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引起多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预示，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就可能会发生，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1989年社会动荡的边缘（王绍光等，2002）。
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目前有关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将从某些结构变数发生作用的机制和逻辑入手，来探讨社会不稳定发生的可能模式。
一、社会动荡的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社会动荡的讨论虽然有很多，但对社会动荡却缺乏明确而具体的界定。人们所说的社会动荡指的是什么，往往是非常的含糊不清，是指有组织的集体上访？有一定规模的游行和示威？还是指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造反或非法暴力？要使问题进入可讨论的状态，就必须对所要讨论的问题尽可能加以明确的界定。
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在这里将社会动荡划分为如下的几种类型：
1、 小规模的常规性的社会抗拒。
这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诸如集体上访1和小规模的游行示威等社会抗拒形式。这种社会抗拒的特征，是发生在既有的体制框架之内，规模一般较小2，而且一般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和政治目标。之所以将其列入需要关注的社会抗拒之一，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现有的体制缺少处理频发的小规模常规性社会抗拒的安排3，二是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似乎都认为，频发的常规性社会抗拒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往往要求下级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2、 局部性的社会抗拒。
这里所说的局部性有两层含义。第一，社会抗拒的目标是单方面的；第二，这种社会抗拒只是发生在某个局部的地区，如一个或几个城市。如2002年年初在大庆和辽阳发生的工人社会抗拒事件，就属于这一种。与前一种社会抗拒相比，这种社会抗拒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某种组织性因素的出现4。同时，其影响也远较前者为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体制似乎完全没有处理此类社会抗拒的安排。一般地说，这样的社会抗拒事件也不一定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体制似乎完全没有处理此类社会抗拒的安排，因而政府对此类事件的敏感，往往高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和敏感性。
3、 全社会规模的社会抗拒。
这种社会抗拒事件是跨地区性的。例如1989年的“六四运动”。这种社会抗拒不仅会产生很强的组织因素，而且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的冲击也最大。人们最担心的社会动荡，一般指的就是这种社会抗拒。
人们一般所说的社会动荡，实际上涵盖了上述几种不同的社会抗拒类型。这是在分析社会动荡的时候必须注意的。然而我们注意到，在目前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动荡做进行的分析中，很少注意到社会抗拒的不同类型，甚至也不明确说明社会动荡的确切含义。这样就使讨论很难深入进去。
二、可能的模式与逻辑
社会抗拒的模式涉及如下的问题：事件的起因或诱发因素、可能的抗拒形式、对社会的影响等等。分析社会抗拒的模式及其逻辑，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有把握和根据地预见中国社会抗拒发生的现实可能性。
1、导火线的不可测定性。
各种社会抗拒往往都因某种突发性事件而触发。因此，突发性事件与社会抗拒运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社会抗拒时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突发性事件的导火线，是很难预测的。比如在几年前，人们就很难预测到在falun功的问题上会出问题。也就是说，突发性事件的导火线往往由很多偶然因素构成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就能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的具体导火线是什么，那无异于算命先生。
2、 腐败很难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动因。
之所以要将腐败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许多学者都将腐败的问题作为最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5。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然而我们看到，尽管有众多的学者都强调了腐败对引致社会动荡的作用，但腐败与社会动荡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腐败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方式导致社会动荡的？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如果我们对一些相关的文章进行分析，大体可以看出下面的一种论证思路：腐败----民众的不满情绪----社会抗拒（社会不稳定）。在这两个环节的论证中，第一个环节，即腐败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是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论证的。近些年来多次抽样调查的数据都表明，在人们所不满的各种社会现象中，腐败一直居于前列。而且在相当的一些年份中，对腐败现象的不满程度都在上升6。这样我们大体可以确定，这个论证思路中，第一个环节是可以成立的。
但问题是，第二个环节，即人们的不满情绪或最不满的因素是否就是最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一篇文献能够充分地论证对于腐败的不满可以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抗拒。根据接触到的社会抗拒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由腐败引起的小规模的上访（一般是以一个村庄或一个企业为单位），但在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抗拒中，我们找不到直接由腐败导致的案例。其实，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腐败制造的是一种“社会公害”。所谓“公害”的特点，是人人有份，但分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并不多。一个官员贪污1000万元，一个人不到1 分钱。如果一年腐败的数字是100亿元，一个国民分摊不到10元钱。在一个处于温饱阶段的社会中，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现实利益，而腐败虽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不满，但却很难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动因。
3、 作为动员手段和象征的腐败。
虽然腐败很难成为社会动荡的只动因，但如果社会动荡发生，反腐败却往往会在当中起重要的作用。分析包括“六四”在内的大规模社会抗拒和近些年来发生的局部性社会抗拒，都会发现，一旦社会抗拒发生，不管其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反腐败”都会成为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的口号和手段。
反腐败之所以能在社会抗拒中充当动员的象征和手段，这当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正因为腐败是一种公害，人人有份，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是最一致的。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就连腐败分子都痛恨腐败”。正因为如此，如果在社会抗拒中由反腐败而实现成功的动员，则使得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们能够突破人群的边界，而共同参与到社会抗拒中来。其次，反腐败会为社会抗拒增强道义感。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由反腐败进行的社会动员，也往往造成很强的情绪化色彩。再次，社会抗拒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往往也确实都与腐败有关。因此，说反腐败一般不会成为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直接动因，并不意味着反腐败不会在社会动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
4、 腐败进入社会抗拒的主题之后----
依据前面对社会抗拒类型的划分，一般地说，在大规模的社会抗拒中，腐败才会成为社会抗拒的真正主题。在反腐败进入社会抗拒的主题之后，会导致社会抗拒两个特征的形成。其一，是情绪化。因为腐败是一种最令人痛恨的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社会抗拒中，往往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不管最初导致社会抗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最后社会抗拒的目标会演化为反腐败。并通常会提出根治腐败的一揽子方案。其二，意识形态化。因为腐败往往是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当反腐败成为社会抗拒的动员机制时，社会抗拒往往会迅速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并将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社会抗拒的明确目标。如果是由于一项具体的政策引发的社会动荡，双方完全可以谈判，就修改政策达成妥协。但如果抗议的指向是反腐败，问题就会复杂化。因为在反腐败指向的社会动荡中，不仅人们是高度情绪化的，而且缺乏达成妥协的办法，因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或执政党给出一个反腐败的承诺，但显然这很难满足人们的要求、平息人们的情绪。
三、导致社会动荡的深层因素
上面的分析大体可以表明两点。第一，突发性事件的导火线往往由很多偶然因素构成的。是很难事先预测的。第二，在一般的情况下，腐败不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动因，但在大规模的社会抗拒中，反腐败往往会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在明确了这两个因素之后，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的那些深层的原因。因为尽管突发性事件的导火线是很难预测的，但导致社会动荡的那些深层原因是可以分析和预测的。但同时也要说明的一点是，即使是在分析这些深层原因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动荡看作是某些结构参数的必然结果，而必须注意这些结构参数与社会动荡之间的逻辑与发生机制。由于本文的篇幅，这里不可能对下述因素中的逻辑和机制进行详细的分析，而只能提及其中的一些要点。
我认为，导致社会动荡的深层因素主要涉及下列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失业和下岗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要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根据民政部2001年社会保障绿皮书，城镇真实失业率由1993年的5％左右，上升到1998年的8－9％，2000年接近两位数(10％)，即1200万到1500万。实际失业人数可能高达2650万或3000万（陈佳贵，2001）。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于，一是它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人们最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忍无可忍。根据有关资料，1999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万－3100万之间，其中主要是失业和下岗人员；二是波及的面大，现在城市当中失业下岗人员就达几千万人，加上农村事实上存在的约2亿潜在失业人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失业或潜在失业人口；三是没有常规性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中陆续发生失业下岗人员的社会抗拒。
对于失业下岗人员的社会抗拒，需要关注如下的几个问题。第一，目前中国的失业下岗人员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主要是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人，其年龄大体在40-55岁之间。因此，这个群体的社会抗拒具有很强的阶段性8。第二，他们拥有较强的组织资源。近些年来发生的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抗拒行为表明，原有的单位体制以及居住的相对集中（大部分住在原来的单位宿舍区）为这种社会抗拒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资源。如大庆和辽阳的失业工人示威，就是以原来的单位为组织框架的。第三，生命周期的因素。根据我们的调查，失业下岗人员中涉及到基本生存问题的并不多，引发社会抗拒的主要是养老和医疗问题。随着这批人的不断老化，以就业为主题的社会抗拒会减少，而以养老和医疗为主题的社会抗拒将会增加9。从上述的几个特征来分析，可以大体预期由失业问题引起的社会抗拒，可能呈现出下面的模式：小规模的或者局部性的社会抗拒，仍将频繁发生；其拥有的独特的组织资源，使得其社会抗拒行为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度；目前是这个群体社会力量的高峰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也由于对失业状况的无可奈何的默认，他们的要求会逐步分散化。总的来说，由这个群体发动大规模的、整个社会的社会抗拒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另一个失业群体的形成，这就是新生代的失业群体。这里的新生代失业群体主要是指城市中具有初中或高中学历、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大体在18—30岁之间。将来的就业压力主要是来自这个群体。随着这些人进入结婚和生育年龄，他们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因而对就业的要求也会增加（在他们结婚和生育前，生活基本依靠父母）10。
第二是农村和农民负担问题11。尽管中国城市中的严重失业问题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存在，但可以推断，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中那些与就业有关的改革措施的大体完成，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常规化。而农村的问题却相反，中国的农村问题，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严峻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虽然以7-8%的速度在高速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改善，相反却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恶化的趋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97—200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90.13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元，同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为4.6％、4.3％、3.8％和2％12。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但这还是平均数字，里面包括了个别“高收入户”的独特贡献。在平均数字的背后，实际上很难有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二是在乡镇企业做工的收入，三是在外地打工的收入。首先，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0—40%，在农副产品的总量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民从出售农副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应当是减少了的；其次，近些年来，许多乡镇企业开始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净减少了2000万人，在其仍然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从这个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因为在最近的几年中，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是大体稳定的，其人均收入也没有大的提高。相反，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拖欠打工者工资的现象。仅在2001年，拖欠的工资总数达到300-400亿元，相当于1000万个农民工没有领到工资。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很可能是在下降。
因此可以说，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的状况是在不断恶化之中。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从90年代初的8000万下降到90年代末的3000万(按人年均收入625元计)，但是还有约2000万人处在温饱线的边缘，若按照联合国人均每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线计算(相当于农村年人均收入的水平)， 贫困人口则更多。根据卫生部2001年的报告，近几年来，中国平均每年自杀人数约为25万，自杀未遂人数据估计超过100万，其中90％在农村，并且女性比男性高出25％。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三十三。而农民所承担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更是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本性因素13。
近些年来，农民的上访和骚乱，已经有相当的数量，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根据于建嵘先生的研究，近十年来，仅湖南省，无论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社会抗拒，主要是以下面的几种方式进行的：一是个人或规模不等的集体上访；二是小规模的暴力事件，如冲击基层政府等；三是为数很少的局部性社会抗拒（包括非暴力的与暴力的）。尽管在一些地方农民的社会抗拒开始带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总起来说，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强，组织性程度也很有限。但在农民的抗拒活动中，有两个特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其一, 是表达的滞后性14。其二, 是冲突程度的“跳跃性”。从沉默到剧烈的冲突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过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 同时也由于怕遭到乡村干部的报复, 往往能忍就忍了。但一旦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就会铤而走险,其反抗就会以相当暴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是贫富悬殊问题。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在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会以何种方式引发社会动荡，还是一个缺少系统研究的问题。但就面前而言，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仇富情绪在普遍滋长。围绕2002年下半年揭露出来的刘晓庆偷漏税案和2003年初发生的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杀案所引起的舆论，特别是网络上自由发表的评论，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仇富情绪之强烈。第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因为在关于贫富悬殊的议论中，人们往往将这种状况与权钱勾结和利用权力瓜分国有资产联系在一起，同时政府通过再分配调节社会贫富悬殊上的无所作为，也正在引起民众的不满。但在具体的逻辑关系中，不断加大的贫富悬殊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目前看，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处于贫困状态的底层社会的社会抗拒，另一种是在其他导火线引发之后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四、社会抗拒更多地将会以社会治安的形式发生
对于由突发性事件导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不能估计过高。这主要是考虑到如下的几个原因。
1、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
在过去的20年中，人们曾经多次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危机与崩溃的预测，但事实上，这些预测都没有得到事实的应验。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总是测不准15？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够酿成危机甚或崩溃的因素，但却对这个社会自身的弹性，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就往往导致对危机的事实上的夸大。
不能否认，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60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等。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三七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个人化的追逐利益的方式，使得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很少直接向整个社会挑战。其次是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起码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这些用来救急，用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16。第三点，在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17。社会结构的这种弹性，使得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了18。
2、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的力量。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几个社会集团开始整合并形成结盟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精英联盟不但拥有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而且拥有了对社会很强的支配性。这种支配性一方面表面在其对政府政策和公共舆论的影响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普通民众的支配能力上。回顾一下80年代末社会抗拒发生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当时体制外精英与民众力量的耦合，是这次大规模社会抗拒得以发生的最基本的前提。而在整个90年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
3、“市场主义话语”与对苦难的自我归因弱化了社会的反抗情绪。
这里首先需要对“苦难”、不满、反抗意识、反抗行动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基本的澄清。这里所说的“苦难”是指所有可以导致不满的问题项，如贫困、失业等。在“苦难”的基础上可能产生不满也可能不会产生不满；而不满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会产生反抗意识；反抗意识是否会导致现实中的反抗行为，也取决于其他许多条件。
从上面的图示可以看出，即使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许多可以让人不满的因素，但与形成现实的不满情绪，是两回事；而形成现实的抗拒意识和抗拒行为，就涉及更多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种种可能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因素，但由此转化为大规模社会抗拒的其他条件是相当缺乏的。其中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民众的社会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归因逻辑。在90年代，三种强有力支配这个社会的话语开始形成。一是前面分析过的稳定话语，二是在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的民族主义话语，三是“市场主义话语”。在这种市场主义话语中，金钱和财富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并将是否能够获得金钱与财富看作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在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但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能力不济的结果。因此，尽管有人也会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等现象不满，但最终是将其归因为“谁让咱没有权力呢？”即把导致社会不公的权力因素也归于个人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
4、民众大规模造反的可能性不大。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来看，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存在诸多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因素，但从现实性上来说，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多少年来，存在着一种“社会矛盾严重----民众会起来造反”的惯性推理逻辑，其实这种逻辑往往是缺乏分析的结果。强调危机的威胁有积极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决某些问题；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导致政府“过分反应”----不必要的控制，同时用“维持稳定”挤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等等。
大规模的民众造反需要三个条件：下层精英的参与和组织、政府的镇压能力不够、主要政治领导人在使用武力时“怯手”。总的来说，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如盗窃、抢劫、杀人等19，同时我们还会见到一些新的形式，如春节期间的“扎针”、爆炸等。后者类似于国际上的恐怖主义，都是力量完全不对等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刑事案件中已经开始带有明显的社会抗拒的色彩20。这可能是中国在社会稳定上面临的更现实的挑战。
五、寻找制度化地解决社会抗拒问题的新方式
20多年的改革过程，也是社会利益迅速分化的过程。社会抗拒事件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利益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结果。就其中的绝大多数来说，并没有太强的政治意涵。但问题是，在政府那里，某种程度来说也体现在学者的研究中，往往更多地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定位这种社会抗拒行为。由于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冲突采取一种不正视的态度，因而在社会中缺乏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所采取的权宜性措施又往往以高压为特征。这样的权宜性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问题，反而往往会激化矛盾和冲突。同时，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冲突的看法往往是非常僵硬的，即使是在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中，也很难进行对话和协商，缺少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在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相互的恐惧，这样就人为地强化了社会冲突的敏感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就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也可起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当然，谁也不会说，在一个社会中，社会抗拒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但适度的社会抗拒和社会冲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为解决这些冲突做出安排。
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要防止在社会抗拒和社会冲突中形成主要的断裂带。因为在这些常规性的抗拒和冲突中，如果不形成主要的断裂带，一般就不会酿成大的社会危机。比如, 在象美国那样的社会中, 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对立和冲突。越战还在进行, 国内的反战运动就风起云涌；堕胎是否合法, 意见针锋相对；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上, 美国内的分歧甚至比国际上还大; 哪怕是象申办奥运会, 是否承办世界杯这样的事情, 意见的分歧和对立也无处不在。人们不能不奇怪,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度, 天天分歧, 时时对立, 而且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用来吵架和对立的议会, 这个国家怎么就不乱, 而且至今看不出要天下大乱的迹象。可以说, 其中的原因之一, 就是每一种分歧和对立都有一个不同的阵营, 因而社会中形成不了一条主要的断裂带。相反, 在另外的一些社会中, 却是许多冲突都是围绕一条主要的断裂带展开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次冲突几乎都使原有的断裂带进一步加深, 结果是冲突和对立越来越尖锐,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也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六四”时的情景，就不难发现这条主要断裂带所起的作用。
这里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一般利益要求向骚乱的升级。从一般的利益要求升级到骚乱，与下面的两个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是某些政府官员善于制造、激化冲突而不善于缓和和平息冲突。这一点在农村基层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一些官员将农民视为“刁民”，整治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21。二是人为堵塞上访渠道。上访几乎是中国社会中唯一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个渠道经常处于不畅通的状态。在许多地方，都实行“政治承包”，而且是一票否决。比如，规定一个乡镇一年到县以上政府机构的上访次数，超过了就追究乡镇领导的责任。由于实行这种制度，基层政府的官员，往往不是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解决问题，而是将上访者看作是破坏他们政绩的捣乱分子，甚至加以迫害22。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要防止社会抗拒行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冲击，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包括建立规范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及能够有效处理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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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访是中国政府设立的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依据1995年10月28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问题，检查指导信访工作”。
2这里所说的规模在数量上很难界定。根据实际的情形，我们可以将小规模界定为参与社会抗拒的人不超越一个村庄、工厂和居民委员会的范围。
3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情况往往为这种制度所不容。一种是集体上访，一种是越级上访。越级上访有固定的指标，如果一级政府管辖地区民众越级上访超过了指标，有关的官员将受到处分，俗称“一票否决”。在京石高速公路两边，也不时可以见到“依法治访”的大字标语，意思是：依法整治上访者。在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许多地方的墙壁上都刷有“越级上访就是违法”的标语。河南浚县屯子村墙上的标语则是“严惩越级上访”。而因越级上访被打击报复的事例更是经常可以见诸报端。在基层，对待越级上访的一般性惩罚措施，是非正式的“报复”，在有的地方，则存在行政拘留的手段，从而导致矛盾的激化。非正式报复的例子在媒体上时有披露。如安徽怀北市、杜集区两极乡镇企业局协同弄虚作假，几年来虚报利润数以亿计，骗取荣誉和奖金。统计干部李春洁奋而举报，而结果是举报人却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成为全市唯一的一名下岗人员，弄虚作假者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人遣责，却照样异地为官。东莞市长安镇霄边村村民蔡景祥，怀疑村委会成员贪污，组织村民到上级政府上访，结果引来强烈报复。他被以“聚众闹事”为名劳教一年不说，老婆也因向上访申诉而被拘留十五天。不仅如此，蔡景祥夫妇将商铺租给一香港人，却不能拿到营业牌照，负责办牌照的官员告诉那位港商，商铺的业主得罪了大领导。此外，还有警告说：“中国这么大，搞死你很容易！”
4比如，在2002年3月大庆工人的社会抗拒中，就出现了明显的组织因素。在中国前面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性因素有两个来源，一是失业下岗人员原来“单位”的组织资源。二是在社会抗拒中形成的新的组织。如在大庆工人的抗议初期，买断工龄的工人们已经自行组织起了一个临时工会，叫做 '大庆石油管理局买断工龄职工临时工会委员会', 并且选举了工会代表。
5 2000年由中共浙江省纪委组织的全省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显示，腐败被列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零点公司的调查结果也表明， 2001年度，5.6%的居民认为贪污腐败问题“不太严重”，或者“一点也不严重”；近九成市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甚至“非常严重”。
6 相关的调查包括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稳定问题跟踪研究与对策课题组在2001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问题的回答中，城市居民选择的前5项因素依次为“腐败官僚主义”、“失业下岗人数增加”、“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和“治安恶化”。农村居民选择的前5项因素则依次为“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和“失业下岗人数增加”（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在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连续3年位居榜首。
7 同时，如果分析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不稳定的案例，也可以发现，严重的腐败会导致制度或政权合法性程度的下降甚或消失，从而使得这种制度和政权在民众的社会抗拒面前脆弱不堪。
8 有些专家持这样的一种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再过10年到20年时间，这些原国有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将逐步步入老龄化，他们的失业问题就自然得到了解决。
9最近此类事件在不断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原来此类事件多以集体上访为形式，发生激烈冲突的并不多。但在最近的两年间，此类事件中冲突的程度在明显加剧。
10 对于这个群体，社会一直缺少关注，相关的研究和资料很少，我们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11在2000年最近此类事件在不断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原来此类事件多以集体上访为形式，发生激烈冲突的并不多。但在最近的两年间，此类事件中冲突的程度在明显加剧。的前9个月，全国共发生此类事件605起，参与这类事件的农民达到50.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70.5%。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冲突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今年初，江西省于都县约有2万名农民因不满地方当局加税，同数以千计的公安发生冲突。其中，约有2000名农民包围于都县地方政府，捣毁窗户和大门，其他人则攻击地方官员的住家。邻近几个乡村也发生大规模骚乱，直到当局增派2000名武警赶到该县协助当地公安平息骚乱。
12 《经济日报》，2001年9月5日。
13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负担，大体可以分为四大块：一是交给市以上政府的，主要包括需上缴国库的农业税和特产税，农业开发基金，以及全市统一征收的一级电排费和血防统筹费等（全国每年大约为300--400亿元）；二是镇政府征收的“五统”（教育附加，计划生育，民兵训练，地方交通和优抚）费，镇集资以及其他由镇政府决定征收的款项；村级提留，包括“三提”（公益金，公积金和村行政管理费），村共同生产费和村集资等。这一项，政府的正式数字是600亿元。但实际上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推算应当在1000亿元左右。从个别地方的调查来看，农民负担中市以上政府和国家所占的份额增长得相对较慢，增长最快的是乡镇政府所占的份额。村级组织占的份额居于中间，但也增长得相当快。正因为如此，民间流行一种说法，“上面轻，中间重，下面是个无底洞”。三是各种名目的摊派和集资。这项负担不可能有一个全国性的数字。四是义务工负担，每个劳动力均在20个以上。每个工以15元计，就达300元。由此可见，中国农民每年总的经济负担，当在2000亿元以上，人均达200元以上。
14比如, 种田的比较利益低的问题。当秋后农民们出售完粮食后, 一划算觉得种粮不上算, 他很可能当时就决定明年不种了, 但他的这种决定只有他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知道, 不可能在任何有效的表达渠道中表达出来, 政府及其官员几乎毫无感觉。直到第二年春天确实有些地无人耕种时, 基层官员才会有所察觉, 但由于官方的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率, 信息向上反馈的过程是极为缓慢的。中央政府则只有到秋后有关统计数字上来后, 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而政策的执行, 往往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从最初的利益表达到问题的解决, 即使从纯技术的角度看, 也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15 1997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为什么权威评论家们对中国去向的预测总是那么糟糕？》。
16但如果社会慢性危机发生，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什么时候会耗尽，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17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在中国社会中有几个名词几乎消失了。其中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等。这意味着那时候知识分子被认定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但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已经用得比原来少得多。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人的概念。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笼统的讲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很少了。这表明，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分化呈现越来越细化的趋势。
18危言耸听者常预言中国的经济或金融危机，甚者有所谓“中国崩溃论”。但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第一，金融危机的基本背景是经济高度虚拟化和由于全球化导致的本国政府调控能力的不足；而目前中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还不算太高，政府掌控的资源使其具有“救急”能力。第二，掌握大金融资本者有海外退路；掌握中金融资本者患犬儒主义；掌握零星金融资本者无能为力。第三，根据第二点，即使金融危机发生，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第四，90年代以来发生的股市几次几乎“崩盘”的危机，在社会层面几乎没有引发任何风波。是可为佐证。
19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刑事案件发案率在不断上升。根据司法部预防与犯罪研究所介绍，1996年中国大陆公安机关立案的数量为150多万起；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为198.6万多起，上升了23%。其中，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的比例较大。同时，犯罪行为危害性也在增大。在犯罪行为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凶残的犯罪手段。爆炸、杀人、抢劫、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犯罪活动猖獗（《华声月报》2001年04月09日）。
20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1年10月26日晚上，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农民胡文海，持枪杀害14人，另3人重伤。胡在审判的最后申诉中说，“4年来，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实际上我每年的(炒股)收入都有四五万，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南风窗》2002年2月27日）。
21 1997年元月至1998年8月一年半的时间内，某县检察机关收到控告农村基层干部“侵权”信件127件。这些信件，或者控告农民人格被侮辱，或者控告农民被捆绑、吊打、踩杠、罚跪、火烤、警棒击打、戴上铐子，还有的被挂上水泥牌子游街示众等等。1998年2月某乡党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与该乡治安队负责人一道，借惩治“刁民”为由，采取非法关押、捆绑吊打、火烤、踩杠等办法，伤害群众十余人（胡文凯、胡国辉，1999）。在正常的工作中，一些官员也往往使用会激化矛盾的工作方法。遇有干群矛盾，往往不由分说，便将农民请进“学习班”，去蹲“小黑屋”，甚至动用专政工具，非法拘禁，滥施酷刑（苏北，1999）。而公安部门也往往介入到激化社会矛盾的事情中来。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为了创收，滥抓无辜。这就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1992年，一项对农民进行农村“最需要什么？”的问卷调查收上来，农民在问卷上赫然写着“李自成”三个大字（欧阳斌，1993）。有人认为，近10年来的干群众关系是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期，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不满，甚至超过了大跃进之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汤晋苏，1993）
22如广州市白云区郊区唐阁村有数千人家，10年未开村委会，240亩耕地出租的大事，都由村委一手包办。农民把状告到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最后，有6位参与请愿的农民以“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