坛的讨论，个人发表的信息和评论常引起来自各地的回应，从而鼓励更多公众的参与。这种通过网络而形成的大规模公民参与是任何其它媒介形式都无法达到的。其四，网络论坛还可以成为发起和组织社会运动的一个平台(Chase & Mulvenon, 2004)。可以说，网络论坛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它们成了公民就公共事务发表观点并交流意见的最佳场所。

近二、三年来,中国的网络论坛伴随着网络社区的大量增加而进一步迅速发展。根据传播学定义，网络社区或称虚拟社区，是一个通过互联网形成的社会集合体(Rheingold, 2000)。这种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可以成为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为大量草根阶层的积极参与和公民问政集聚了力量和经验。比如，2003年在广州发生了大学生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而被收容，并在收容期间被警察殴打致死的事件，互联网上就此事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事件在网上公布后，两小时内就有网民4千多条充满愤怒的帖子。该事件立刻成为一个几乎所有网络论坛都有网民参与讨论的全国性政治话题，参与讨论的网络论坛既包括个人网站和电子邮件群发团体，也包括官方网站和商业网站。通过互联网上的传播和讨论，该事件引发了全国公众的愤怒。政府迫于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而迅速在全国取消了“暂住证制度”，并处决了一名收容所职员。目前，网络舆论己开始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不少网上的讨论都涉及到公共政策、腐败、党政官员滥用权力以及社会公正等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也不断加强对网络论坛的监控和“引导”。官方的互联网政策试图将公众的话题局限在非政治性方面，因此许多网民平时习惯于在“聊天室”谈一些无聊的话题，或是在官方举办的网络论坛上沿着政府的意向就官方倡导的政治性话题进行讨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网站多年来运行着一个很有影响的BBS，“强国论坛”，它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就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发表观点、宣泄情感的平台。“强国论坛”拥有28万个注册用户，每天上贴1.2万个。[6]这个论坛的出现并长期存在体现了政府的意图，即政府需要藉此了解公众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态度并利用这一渠道去影响或“引导”公众舆论，具体手法包括由政府组织的“写手”在论坛上以网民的名义发表讨论意见。为了有效地利用网络的影响，过去几年里各级政府部门都实行了网络政府计划，以便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来加强网络的影响力。

二、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之主要特点：强烈的反美和反日情绪

从200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网络论坛开始出现涉及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尤其关注与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或公众认为曾经是或现在是中国的敌人的国家的关系。例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军用飞机撞机、2004年中国商人赵燕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殴打等事件，以及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都在聊天室和其他网络论坛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反美和反日情绪的民族主义。这种情绪的产生可能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给中国人新的自信有关，也与执政党和政府的舆论操纵有关。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通常是政治领导人和一些文化精英用来增强社会凝聚力以为执政党目的服务的工具，所以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历来是中国官方鼓励的话语，这类言论在网络上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言机会。只有当这样的言论超过了官方所希望的程度后，它才会被禁止上贴或被删除；而对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持不同观点的言论，其处境则完全不同，批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贴子通常会遭到网络警察的封堵。当执政党和政府利用网络舆论来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为其外交与国际关系政策服务时，涉及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真正反映或代表全国公众在外交与国际关系方面的看法和意见。

例如，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主义分子劫机撞楼事件后，网民们在BBS和聊天室中发表了大量帖子，尽管有少量帖子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同情，但大多数帖子都高兴地视此事件为“美帝国主义霸权行径”的结果。“9.11”后的第一周，高峰时段内“强国论坛”上每天有2万5千名网民同时在线，其中很多帖子公开赞扬恐怖分子的袭击。一些人写道，这次事件是美国在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得到的“公正的惩罚[7]”。对9.11事件和中美关系的这种网络舆论其实是中国官方立场与态度的一种投射。中国政府在谴责9.11恐怖袭击事件上落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而且中国官方对这一恐怖袭击的反应比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都要温和得多。

公众在网上对赵燕事件的反应是又一个强烈反美情绪的例子。2004年7月22日夜间，中国女商人赵燕接近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美加边境的美国海关办公室，被发现后逃离现场，随即被美国移民局官员追上并扣留，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赵燕遭移民局官员殴打的事件。这起事件在美国媒体上只是个地方性新闻，一则简单的、警察执法过程中可能不当使用暴力的案例，但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赵燕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把这起事件定义为美帝国主义霸权和严重侵害人权的又一个代表，事实上鼓励了网上民众的反美情绪。虽然网上舆论对赵燕事件存在着几种不同观点，但绝大多数帖子都在发泄对美国的怒气，有些人甚至指责“美国是世界上真正的恐怖分子[8]”。当2005年9月8日当地法院判决该事件中打人的移民局官员无罪后,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天之内就有1万1千多人上贴谴责这一判决，认为它充分显示了美国高傲自大的心理和对外国人的歧视心态，反映了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和文化歧视。

强烈的反日情绪也时时在网络舆论中反映出来。过去几年，由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引发的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的摩擦变成了中国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论坛上一个最热门的政治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台湾的北方海域（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历史上中国把钓鱼岛看作是台湾省的一部分。2004年3月24日，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15位人士乘坐一艘渔船抵达钓鱼岛海域，声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其中7人被日本警方拘留。这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网上“保钓行动”，以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立场，保卫国家尊严。网络舆论的强烈反日情绪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充分支持“保钓”行动，称赞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是“民族的英雄”、“国家的骄傲”，并号召组织新的反日行动；其次，号召联合抵制日货，尤其是抵制日本的汽车和投资；再次，要求对日采取军事行动。比如，网上有帖子写道：“使用日货是一种羞辱，是时候消灭日本了”；“朋友们，请抵制日货，请更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应该在钓鱼岛驻军，以表明我们的军事实力。”自最近这次钓鱼岛事件后，反日网站的数目剧增至70多个。

现在，大约有十万名网民经常活跃在反日论坛上，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网上反日舆论。网民们不仅通过这些网络论坛发布信息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通过它们组织发动大规模的公众活动甚至社会运动，如网上请愿和组织游行等。[9]反对从日本进口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高速铁路设备和技术的网上请愿活动就是网上大规模公众活动的典型例子之一。京沪之间的高速铁路是一项预算高达230亿人民币的巨大工程，投标人包括德国磁悬浮火车联盟、法国TVG高速列车以及日本的新干线高速火车经营者。当日本新干线高速火车经营者有可能赢得合约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的互联网上爆发了强烈的反日浪潮，而对二战期间日军战争暴行的回忆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迹象则进一步引发网上更大规模的反日情绪的爆发。2003年7月19日，“爱国者联盟”网络论坛发起了一个反对京沪高速铁路工程从日本进口设备技术的网上请愿活动，仅十天内便收集到了8万个网上签名。[10]虽然无法确定这次网上请愿对政府的决策是否产生了影响，但中国政府后来确实否决了从日本进口高速铁路设备技术的安排。一个月后“爱国者联盟”又联合另外六家网络论坛发动了另一次更大的网络请愿活动，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市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死于或伤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留下的未曾掩埋、最近暴露于世的含有致命毒素的化学武器。从2003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这一网上请愿活动就收集到了一百多万份网上签名，成为当时中国民众在网上对外国政府的抗议活动。

三、政府与网络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共习惯性地视外交与国际关系事务为最高层少数领导人才能过问的决策，公众通过网络空间参与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的议论，无疑会构成对相关政策的某种影响。

究竟政府与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之间是怎样一种互动关系？笔者将从三个角度来观察和讨论这种互动关系：其一是政府对网络上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讨论的态度，这涉及到中国政府如何看待网络舆论和虚拟社区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其二是政府如何关注或利用网上舆论，将之利用来为外交政策服务；其三是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之网络舆论形成后，中国政府的一些外交政策如何顺应这种舆论而改变。

首先，中国政府对网络舆论强烈的反美或反日情绪基本上是赞同的。如上所述，这种反美或反日情绪既是官方所营造的，也是官方所需要的。以反日舆论为例，官方一方面允许和鼓动网上的反日情绪，一方面又有意让官方媒体在这场事件中保持沉默，以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善中日关系。[11]一旦政府意识到网上舆论的激烈反美或反日倾向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给世界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时，政府会随即迅速监控和封锁网络论坛上极端反美或反日的帖子。

其次，近年来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已开始受到政府的关注或利用。比如，许多官方网站建立了专门讨论国际、台湾或香港问题的网络论坛，如《人民日报》网站上的“强国论坛”，新华社网站上的“发展论坛”和“统一论坛”，外交部网站上的“中国外交论坛”。此外，许多BBS、聊天室和网站投票系统也都成了官方获取民意的渠道。这样，政府开始利用网络论坛为政府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政策意向服务。2003年4月初，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了一个通知：“将邀请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于4月8日下午3点到4点半在外交部网站上的中国外交论坛与网友们就伊拉克当前形势进行在线交流，并接受相关外交政策的提问。欢迎您的提问和参与！”2003年12月23日，外交部长李肇星参加了一个预定的新华社网站上的聊天会，在网上与公众交流。这次交流持续了两个小时。4万余人参加了在线讨论，李肇星收到了2千多个提问,提问的内容包括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在伊拉克重建中的作用。[12]官方媒体对此类安排积极报道，称之为“中国领导人了解民意的新的有效渠道”和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巨大进步”。不管这种评价是否过分，中国高层官员在网上与网民的交流互动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关注网上舆论。

再次，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某些网络舆论有时会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但也可能使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1999年5月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失误；中国政府则掩盖了被炸身亡者的真实身份和赴南活动目的。中国的官方与民众都把这次事件看成是一个蓄意的攻击行为，虽然官方媒体用带有一定外交口吻的语调来报道这次轰炸及相关问题，但公众在网上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美风暴。轰炸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内，有5万网民访问了 “抗议论坛”（“强国论坛”的原名）。一周后这一论坛的网民数量迅速增长到50万[13]，他们不仅在网上批评“美国的霸权”，而且还主张发动组织街头游行。在政府的授意下，各大学随即组织大学生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和中国各地的美国领事馆外抗议示威。学生们用石头和瓶子袭击了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次抗议话动约有十万人参加。[14] 后来有学生开始把愤怒转向中国政府，官方担心执政党及政府可能成为愤怒的民族主义浪潮攻击的目标，随即动用各种手段终止了学生及民众的游行。在对日关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励公众的反日情绪,但另一方面也担心公众一再高涨的的反日情绪可能会转化为反政府情绪。有网民声称：“钓鱼岛问题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为百姓做点好事，对他们来说是这么难。日本之所以如此贪得无厌，就是因为日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衰落。[15]”当网民在论坛上敦促中国政府干预钓鱼岛事件时，中国政府便严格控制BBS和聊天室，以阻止反日情绪的“过分”发展；同时政府又反复强调所谓的“对日新思维”并非官方的总体对日政策，而只是在历史问题未解决前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些设想。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都保持低调。很明显，虽然官方可以把网络舆论当作“公众外交”服务于某些政治目的，但公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走向极端，给官方制造一些麻烦。网络上的公众舆论是否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起了作用，倘若有作用，作用有多大，现在仍然很难判断。

四、如何认识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被乐观地看作能为公众带来政治参与的新技术手段，因为它与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不同，允许人们直接参与互动式的信息交流，也可以让民众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实时”对话来发表意见。甚至有人认为，既然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在一个与“参与民主”相似的过程中与他人自由地分享观点，所以互联网能带来更多的“社会民主化”或“政治现代化”，因为公众可以自由而无限地获得信息，能平等地参与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交流(Crossley & Roberts, 2004)。无论是“公共领域”、“公共观点”还是“公共舆论”，当用这三个概念来思考公众的政治参与时，必须认识到，公众政治参与的种种形式只能发生在政府或官方渠道之外。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广阔而自由的舞台，是市民辩论、协商、达成一致并采取行动的场所(Bass, 1996)。

几十年来，在中国不存在民众公开自由地传播观点并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渠道。目前，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仍然决定着公众能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引导着公众按照政府的需要去相信或排斥一些事物。在这样的媒体上，大规模的公众参与和自由讨论是不可能的，涉及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参与和讨论就更不可能了。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尤其是网络论坛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虚拟空间中的一个萌芽状态的“公共领域” 已悄悄地在中国出现。成千上万的草根阶层积极参与了网络论坛的讨论 ，这些网络论坛的存在突破了执政党与政府垄断的官方传播渠道。大多数人己感受到互联网与网络论坛的出现和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和机会。[16]可以说，网络论坛是公众发表观点，尤其是就政治议题发表观点的一个崭新的、仅有的公共场所。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称，据一项在中国12个城市所作的调查,中国公众对在互联网上自由言论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当问到“通过使用互联网有更多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时，71.8％的互联网使用者和69.7％的非网使用者选择“完全同意”或者“同意”；对于“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批评政府的政策”这个问题，68.8％的互联网使用者和61.5％的非使用者选择了“完全同意”或“同意”；对于“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能更了解政府的政策”这个问题，79.2％的互联网使用者和77.4％的非使用者选择了“完全同意”或“同意”；对于“通过使用因特网，高层官员能更好的了解普通民众的意见”，72.3％的互联网使用者和73.3％的非因特网使用者选择了“完全同意”或“同意”。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与以前相比大多数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相信网络空间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由。然而，中国的民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网上浏览和网上发言的自由呢？

言论自由是民主和文明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必须确保“言论者不会由于国内或国外的压迫而不能自由行使言论、行动和提问的权利”(Hass, 2004)，无论政府还是商业机构都不应影响个人的立场。能够充分自由表达的这种“理想的言论情形”，要求互联网上的对话和信息产品不受检查，不管其形式如何。但中国政府一直利用高科技设备和技术来过滤互联网上的信息，从而达到控制互联网的目的，为此，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内容过滤技术和大批专责网络内容管制的网络警察。官方使用的高科技措施确实阻止了很多网上的政治信息和言论[17]，但正如“博客动力”的创始者所说，由于“有很多的bloggers，所以分流很快，很难监查[18]”。尽管许多网民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代理服务器冲破政府的网络封锁和过滤，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在技术上越来越困难，但政府仍然在努力减少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的对政府的不满。[19]官方已要求网路服务商和个人使用者实行自我监查[20]，将这种自我监查列为规范和控制虚拟空间的主要手段。这种政府管制和自我监查机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形成。

尽管中国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急速增长，但仍然只占总人口的8％左右，这个百分比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数据鸿沟”(Wilson, Wallin & Reiser, 2003)，Steward, 2001),互联网的使用者主要是年轻、高学历的城市人口，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约40％的上网者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只有大约1％的网民生活在贫穷的西部地区。[21] 如果从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来看，在中国只有人口的15％左右，大多数是大学以上学历的人，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使用代理服务器），其余85％的人口仍然主要通过阅读2千多份官方报纸来获取新闻信息，许多家庭主妇甚至不看报，主要通过收看电视节目来获得新闻和信息。[22] 换言之，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人仍然依赖政府渠道和官方媒体来获得新闻信息，尤其是在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中，互联网使用者仅占千分之二。显然，目前在中国单靠互联网的出现和使用，即便没有官方的管制，也不足以产生一个能让多数民众参与的公共领域。

中国的文化政治类网络论坛普遍有两个特点，即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两个特点在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自由主义在网上通过自由主义话语和个体主义主张以及反传统倾向反映出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自由主义反映了一种积极的价值观，但激进主义比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的网络论坛上，激进主义又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支持民主的人，他们密切关注国内的政治问题，提倡激进的政治改革；其二是民族主义者，这类人密切关注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 主张在处理中美、中日、台湾与香港等问题上采取激进的立场。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类民族主义者强调，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时必须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姿态，要站到一个现代、先进、强大的国家所“应当具有”的立场上。这类观点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敌人”，带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对抗情绪。他们在大多数的外交和国际关系论坛上的言论通常充满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这样的言论可能出自一部分网民及社会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的民族主义视角，不一定真正代表公众舆论。[23]

长期以来，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从中学到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训练出了几代在外交与国际关系有明显偏见的青年人（他们往往被称为“愤青”，意为“愤然的青年”），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外交与国际事务观常常可能并非独立思考的结果而是“洗脑”结果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在那些讨论与美、日、台湾和香港关系的论坛上，不少网民观点激进，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的言论虽然看起来很“爱国”，但不少观点是非理性的。不幸的是，一些理性的或非激进的观点在中国都不得不保持低调，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爱国”或“卖国”。

在中国,互联网和网络论坛为公众或突破官方的信息和新闻控制、表达对政治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意见，提供了具一定自由度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许多虚拟社区近年来非常关注外交决策，这可能是因为在网络时代以前，中国民众很少有机会就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当然，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根据网络上的公众舆论来制定的。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增长和公众网上政治参与的活跃，网络舆论将可能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但如果网络舆论继续被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支配，它对中国的民主和政治现代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Bass, R. (1996). Habermas’ Public Sphere. ERIC Lesson Plan: Publics.

Chase, M.S. & Mulvenon, J.C. 2004. “Political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Electronic version). RAND’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Books & Publications.

Crossley, N. & Roberts, M. 2004. After Habermas: New Perspective on the Public Sphere.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Haas, T. 2004. “The Pubic Sphere As A Sphere of Publics: Rethinking Habermas’s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Bulletin, No.2.

Hachigian, N. 2001. “China’s Cyber-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No. 80, pp. 118-133.

Liff, S. & Steward, F. 2001. “Community E-gateways: Locating Networks And Learning For Social Inclus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No. 3, pp. 317-340.

Rheingold, H.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 Frontier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Wilson, R., Wallin,S., & Reiser, C. (2003).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Digital Divide.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No. 2, pp. 133-143.

Yin, K. (199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注释】

[1] 中国因特网信息中心，“第18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2006）”。

[2] 出处同上

[3] 中国教育科学中心，“中国最好的文化网站的第四次调查报告（2003）”。

[4] “关于因特网使用者及其影响的调查报告（2001）。

[5] 中国因特网信息中心，“中国的因特网时代（2003)”。

[6] 据笔者2004年对复旦大学朱教授的访谈。

[7] 据笔者2004年对清华大学郭教授的访谈。

[8] 据笔者2004年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刘先生的访谈。

[9] Wu, M.，“The Internet and Civic Protest in China: Emerging Online Pet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3 Aoir Conference, Toronto.

[10] 据笔者2004年在北京对外交学院范教授的采访。

[11] “中国：北京加进控制国内日本问题的媒体报道”, 《海峡日报》2004年10 月4日。

[12] 据笔者2004年在北京对外交学院范教授的采访。

[13] 出处同上。

[14] Zhang, D. & Sun,《近距离观察中国》。北京：中国洲际出版社2003年版。

[15] 出处同注[6]。

[16]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进行的关于因特网使用者及其影响民意调查的调查问卷”，2003年。

[17]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中国的因特网信息冲突”，2001。

[18] 据笔者2004年在北京对网吧业主董先生和冯先生的访谈。

[19] “China’s Internet Policy Is Criticized,”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February 29 2004.

[20] Harwit, E. & Clark, D. 2001. “Shap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Ove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 Asian Survey, No. 41, pp. 405-407.

[21] 笔者2004年对中国政府信息产业部官员丁先生的访谈。

[22] Fang, D. “中国：国家媒体只报道了事实，没有评论。”《南华早报》C，3月26日, 2004。

[23] Wang, Y. “钓鱼岛事件：中日双方的难题”, 《凤凰周刊》143期, 2004。

作者为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副教授，来源：当代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