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清华大学2022年文科工作会议在建华楼举行。在上午的主题研讨环节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以“创新中国学术概念，向世界阐述中国道理”为题作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很高兴有这么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这十多年来学术探索的体会和一些思考建议，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因实践创新之树，收获学术创新之果。实践是活的历史进程，实践之树常青，不断汲取实践源头活水的理论之树同样常青，而脱离实践的理论则必然是苍白的。中国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新实验场，许多实践已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未知水域。许多时候，用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实践，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五年规划，关于国家计划最主流西方理论文献，是经济学家关于计划经济的辩论，然而中国五年规划已经远超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计划。博士论文我就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沿着西方主流理论路径走下去，以名正实，进行削足适履式研究，要么以实立名，量体裁衣，为中国实践创新做一件新衣服。
在博士论文中我尝试做了新的理论概括，基于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信息是分散的，提出一个看法，认为经济社会中很多关键信息不是分散的，是集中的，是整体性知识而不是分散性知识，而国家规划恰恰是运用整体性知识的有效机制，同时中国五年规划已经创造了目标治理体制，这也是跟西方目标管理理论进行对话，一旦制定了规划目标，就能通过目标匹配、政治引领、目标分解、规划评估、项目制等一整套机制，来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有一个重要制度特征，制定了国家目标能够实现，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中国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土壤，同时基于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也是我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学术上完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自我确证，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同样也需要在学术上获得自我确证，同样需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元命题。这个任务不可能期待国外学者来替我们完成，同样无法通过借来的语言得到真正表达。关键在于从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是从西天取经，而是向实践取经，先进入实践的“现场”与“田野”，形成理论直觉之后再进行理论对话，通过“事实浸泡”、理论对话、理论假设、实证检验四个步骤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强连接，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来源于实践，反映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创新。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要善用中国独特理论资源，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民立场、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唯物史观，为我们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回答了为谁做学问，怎么做学问的根本问题，能够从根本上指导我们学术研究。“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是基于“两个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的党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推进学术创新更是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例如，我们曾经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五年规划编制过程概括中国决策模式的研究，通过对于五年规划决策过程梳理，我们将其概括为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分为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屈群策。政策前期，需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是一个头脑风暴；第二个环节集众思，把收集起来的意见进行一个集中，然后撰写初稿；第三个广征询，就初步稿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第四个环节合议决，通过集体议决方式通过决策；第五是告四方。
这是我们从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学术概念，但是后来我们体会到，这一决策底层逻辑就是党的理论概括的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这么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实践对象的两套语言表达，一个是从党的理论话语角度进行概括，一个是从学术话语体系概括，这两者不完全相同，但是构成了相互支撑关系。与此同时，从国家战略视角来说，国家提出的一些重大战略构想同样需要学理支撑与学理阐述，这就需要我们学者不能缺位，要使得我们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服务于国家战略。
三、运用好传统优秀文化理论资源，实现传统观念向现代学术概念的创造性转换。中国有自成体系的悠久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特征是简明扼要、直指根本，其中的文字、成语、口头禅等都蕴含着深刻智慧，更别说那些传世经典了，这为我们当代学术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但是传统观念还不是现代学术概念，没有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被建构起来，需要实现向现代学术概念的创造性转换。
例如，我们做了一个探索，就是基于中国天时地利人和观念，这最早是兵家的思想，提出一个中国“三圈理论”的概念，实际上是跟哈佛的“价值、能力、支持”的“三圈理论”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要比价值能力支持三个要素更从根本上决定了战略成败，根本思想上是传统观念，但是形式上我们采用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建构和表达方式。最近我们又把这个工作拓展了，就是基于中国兵家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梳理，探索将它发展为“三圈九畴”，天时包括时势（战略趋势）、时局（战略格局）、时机（战略机变），地利包括地数（战略资源）、地力（战略能力）、地位（战略方位），人和包括人心（战略认同）、人谋（战略主动）、同人（战略同盟），探索将其发展为中国战略分析理论，这个工作我们还在进行中。
四、与西方理论关系的转换，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我们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自说自话，而是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仍然是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东西之问、东西之学，只不过跟西学的关系由仰视转为平视，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由将西方理论看成顶层理论并进行中国案例验证的做法，转变为提出中国理论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与平等交流。我在去年出的一本书《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将十多年来探索的中国学术话语集合在一起，大部分都是跟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并进行比较，例如，七权分工vs.三权分立，目标治理vs.目标管理，中国式善治vs.西方式善治等。
五、原创思想是我们摆脱国际学术竞争、话语对抗被动状况的战略制高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在开放的全球竞争的学术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我们从全球学术体系分工来看，可以看到它类似于全球产业链分工，而且这一西方中心的知识生产分工格局通过一整套的标准、教材、期刊等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固化下来，非西方国家要突破很困难，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与企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一是“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就是原创理论，二是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要从这两个方面突破。
原创思想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皇冠，要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中国学派发展放在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多转向出思想、出理论、出创新。只有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摆脱自己无法表述，必须被别人表述的被动状态，才能摆脱伟大实践遭遇强势西方理论控制与贬抑的被动状况，才能使得理论真正属于这个民族。
当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告别普遍性，拥抱特殊性，而是要追求更高意义的普遍性，是要把握住那些目前还是少数的、个别的，但是未来越来越会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事物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不同于自然科学，而是谁领先，谁能够被别人接受和效仿，谁就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实践已经处于人类最前沿，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需要用中国眼光、中国心智来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只有扎根中国实践，扎根中国传统，回应全人类的普遍关切，才能提出中国原创理论，为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提出新解释与新表述，用中国道理解释人类发展。
六、从学术国际化到学术“全球化”。从国际化被动方角度而言，国际化就是积极与国际接轨，接受国际规则，获得国际认可。但是到今天，我们学术创新应该要有主动全球化的意识和能力，不但为全球所化，还需要有化全球能力，需要有输出全球化的能力。这除了在原创理论上要有突破，同时要主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生态体系。
第一个可以做的是把中国思想向外输出，向世界讲好中国的学术故事。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已经出版了12种语言版本。《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一书推出了阿拉伯文，俄语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一书这两年也将由出版社推出英文、阿拉伯语、西班牙语3种语言的版本，《2030中国》（胡鞍钢、鄢一龙、魏星著）一书出版了英文版、日文版等。
第二，可以考虑多设立中国主导的国际奖项。中国学者有国际认可的需求，海外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者，也有到中国来受到国际认可的需求，可以探索设立各种国际奖项。
第三，可以探索创办多语种期刊。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转译，虽然可能目前还不太精确，但是为创办多语种期刊创造了条件，这会是一种新型全球化学术模式，每个人都用本国语言写作，但是又可以实现国际对话。
第四，加强对全球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能力建设。可以考虑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等，逐步去推行建构新的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
第五，加强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包括全球学术论坛，国际学科组织等。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分享，坚守为人民立命、为社会主义立心、为中国实践立传的学术宗旨，因实践创新而学术创新，回应世界之问阐述中国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