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国博弈无疑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最大一盘棋。就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国竞争一样，中美博弈会重新塑造世界格局。

中美大战略博弈不但直接关系中美两国未来，也直接关系世界未来。“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战略竞争格局已经难以逆转，同时，这也并非短期战略竞争，而是会长期化。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30年美国面临的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1】并将2020年代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决定性十年。【2】

我们要认识到中美矛盾不是中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不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矛盾。这是结构性矛盾，并不取决于我们对于发展中美关系抱有多良好的意愿。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临的国际主要矛盾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矛盾。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当然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但是对于美国霸权而言，其将台湾看成自身霸权的势力范围，是其在西太平洋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核心环节，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统一；第二，美国霸权要维持全球最强大武力，将中国的军力发展想象为对自身的威胁；第三，美国霸权要垄断下一代科技，形成对于其他国家的代差优势，而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需要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中走向前沿；第四，美西方要垄断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而中国追求产业升级，这两者也构成冲突；第五，美国霸权要支配国际体系的“操作系统”，中国要推动多极化、提出中国倡议，两者之间存在冲突；第六，中国的贸易体量世界第一，同时又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与美元霸权直接冲突。总之，对于美国霸权而言，只要中国发展就会被其视为头号威胁。就如同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 · 基廷（Paul Keating）说的，中国在一些西方国家眼中犯下的“大罪”，就是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与美国相当的规模。【3】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中只有对抗与冲突。如果描绘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一对关系——中美关系，更恰当的词不是“竞合关系”，而是“斗合关系”。竞合关系

是在固定结构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斗合关系则是在一个变动结构中的斗争与合作关系，旧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必须通过斗争与合作才能达到。

同时，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美关系变化，中美关系好当然能够为我们的发展创造有利而稳定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遭遇波折却也为我们主动推动全球大变局、开拓国际空间创造了新机遇。所有特定国际结构能够提供的外部红利都有一定的空间限制，到达“天花板”后就需要主动进行战略调整，对美斗争、斗争中求合作的战略是我国继“一边倒”、对美接触和对外开放之后的又一次战略大抉择，根本上在于通过伟大斗争，打破不平等的旧结构，主动引领新的国际结构形成。

这是一个伟大斗争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危险中孕育着大机遇的时代，是一个大浪好纵钓鱼船的伟大时代，没有经历伟大斗争考验的民族是没有权利拥有更伟大未来的民族。中美大战略竞争会是推动世界秩序大重构的主轴。

一、数百年未有之五重变局

形势比人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美大战略博弈大势，决定了中美关系与中美大战略

竞争的走向，这种战略竞争虽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但时与势都在中国这一边。中国不但在顺势，也在造势，中国的发展与战略抉择本身就构成了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生变量。百年未有之变局是多重变局，由数十年、百年、数百年之变局相互叠加。

（一）国际格局变局：由“一超多强”向“两极多强”格局演变

冷战之后，世界基本格局是“一超多强”，虽然出现了全球力量向多个中心的分散，但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逐渐脱离了第二集团，实力逐步接近美国。中国对于美国的赶超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就如同两列并行中的火车，美国列车在前，中国列车在后追赶，先是车头赶上对方车尾，最后将是车尾超越对方车头，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十年，而且仍在进行中。人力资源总量、粮食产量、城镇人口数等指标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超过美国；1993年，钢产量超过美国；进入新世纪后赶超加速，移动电话数、互联网用户数、货物出口额、工业增加值、发电量、高速公路里程数等重要总量指标也都超过了美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算法，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2017年中国超过美国；2019年，中国500强的企业数和PCT专利申请量超过了美国；以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预计也会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

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重要的指标了。不过有一个指标中国不会也没有必要超过美国，那就是军费总支出，中国不需要拥有像美国一样遍布全球的军事霸权。可以看到，中国这些总量指标超过美国之后，总体上都没有回头的，目前许多指标都相当于美国的好几倍。如果说中国在以前的现代化指标上是在追赶并超越美国，那么中国在一些最新技术的指标上从一开始就是大幅领先美国的。例如，中国与美国差不多同时拥有高铁，但到2020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37900公里，居世界第一，是世界其他国家高铁总里程的两倍多，而美国同期只有735公里。当然，中国在科技综合实力、高等教育实力、军事实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仍不同程度落后于美国。另外，前文比较的都是总量指标，中国在体现发展水平的人均量指标上，与美国还有相当的差距。

与此同时，从国土面积、人口总数、经济总量、对外贸易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几个角度看，世界上其他大国都没有条件发展成像中美一样的全球性大国，成为世界的一个“极”。例如，俄罗斯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人口上亿，也是一流的军事强国，但经济总量上难以称得上一个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还算比较大，也是人口上亿的国家，但从国土面积看只能算一个小国，而且还是被牢牢绑定在美国战舰上的半主权国家；假设欧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话，也会是世界的一极，但作为区域联盟，又无法像国家一样统筹各种力量、展开行动，同时，它正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印度也是一个资源比较均衡的大国，有可能是未来中美之后又一个全球性力量，但印度的综合实力离中美还有很大距离。

“两极多强”格局并不意味着会出现G2那样中美共治的格局，而是会出现中美两国相互竞争、相互制衡、高强度博弈，同时又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世界治理体系，这有一点像马克思当年讲的“两极相联”的全球秩序。【4】

（二）东西力量变局：世界历史从大分流走向大翻转

从历史学家所说的“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世界就出现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分流，西方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当时全球体系的主导文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的压力下，所有非西方与西方的文明、国情的差异都被规训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西方性与现代性结合，转变为全球普遍性，而非西方国家都主动地进入或被动地纳入这一体系中。

世界历史从大分流走向大翻转，是从西方异军突起回归到长周期历史常态的过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500年西方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有18.2%，随后不断上升，1950年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了57.1%，达到了峰值。随后持续下降，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还占世界比重45.9%，而到2018年就下降到33.4%，已经低于1850年的比重，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5】与此相对应的是，非西方国家占世界GDP比重持续上升。显然，世界的发展格局将由大趋异转变为大趋同，世界历史由大分流转向大翻转。

伴随经济大趋同的是非西方文明的集体性复兴，非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同的构建者。这是世界不同文明通过平等交流对话而获得真正普遍性的过程，而不是由西方性所伪装的那种普遍性。这也是非西方文明、非西方国家、非西方人民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主体性的过程，这种潜在的、被压抑的、边缘化的主体性一旦翻转起来，必将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三）全球制度变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断裂

二战结束以来，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使得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体化的过程：在国家内部，一体化过程表现为阶级矛盾的大缓和，资产阶级利益就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中产阶级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坚，贫困阶层也获得较好的福利保障，西方社会出现了赫伯特 ·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说的那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单向度社会。【6】在国家之间，一体化过程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赢——发达国家在国内资本利润率下降的条件下，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也因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获得了发展机遇。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正在断裂。这种断裂在国内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断裂、种族之间的断裂、社会意识形态的断裂、政治运作模式的断裂，西方社会正在告别过去那种显得“乏味”却舒舒服服的日子。“断裂”“分裂”日益成为描述美国社会的词语，而欧洲也逐步告别超级稳定的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持续扩大。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日益成为“中惨阶级”，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正转变为“M型”，少数群体占据了巨大的财富。占世界人口1%的富翁占据了世界43%的财富；而新冠疫情以来，世界上位列前5位的富豪的财富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50亿人口变得更穷了。【7】

从国际关系看，一体化过程断裂表现为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由合作共赢走向对抗与冲突，全球对外投资与贸易萎缩，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分裂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外交舞台越来越由合作谈判的舞台转变为对抗冲突的舞台，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领土争端等问题日趋激烈，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相继爆发。

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断裂意味着西方经济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将为世界未来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许多新的可能。与此相对应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日益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机与活力。

（四）全球化变局：全球化持续上升的趋势出现逆转，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陷入空前困境

全球化确实一度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我们将世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定义为“贸易开放指数”，1500年贸易开放指数只有0.5%—2.5%，而到2008年已经达到了61.1%，地理大发现、工业化、全球体系的形成都成为全球化的推手。特别是二战后，战后复兴与全球的自由化推动了长达60多年的全球化高涨过程，1945—2008年的63年间，贸易开放指数提高了51个百分点。【8】

历史上也出现过逆全球化的回头浪，1914—1945年，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贸易开放指数由18.0%下降到10.1%。2008年以来出现了新一轮的逆全球化过程，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从5.40%的高位开始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占GDP比重的1.51%，回到21世纪初的对外投资强度。全球贸易也受到逆全球化的影响，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为61%，到2020年下降至52%，2022年又恢复到63%。【9】伴随逆全球化浪潮的是：经济上，各国间实现自由投资、贸易；政治上，少数国家制定规则，大多数国家遵循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遭遇空前危机。

（五）产业革命变局：数智革命浪潮兴起，成为大国竞争战略制高点

产业革命会引发传统产业被颠覆与改造，核心产业更替，以及产业链条重组，从而使经济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这些大国掌握了新兴工业革命的领导权。1760年代至1840年代，英国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头号强国；1860年代至1870年代，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强国；1950年代以来，美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主要领导国，这使得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中国处于边缘化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要迎头赶上，完成前两次工业革命，同时也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跟随者与积极参与者。

当下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数智革命，将会使人类社会本身智能化，不但所有产业都会重构，社会和政府形态也会重构，推动智慧经济、智慧社会、智慧政府的三位一体演进。数智革命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博弈的焦点，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2019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了新的产业倡议，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5G四大产业列为美国主宰未来工业的关键。2024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发布了2024年版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包括先进计算、先进工程材料、先进网络感知和特征管理、人工智能、自动化、无人系统、机器人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等，核心是围绕数智革命进行布局。

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已经成为数智革命领导者之一。中国虽在总体上还落后于美国，但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等关键领域都处于领跑或者并跑的位置。这当然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不但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要面临竞争对手的打压与封锁。

二、美国霸权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

二战结束以来，人类见证了一轮全球化高涨过程。然而近年来，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表面上是由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的，深层次原因却是二战以来形成的旧全球化模式不能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的全球化大势。今天看到的危机不是全球化本身危机，而是美国霸权-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双头全球化传统模式的危机，是自由主义“单一世界秩序”与美国单极霸权的双重衰弱。

美国在汲取全球霸权红利的同时，也形成了“霸权悖论”，这一悖论是由美国霸权双头模式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

（一）内在矛盾之一：虚拟中心与实体中心的分离，侵蚀了“美元本位制”基础

美元霸权开始建立的时候，基础之一是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美国的制造业最强大的时候是在二战后，1953年制造业产出就达到世界比重的峰值（44.7%）。随后，全球的生产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2.6%提高到1980年的14.9%，之后又转移到中国，2009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世界的25.9%，是美国的1.6倍。

实体中心和虚拟中心的分离决定了美元霸权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随着美国自身生产能力下降，美货不足以支撑美元，而美元与黄金脱钩，实际上意味着美元脱离实物锚。

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交易，例如，欧亚经济联盟（EAEU）各国、金砖国家、东盟各国等都在讨论贸易中逐步使用本国货币的必要性。本币交易本质上就是以双方实物贸易为支撑，当然本币交易存在的问题在于双边贸易不平衡和汇率的不稳定性。例如，俄罗斯就抱怨俄乌冲突之后大量出口石油给印度，换来了大量没有足够购买力的印度卢比。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同时开放资产投资，贸易顺差国家可以利用贸易盈余购买对方国家资产。另一种替代就是用人民币交易，人民币具有其他货币不具备的最大优势，即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实物锚。中国是全球生产能力最大的国家和最大贸易国，中国在全球接近三分之二的国家中是其前三大贸易伙伴，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中国的产品与服务，这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动力。到2023年3月，中国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已经达到48%，首次超过美元，【10】而一些国家在其他双边国际贸易中也开始使用人民币。

美元没有实物锚的支撑，就意味着美元本身需要具有本位货币的功能。维持美元本位制的前提是美元安全性、保值增值能力、流动性和便利性，但这些前提都在发生变化。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地位，对于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制裁，损害了美元信用的基础，动摇了美元霸权的根基。美元霸权的另一个基础就是强势美元，浮动汇率制度表面上看是市场自由交易的结果，而美联储能够利用其独特地位，对美元相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进行调控，从而使得美元保持强势地位。在新一轮美联储加息下，美元持续走强，同时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国债市场为持有美元提供了增值机制。这一机制的内在矛盾在于贸易逆差条件下，强势美元对应着美国外债积累，而债务的积累又会带来其他国家对于美元可兑付性的疑虑，从而反过来削弱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总有一天会达到利息都难以支付的界限，而这又进一步压缩了美联储的加息空间。

就便利性而言，与美元霸权相应的是一套结算基础设施的形成，由于这套基础设施被滥用为制裁工具等，许多国家都相应推出了替代措施：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CIPS；2023年5月23日，亚洲清算联盟计划推出与SWIFT相媲美的系统，能够满足成员间的相互清算需求；此外，许多国家都推出了数字货币，也就是货币数字化，这也对美元构成了对冲。

由于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全球贸易、金融体系已经和美元深度绑定在一起，去美元化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2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各国央行储备仍占59%，而人民币仍然不足3%。【11】同时，2022年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超过40%，2020年美元在国际债务中的份额超过60%，在国际贷款中的份额超过50%。【12】

（二）内在矛盾之二：美国全球军事干预上瘾与军工复合体对国家政策的绑架

美国在尽情汲取全球霸权红利的同时，也造成了本国的畸形发展，而这种畸形发展又需要美国更多地在全球“嗜血”，以喂养自身。

如果世界太平的话，美国军工企业就无钱可赚，因为“no war, no money”。这也促使美国在世界上发起一场又一场战争，使得“美国治下的和平”变成“美国治下的战争”。而这种穷兵黩武反过来又掏空了美国自身发展的基础。根据美国塔夫茨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军事干预项目的数据，自1776年以来，美国已发动500多次国际军事干预行动，其中60%发生在1950—2017年，其中超过1/3发生在1999年后。美国独立调查记者本杰明 · 诺顿（Benjamin Norton）引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RS）公布的数据指出，1798—2022年，美国在海外发动了469次军事干预行动，仅冷战结束至今短短30多年间，就发动了251次，数量远超冷战结束前190多年间的总和。【13】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军工企业又收获了一大批订单。

美国霸权还有一个特征是由美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的：地处北美洲的美国，两面靠大洋，远离欧亚大陆，其安全是有保障的。因此，美国的战略家认为能够通过给世界造成安全麻烦来为自己获利。二战就是如此，美国借在欧亚大陆上爆发的世界大战大发其财，而对本土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二战之后，它也在不断复制这一个模式，最近的例子就是俄乌冲突。通过俄乌冲突，一方面，美国加强了北约的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欧洲企业开始往美国迁移，因为世界的钱流向美国，美元变得异常强势。美国确实通过给世界制造麻烦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并从中获利，这一条又跟美国作为一个军事霸权结合在一起。因此，美国的这种独特地理位置和军事霸权使之成为全球的搅局者，只有通过搅局才能从中获利。

2019年，美国前总统吉米 · 卡特（Jimmy Carter）和时任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通话时，特朗普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会超过美国的问题，卡特是这样回答的——在过去几十年间，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就处在不间断的战争状态中，和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许多国家，几乎是不间断的战争。经济学家估计，我们在这些战争上花费了3万亿美元；自1949年起，中国从未主动对任何国家发动过战争，省下了3万亿美元。中国把钱花在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地方，他们拥有1.8万英里的高速铁路，美国却没有建出高铁。【14】

从美国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上的表现看，美国正在重复历史性错误，这是由霸权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这也说明了美国霸权的稳定论、霸权公共物品论不过是表面文章，美国单一霸权是不可能主导建立一个真正进步主义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并必然导致世界的内在分裂。

（三）内在矛盾之三：霸权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鼓吹的“进步主义”和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之间的矛盾

在双头结构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受美国的“霸权笼子”控制的，发展中国家很难突破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结构所限定的“玻璃天花板”。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全球化，虽然能够通过全球产业分工获得一定的发展机遇，但只能是依附/半依附式发展，是以霸权国家占据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为前提的。一旦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主创新、发展高端产业，就会被视作对于美国霸权的挑战而遭受打压。这种不平等性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全球化的接受方来参与全球化，只能接受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和秩序，没有权利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否则就会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而受到遏制。

全球化不是由美国驱动的，而是由各国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真实需求驱动的；全球化要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服从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随着时代大势的变化，全球人民也不会永久允许美国霸权寄生在全球体系之上。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实力也不足以支撑这样一套全球霸权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内发展出现了二战之后所没有过的重大挑战，国家实力相对下降。西方国家主导了前三次产业革命，但在新的产业技术革命的领导权上，美国却遭遇了来自中国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强劲竞争。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全球化模式与人类命运联系日益密切、公共场域日益扩大、世界发展趋于更为均衡的现状无法适配。

美国霸权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就如同诗人叶芝在一首诗中写的：“万物分崩，中心离析，混乱在人世间弥漫。”美国对于危机的回应不是面向未来、开拓新路，而是试图回到过去，以维持既得霸权利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试图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霸权成本最小化、霸权收益最大化；而拜登政府试图使美国霸权退守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状况，通过复活冷战团结所谓“自由世界”，打击美国自身的战略对手，来维持其全球霸权统治。

三、“吕底亚陷阱”：警惕美国霸权不能和平衰落

约瑟夫 · 奈（Joseph Nye）说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如果说美苏冷战是一个二维棋局，美苏在军事领域高度相互依赖，但在经济或者跨国人员流动方面却很少关联。而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美国卷入的却是一个三维棋局：在军事层面，美国仍然是单极霸权；在经济层面，权力是高度分散的；在跨国流动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方面，中美两国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他说，如果在一个三维棋局中，只下二维的棋，你注定会输。【15】一方面，中美利益交融要比当年美苏之间广泛得多，中美难以彻底脱钩。由于中美之间巨大的互补性与相互依赖性，中美之间庞大的贸易规模，以及产业、技术、金融的相互依赖性使两国难以彻底脱钩。另一方面，现存的多边国际秩序难以彻底被推翻。中国已经深度融入既有的全球秩序，是全球秩序的维护者；而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具有实用主义特点。美国虽为全球秩序的主要创立国，但近年来不断搅局，其目的不是颠覆既有国际秩序，而是要重塑国际秩序，以取得更大的好处。

今天世界面临的威胁不是中国不能和平崛起，而是美国不能和平衰落。【16】如果美国没能认识到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执意要对华进行战略对抗，甚至冒险挑动热战，恐怕不是中美要进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美国要进入“吕底亚陷阱”。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名著《历史》中记载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著名神谕。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想对波斯开战，但心里没底，就去请教希腊的神谕，神谕预言说道：如果他对波斯发动战争，就会灭掉一个大帝国。他于是大喜过望，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摧毁波斯，结果却恰恰相反，他自己的国家被波斯摧毁。当他成为波斯国王居鲁士的俘虏时，唯一的请求就是想问一下希腊的神谕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得到的回答是：神谕并没有欺骗他，错的是他自己，神谕只是告诉他战争会导致一个大帝国的毁灭，并没有指明是哪个国家，而他却错误地理解成对方国家的毁灭。【17】

中美关系面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美国对于中国的错误认知，即美国用过时的思维来认识21世纪大国关系。美国不愿意承认21世纪国际政治变化的现实，试图永久维持其不正当的霸权地位，同时对中国做了战略误判，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把中美两国竞争看成霸权争夺战。事实如同前面讨论的，美国霸权的衰弱是由自身内在矛盾带来的，并非中国试图挑战其霸权地位。美国霸权的相对衰弱是世界发展向历史常态回归的过程。保罗 · 肯尼迪（Paul Kennedy）很早就预言：对于美国霸权而言，最好的结果是缓慢而平滑的衰弱，对于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是其决策者“不能明智地适应新世界秩序”而导致的急剧衰弱。【18】

在中美大国关系中，中国的战略是清晰、稳定和理性的，虽然拜登也一再表态美国无意打新冷战，但美国的认知错误可能会导致它像一战前“1914年的梦游者”一样，把两国关系推向冷战甚至热战的边缘。【19】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假如美国要坚持对华遏制战略，这既不可能成功，又会给自己创造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中国不是苏联，不可能在它的遏制下解体，而美国自身有可能陷入“吕底亚陷阱”，加速自身霸权的衰落，加速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瓦解，而这种直线下落的速度，可能会快于许多人的想象。

四、综合制权对抗

特朗普政府重构了中美关系内涵，改变了尼克松、卡特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美国将中国视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人眼里，这种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而是世界主宰权的竞争（great-power competition）；不是短期的竞争，而是长期的竞争；不是局部的竞争，而是全方位的竞争。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比20世纪苏联还要严峻的全方位威胁。苏联虽然是军事大国，但经济上相对落后；苏联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但在人种文化上接近西方。而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经济、科技、军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文明上的威胁。【20】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负责任的领导者”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战略竞争者”，标志着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最大转型。2001年，小布什政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将中国界定为竞争者，但由于中东的战争很快改变了策略，将国际恐怖主义与所谓的“邪恶轴心”视为主要威胁，而对中国继续采取接触政策。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不久就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专门出台战略文件，否定了过去40年的接触政策，要跟中国开展长期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同样将中国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延续了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战略和对华政策，开展全面竞争：“拜登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全政府应对范式（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采用所有的政策工具，以实现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与外交目标，确保在技术和创新上的领先，包括敏感的军民两用技术，聚集关键供应链的回流。”【21】拜登政府进一步表示，中美战略竞争定义了21世纪的特征，将2020年代定义为中美竞争的关键10年。

拜登政府宣称要从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弱势立场（position of weakness）转向强势立场（position of strength），这实际上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术语，当年美国就提出要对苏联采取强势立场。2021年3月，在中美阿拉斯加对话中，杨洁篪明确批评美国：“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同中国谈话；”“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22】

面对美国发动的“无边界总体战”的咄咄逼人攻势，中国总体战略不是正面对撞，而是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同时尽可能消耗对方力量，以提升对美综合制权。这里的综合制权不是指在传统战争领域对制陆权、制空权、制海权、制天权以及赛博域制权的综合运用，而是指在“无边界总体战”中对贸易战、产业科技战、金融战、认知战等领域的综合主导权的争夺。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基辛格和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教授来永庆（David Lai）等人指出了中国战略思维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不是类似国际象棋的对抗，而是类似围棋——在漫长的博弈与势力消长中提升自身战略优势。综合制权就是不急于吃子或者做空，而是持续提高自身战略厚势，并寻找对手的战略空隙，最终以强大的厚势克敌制胜。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23】。提升综合制权就是为对美对抗积攒足够势能，具体路径如下。

第一，保持战略定力，提升相对战略优势。美国霸权衰弱是由其内在矛盾所决定的。中国处于上升期，美国霸权则处于衰弱过程中，只要我们保持中高速增长，中美战略实力对比将发生更大的变化。一旦我国的GDP总量达到美国2倍，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第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把握战略主动权。战略博弈中主动权是关键，就如同身经百战的李世民说的，军事谋略，千章万句，说到底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24】，能够牵着对方鼻子走，而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经过多年的中美博弈，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一套自身的主动打法，不是忙于应对美国的出招，而是逼着美国出手应对。例如，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除了不断抹黑之外，不得不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地缘经济战略竞争”等策略，但是这显然不是美国的强项。支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是中国的强大制造能力、建造能力和巨大国际贸易盈余；而美国作为一个债台高筑、长期贸易逆差的国家，想采取和中国类似的战略，显然有点儿力不从心。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 ·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过一个段子：“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曾告诉我，‘我们从中国得到的是一个机场，从美国得到的却只是一场演讲’。”【25】

第三,不断增强战略厚势，不急于占空。如果说俄乌冲突类似国际象棋中的对杀博弈，或者围棋中占空的争夺，那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像围棋中做厚势的下法，好处在于不会和对手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却能在无形之中带来双方实力的消长。例如，2023年初，中国顺利调解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宿怨，就是将长期在中东地区的贸易、投资和合作等经济上的势能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实践。

第四，弥补战略短板，提升战略配合能力。在中美大战略博弈中，美国有自身的优势，包括人才优势、国土资源优势、全球体系主导权优势等，此外，美国全球意识形态塑造能力也很强。中国短期内很难扭转意识形态战上被动的状况，但是从中长期视角看，中国自身首先需要摆脱西方话语陷阱，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话语体系，否则，即便是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抗，也无法摆脱对方设立的话语陷阱与标准。同时，要建立自身的全球知识传播生态体系，中国应该把握多语种化的机遇，在意识形态战中寻求突破西方的薄弱环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改变目前不利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生态。要提升不同战线、不同类型对抗手段之间的相互配合能力，形成综合的战略合成优势。

第五，打造战略依赖的非对称性优势。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双方必然是相互依赖的，但中国要降低关键领域对对方的依赖性，确保对方将这种依赖性作为武器的时候，自身有能力应对。美国存在叫嚷着要与中国脱钩的问题；中国也面临与美国脱嵌的问题，就是不能将自身技术、产品、观念的全球化嵌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而是要不断提高在全球体系中的自主可控能力，做好备份，一旦遇到如俄罗斯那般面临西方世界极限制裁的情况，能够具有自主的全球化通道与途径。

第六，提升战略韧性。预先的模拟和演练能够确保在对方极限战略施压的情境下扛得住压力。具体而言，包括：对外部可能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战争”与灾害冲击进行压力测试；设立储备性课题，组织智库对各个领域可能发生的“战争”与灾害冲击进行模拟推演，形成应对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加强平战转换演练，提高平战转换能力；加强国民的国防教育、总体安全教育、防灾减灾教育。

五、大连横vs.大合纵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具有延续性，本质上都是放弃了冷战后单极霸权、单一秩序的尝试。特朗普退回到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放弃了对华接触，转变为对华遏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本质就是试图通过复活冷战，来实现其对华遏制目标。

拜登政府批评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策略，主要认为它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为，而且对华政策碎片化，希望推进一种全政府应对、更加系统性、更加多边主义的对抗中国的策略。拜登政府更加注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发挥，通过多边机构对华施压。

拜登政府对抗中国最核心的战略就是打造反华包围圈。拜登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阐述其外交理念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对抗中国的最有效策略是打造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来进行围堵。美国GDP占世界四分之一，假如能够联合伙伴，GDP规模就能够达到世界的二分之一，就有一个有力的杠杆来塑造国际关系和对抗中国。【26】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觉得耳熟，苏秦在2 000多年前推销其“合纵”战略时也说过类似的话：“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27】

今天的国际局势与战国争雄历史有些类似。秦齐、秦楚大国争雄，而各国之间或合纵以“合众弱而攻一强”，或“连横”以“事一强而攻众弱”。打造对于新兴强国秦国包围圈的合纵战略最终败于秦国的连横战略，不仅是由于秦国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合纵战略的囚徒困境。合纵各国虽然声势浩大，却各有各的算盘，围堵秦国收益大家共享，但成本却要各自承担。从战国形势看，六国都感受到秦国带来的威胁，因此易于合纵，所以有苏秦挂六国相印声势浩大的六国合纵之举。但合纵易盟难成，六国之中，各国的国家大小、离秦远近、战略利益各不相同，且各国之间猜忌矛盾很深，因此张仪能够用连横、“远交近攻”分化合纵联盟。

合纵攻秦也是败多胜少，最终不敌连横。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韩、赵、魏、燕、齐、匈奴攻秦，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大败联军，歼敌8.2万人。【28】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六国已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再一次组成赵、魏、韩、卫、楚五国联军进攻秦，开始顺利，攻取了寿陵，但当秦集中兵力进行反击时，五国就退兵了。【29】对于六国合纵攻秦的困境，毛泽东曾经有个批语：“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30】

在当今“两极多强”的世界格局中，小国之间当然需要抱团，以便在与大国谈判与博弈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拜登希望在所谓“民主国家”搞一个大合纵，以对抗中国，这不是弱国之间的合纵，而是一个强国领头的合纵。对于参与合纵的弱国而言，不但要共同对抗中国，同时还要防范美国。美国支持英国脱欧，本身就是对欧盟的重大打击，同时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与安全费用上对于盟友的霸凌就给这些国家上了很好的一课。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最理性的策略就是“朝秦暮楚”，两边好处都占，两边都不得罪，同时依靠一方来平衡另一方。拜登政府这种大合纵战略实际上是冷战思维的复活，这种过时的思维是与21世纪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的。

同时，世界对于中国的依赖程度要远大于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世界上有1/3的经济体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有接近2/3的经济体以中国为前三贸易伙伴；中国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大部分国家是不会和钱过不去的。

拜登政府虽然提出美国要重新领导世界的回归战略，但是他拥有的是一个力不从心的美国。美国想维持其霸主地位就必须支付相应成本，其国防支出占世界比重要远超其贸易占世界的比重，这是霸权成本之一，当然同时也收割了巨大的霸权收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的本质是：美国霸权在力不从心的时候，为了本国利益，最大程度榨取霸权收益，最大程度压缩霸权支出。当拜登政府提出要重新领导盟友的时候，所有国家都会问：美国值得信赖吗？美国有能力维护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吗？

针对美国打造中国包围圈的“大合纵”战略，中国要形成“大连横”战略，实现战略突围。在全球利益交融有冲突、观念融合有分歧的情况下，大连横战略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大合纵战略的突围战略，既联合又斗争，既分化美国设定的包围圈，又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当然这种大连横战略不同于历史上的连横战略，不是要吞并哪些国家，而是要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分裂世界，而是要更好地促进世界的团结；通过纵横交错的国际关系，中国既要突破美国包围圈，又要避免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的新冷战陷阱。具体而言，“大连横”战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坚定捍卫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今天世界上所谓的国际秩序有两种：一种是战后世界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秩序；另一种是冷战时期，由美国主导为了对抗苏联阵营发展出来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规则由美国主导制定，并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美西方经常挂在嘴边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指后者；而我们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捍卫的是前者，反对的是后者。美国对多边国际规则秩序采取了一种“合则用，不合则不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具体地，美国没有加入很多国际条约，或者不断横跳，试图脱离国际规则约束，自己搞一套自由主义秩序。

同时也要看到，在百年大变局的激荡风云中，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确实也到了不变革不行的时候。要把握历史大势、主动提出国际秩序变革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秩序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更多体现反对霸权的因素。在这个越来越强调武力与“秀肌肉”的世界上，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利益，要成为遵守真正多边主义规则的模范，就事情自身是非曲直作出判断，而不是仅仅基于国家利益。

第二，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构建全球反霸统一战线。今天人类面临的真实矛盾不是所谓“自由民主”与所谓“威权”的矛盾，而是世界人民求平等与少数国家霸权主义、霸道主义、霸凌主义的矛盾，是世界人民求团结与少数国家试图分裂人类的矛盾，是世界人民求发展与少数国家试图维护一己私利的矛盾，是世界人民求前进与少数国家试图回到19世纪或者20世纪的矛盾。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与拦路虎。天下苦美久矣！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和美国霸权盘剥，反对美国霸权对它们而言是国家和民族之生存与尊严的根本。即便那些美国的所谓盟友，同样也在许多方面受到美国欺压。

今天我们需要重温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命题，并把这一命题当作对美霸权斗争的首要命题。要深入分析美国霸权的实质，以及美国霸权主导力量、依附力量以及被裹挟力量。要想通过斗争斗出一个新世界，就必须联合在旧世界秩序中受欺压的国家，中国要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主动在国际场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同时，要广泛团结与争取中间力量，包括亲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盟友体系中摇摆的国家以及美国国内的中间和进步力量，从而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国霸权以及充当美国霸权马前卒的国家和势力。

第三，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巩固中俄“背靠背”友好关系。随着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的爆发，俄国和美西方之间走向了冲突与对抗。2022年的俄乌冲突更使得俄国和美国之间坠入了一种准战争状态，也彻底改变了中美俄大三角关系。

俄乌冲突给中国带来了两个战略机遇。首先是俄罗斯替中国分担了美国战略遏制的压力，使得美国很难两线作战。随着普京正式宣布推动将乌东四州纳入俄罗斯版图，美国立即在对华关系上作出了反应，试图推动对华关系缓和。北约秘书长明确提出，北约是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不会打造亚洲版北约。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对抗冲突将长期化，而美国没有力量同时对抗两个大国。其次是加强了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互助性，俄罗斯开始推动“向东看”。这为中国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同时将中俄合作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度结合。利用中俄、中伊等国经贸合作，将包括石油在内的资源国际结算同人民币挂钩，也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助力。

更为重要的是，俄乌冲突将使全球秩序发生深刻变革。中俄之间不是盟友关系，在俄乌冲突中，中国并不站在任何一方，而是站在和平与正义的一方，积极调解冲突。同样，对于美俄冲突，我们也并非坐山观虎斗，而是在经济上和国际关系上积极策应。未来中俄需要进一步加深“背靠背”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成为反对美国霸权伟大斗争与推动新国际秩序建立的中流砥柱。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外与普京总统握手话别时，习近平主席对普京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共同推动它，普京立即回应称：“我同意。”【31】

第四，在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加强对欧合作。强大、统一的欧洲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霸权不允许出现挑战者，而欧洲的分裂和虚弱能够增强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推动英国脱欧就是美国削弱欧洲的战略举措。扮演美国战略追随者同样不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俄乌冲突就是一个例子，欧洲笼罩在冲突的阴影之下，经济、社会前景黯淡而美国却渔翁得利，大大收割了欧洲一回。俄乌冲突改变了北约“脑死亡”的状况，连芬兰都加入了北约，将欧洲进一步绑定在美国战车上，同时，美国加大对欧洲油气出口，而欧洲的人才、钱、产业等都往美国跑。

中国并不是欧洲的战略对手，双方虽然有意识形态分歧，在一些产业上有竞争关系，但是并没有安全、利益、价值观的根本冲突。中国成为欧洲的战略伙伴，能为欧洲发展创造巨大机会，同时也为自身战略自主提供新支点。事实上，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都表示要继续和中国合作，不寻求与中国脱钩。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曲《高山流水》古琴曲，弦外之音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不是知音不与弹。

第五，推动新时代“车同轨”，建设人类第三个发达经济圈，推动亚洲世纪到来。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几百年中，人类只出现过欧洲与北美两个发达经济圈，而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含义在于：只要亚洲各国保持和平稳定的发展，第三个发达经济圈将出现在亚洲。这个发达经济圈的人口总数三倍于欧洲和北美，这将会极大改变人类发展的面貌。这个第三大发达经济圈实际上是以中国生产和中国市场为中心的，是21世纪的“车同轨”。中国正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建设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国内经济和周边国家经济实现互联互通，有机融合在一起，实现点上集聚、线上联通、面上融通、形上成势。未来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可能还会建设第七大战略走廊，就是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经济走廊。

美国在东南亚关系上不断怂恿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借助南海问题挑拨本地区关系，但是近十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实现了与东南亚地区的共赢发展。根据日本2022年1月委托盖洛普对东盟成员国进行的调查，48%的受访者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合作伙伴，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市场、第一大贸易伙伴。【32】中国需要把握这一势头，进一步推进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管控各国在地区的分歧。

东北亚的情况更为复杂，日本与亚洲各国缺乏战略互信，同时也有现实的领土争端，韩国和朝鲜之间具有明确的敌对关系。美国在中间进行搅局。拜登政府重新整合了日韩关系，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了“戴维营峰会”，确立了加强合作、共同围堵中国的原则。拜登政府在东北亚的战略本质上就是通过复活冷战秩序，对东北亚进行分化。中国在东北亚区域要反其道而行之，总体上要维护东北亚的安全和稳定，推动东北亚安全、经济和文化的整合。一方面，中国要进一步强化对朝友好关系，加强和俄罗斯的战略协调；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争取日韩自主战略势力的支持，继续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加大推进朝韩战略和解，逐步推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构建东北亚经济带。

在中亚方向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及沿线项目，实现与中亚各国共同繁荣，同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整合与西亚的安全与发展合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下降。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亚的合作。

在南亚方向上，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中国可靠的战略性全天候伙伴，中巴经济走廊等合作为中巴两国都创造了巨大战略机遇。同时，中国基于“一带一路”框架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等都发展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印度正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一个新兴大国。虽然美国不断拉拢印度作为其印太战略的一个主要依靠力量，两国走得比较近，如印度总理访问美国期间提出了一个新AI（America & India），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欢呼，但是印度一直追求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独立大国，不可能完全成为美国跟班，印度总体外交战略仍是追求独立与均衡。虽然印度目前人均收入还只有4 000多美元，但它是唯一一个在中美之外有条件在21世纪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21世纪下半叶，人类面临的大国游戏有可能变为ABC（America、Bharat【33】、China）大三角关系。中国与印度之间有边界问题，在南亚地区存在战略竞争问题，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地的影响力抱有很强的戒备心理。但同样作为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文明大国，中国和印度之间要找到一个新型的古老文明与新兴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要努力推动构建安全互信（管控边界问题、周边安全互不减损）、经济共赢（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文明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成为亚洲世纪主力军。

在中美大棋局之下，还有海峡两岸小棋局，这是关系到中美大战略博弈的胜负手。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于2050年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标志意义。但对于美国而言，控制台湾地区又是维持其霸权的关键一环，台湾地区对于美国而言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遏制中俄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是玩两手策略：一手是不断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安抚大陆，稳定台海局势；另一手重申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将台湾绑定在自己的战车之上。在一定时期内，台海局势维持现状、保持模糊空间符合美国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采用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我们对解决台湾问题同样需要两手战略。一方面，用最大努力、最大诚意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推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共同繁荣。另一方面，同样需要综合制权思维，不断提升对台综合制权、对美综合制权，这些战略的实现仍要有具体的战术作为支撑，例如：要瓦解“台独”对抗统一能力，如果一味对台湾让利，只能让“台独”势力做大，唯有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要在金融、科技和产业等各个维度推行“穷‘台独’、困‘台独’”的战略，对“台独”势力采取更为精准的遏制；要在台湾地区内部建立广泛的反“台独”统一战线，在外部建设强大拒止美日等国家武力干预的能力，同时做好一旦爆发战争应对美西方全面制裁的充分准备。

六、超越霸权迭代：走向共同体主义

不论霸权形式如何，是基于强制还是基于同意，是本国利益优先还是表现出的所谓“普遍利益”，其总是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不平等，霸权与其他国家之间构成不平等关系；第二，食利，通过收割其他国家获得额外红利。

中国的崛起之所以不是新霸权，是由于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观实质上是一种文明/野蛮两者对立的等级文明观。文明是在城邦共同体中发展出来的，而野蛮人则是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并进而引申出缺乏知识、异教徒、粗野等含义。15世纪末与16世纪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人在用武力征服和掠夺美洲等地区时，用西方文明来改造驯化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并为武力掠夺行为进行背书。近代以来，日本一些思想家也接受了这种等级文明论，将世界各国按照文明等级分为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与野蛮国家，这种文明等级论成为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基础。【34】直到今天，西方许多人依然秉持文明等级论，将西方世界看成文明的“花园”，其他国家看成野蛮的“丛林”；将西方价值体系看成所谓“普世价值体系”，并制造出许多文明等级的二分法概念——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等，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动辄武力征服、进行政权颠覆、制裁等。这种不平等的文明观正是世界上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

中国的崛起将会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的机遇。美国利用霸权对我们进行各种打压与抹黑，在一定时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但从长远来说，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从根本上说，这不但是“术”的竞争，还是“道”的竞争。美国优先是霸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王道。美国是三霸主义，即霸权主义、霸道主义、霸凌主义，但越是霸道，越难以长久。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事实上美国现在需要到处用胁迫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但却经常达不到，这本身就是霸权衰落的表现。现在的美国霸权不是纸老虎而是秋老虎，确实还是非常厉害，会咬人，但是总会一天天凉掉的。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王道，王道是以德服人，是要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王道开始看起来比较柔弱，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它是人间正道，是可亲可大可久之道，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会越来越强。

如果说美国的老路是霸权+自由主义乃至单极霸权+单一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那么这一体系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类一定会进入一个黑暗时代，人类未来面临的一种更合理的秩序是多极化+共同体主义的世界秩序。今天人类正处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我们不是要回到逆全球化的孤立、封闭的城堡中去，也不是要回到世界分成不同集团的碎片化、分裂式的全球化中去，而是要为人类全球化注入新的动能，探索出一条全球化新路，继续推进更高水平的新型全球化。

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未能有效地回应当代世界的两个现象：全球化不平衡性和全球公共场域持续扩大。金德尔伯格认为，公共产品缺失会带来大国权力转移陷阱，一战之前出现的世界混乱是因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大国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35】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理应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当然，今天匮乏的最主要公共产品就是领导力，中国要发挥更大的全球领导作用，为人类的21世纪发展指出更加光明的方向。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新范式——共同体主义。共同体主义不但顺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在安全观上，共同体主义是普遍安全观，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在发展观上，共同体主义是共同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在文明观上，共同体主义是文明交融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家关系上，共同体主义强调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36】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共同体主义代表着21世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论是搞“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还是搞以少数国家为中心、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全球治理“小圈子”，都是落后于时代的冷战思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引擎。共同体主义代表着新型全球化的新路，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战略性举措：

1. 走“开放共享”的全球化新路，超越“人以群分”“各自为战”的全球化道路

今天的世界各国在经济利益、科技、人文上已经深度融合，我们既要反对将脱钩断链作为地缘政治武器，同时也要反对打造所谓“共同价值观”的供应链方式，这些都是倒行逆施，只会加大全球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在伤害其他国家的同时，最终也会伤害自身。只有推动全球的投资、贸易、科技、供应链实现更高水平融合，才符合人类发展利益，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积极推动各种形式与各种层次的伙伴关系，为全球化提供稳定、正向的力量。

2. 走“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新路，超越“零和竞争”的全球化道路

自由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要倒退，而是要升级。仅通过自由贸易与投资，不能形成全球的发展共同体。新型的全球化要大大拓展全球战略合作的空间，从战略竞争到战略协作，推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传统的政府间发展合作模式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发展援助等形式进行的，仍然会面临全球发展失灵、全球市场失灵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合作模式。我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战略对接、规划衔接，构建发展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7】“一带一路”倡议与多个国家实现了战略对接，例如俄罗斯等国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蒙古国的“草原之路”计划、欧盟的“容克计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些国家的倡议不但没有形成冲突，反而形成了互补与对接，为这些国家的倡议的实现注入了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发展的互利共赢。在世界银行、亚投行等机制的基础上，推动设立全球发展建设基金，为全球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平台。推动全球政策规则的联动与协调，推动形成全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联动机制。推动应对共同挑战的全球协同，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新型全球安全事项中加大全球协同。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公正、更合理方向发展，推动更为均衡的全球化。适时提出“中国方案”，更好反映各国的诉求，更加依靠多边协商的治理规则，推动建设国际经济合作共赢的新机制与新规则。

“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围绕解决传统安全问题而构建的，虽然也形成了一些发展合作的国际组织，但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们已经显示出巨大缺陷，无法解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问题。因此，需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全球发展合作组织，来保障全球经济稳定、供应链稳定。

3. 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化新路，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道路

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是由资本利润驱动的，服务于资本的自由运营、自由流动与更有效率地赚钱，是全球化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源所在。资本既是推动全球化的原动力，也是全球化衰弱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全球化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其本质是不平衡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将资本与劳动雇佣关系投射为国家之间的剥夺关系。西方中心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全球化，其根本在于：只有在一个不平衡的全球化中，资本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初级产品出口国和产品倾销地的地位，进而实现发达国家资本的利益最大化。

2020年的达沃斯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反思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倡负责任的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呼唤共同生活在地球村的各国、组织与个体要扮演起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角色。这是对原教旨资本主义指导下全球化的一个好的修正建议，但还远远不够。新型的全球化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具体是指：资本逐利的动机要被嵌入一个更大的、负责任的、真正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服务于人的全球化，而不是让资本主宰人的全球化；倡导加强人与人的交往与协作，加强全球社区的建设，主权国家要形成对跨国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框架，让资本更好地负起社会责任。

以中国“一带一路”的实践来看，全球化已经初步实现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首先，新型全球化超越了简单的利润最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协作的共同体，是一个大的“国际合作社”，是劳动者的共同体，是劳动者追求共同富裕的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一带一路”的项目协作是资本、管理、技术与劳动的全要素协作。其次，积极引导资本走出去与国家的战略相适应。一方面,资本走出去是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要；另一方面，资本要与国家的战略相适应，在服务与支撑国家战略的同时，获得企业自身的发展。最后，国有资本是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主力军，具有更强的政治取向，推进了许多风险大、周期长、盈利空间小的国家协作项目。例如，中国与白俄罗斯合作的中白工业园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周期很长，未来几十年才能看到回报。从招商集团等投资运营方来说，其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但从两国关系而言，这一项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全球化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走均衡的全球化新路，超越不平衡的全球化道路

中国不追求不平衡全球化带来的超额红利，而是在与世界共同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一带一路”就是在为世界各国搭建共同发展平台的同时，也为中国的发展拓展空间。例如，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有效提高了所在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自主性；通过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设施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使得一些内陆偏远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内陆国家的中亚国家，在海洋主导的全球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发展地位，而陆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它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亚各国对于古代丝绸之路时期的国家辉煌有着深刻记忆，今天的“一带一路”使其能更好地接入全球市场，更好地实现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尤其是中欧班列的开通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新的海港以及连接海港的陆路通道的开辟，为内陆国家打造新的出海口贸易带来便利。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与瓜达尔港的建设不但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海上贸易带来了便利，也为邻近国家的海上贸易带来了便利。

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这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弥补了当地最重要的投资缺口，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不是将发展中国家拖入所谓的“债务陷阱”。

中国成为全球化新兴力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下面以拥有惨痛历史、如今成为非洲发展之星的卢旺达为例。近年来，卢旺达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这首先归功于其国内的政治稳定与发展政策，与此同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搭上了中国崛起的“快车”，把握住了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契机。如今，中国已成为卢旺达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工程承包方，中国公司修建的公路占卢旺达国家公路总里程的70%，中国不仅在卢旺达援建体育馆、外交大楼等，兴办各种工厂和企业，还帮助卢旺达发展农业，帮助打井，缓解居民饮用水困难。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直播带货也在国际贸易萎缩的情况下，帮助卢旺达减轻疫情冲击带来的压力。2020年5月，中国电商平台举办的一场咖啡直播活动，卖出了相当于卢旺达过去一整年的咖啡销售量。卢旺达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直播带货模式，也希望能够将这种模式带回他们的国家。可以说，中国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卢旺达的发展。

5. 走“平等-自主”全球化新路，超越“支配-依附”的全球化道路

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是中心-边缘、支配-依附的全球化，能够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实现独立自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梦想。中国受尽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凌辱，对发展中国家面对不平等的全球化感同身受。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时不会谋求支配-依附的国家关系，而是发展新型平等-自主的国家关系。新型全球化道路要求任何国家不谋求其他国家的依附地位，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对外援助和经济合作不附加政治要求，合作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同时帮助其他国家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在平等的交往中收获真正的友谊。例如，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通过帮助所在国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开展技术培训等，提升了所在国的内生发展能力，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模式。

6. 走“多元化”的全球化新路，而非“统一化”的全球化道路

传统全球化是一条统一化的全球化道路，试图以美国/西方来“化”全球，试图按照统一的标准来推广自身制度、文化和商业模式、产品等。这种统一化的全球化模式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在互联网时代，要超越这种传统全球化的道路，发扬“群众路线”传统，顺应互联互通的趋势，既扎根世界各国实际，又带来先进的技术与产品，推进在地化、多元化的全球化。传音手机在非洲的成功，不就是国际群众路线的成功吗？一方面，牢牢扎根于非洲的实际，推出非洲人民喜闻乐见的产品；另一方面，给非洲人民带来获得现代科技消费品的便利。如此，才能赢得巨大的成功。

这种基于本地化的全球化思维模式与美国许多企业推行的全球统一的全球化模式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模式。“在地化”的全球化过程意味着新型全球化本身就是多样的，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是双向的过程，既是给予也是获得。全球化不是单一化的过程，而是异常灵活的、适应不同文化的过程，倡导共同价值而不推行“普世价值”，进行文明交流对话而不搞意识形态输出，提供方案而不输出模式。

本文注释略，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