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实践同样也需要在学术上获得自我确证
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人均GDP大于1.2536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中国很快就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3岁，与美国不相上下。
现代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奇迹，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发展奇迹。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崛起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
如今，中国跨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更需要属于自己的表达。关于中国如何建构属于自己的表达，在新书《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给出了他的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是怎样的思考或者是怎样的触动，让你决定动笔写《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这本书？
鄢一龙：本书目的在于从中国实践中，提炼若干“新语”，也就是寻找中国道路背后的道理。我视之为个人学术追求与学术探索。
本书不是心血来潮之作，前后大约经历了十年时间，书中最早形成的一则“新语”是目标治理，就是将中国五年规划体制概括为目标治理体制，这是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形成的想法。现代中国是人类最大规模的道路与制度实验，这种伟大的实践，没有能够在一个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中得到确认，反而被视为异端，本书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实验，从西方取经转向向实践取经，探索从不同场域去构建现代中国实践的“观念孪生”，并尝试看看多大程度上对于西方中心知识体系构建成了挑战。
在研究中国制度与道路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去接触这些人、这些事情、这些材料，深深体会到这一前所未有的人类实践，无法通过一个借来的语言得到真正表达，而必须通过自己的语言说出它们自己。而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作为这一个宏伟奇迹的“旁观者”，不时会有一种隐约的冲动，感受到它们在呼唤一种自我表达，而我的研究力图成为它们实现自我表达的管道，这就是我在后记里表达的“有美一人多慷慨，无端相思摹新语，一念萌处风雷动，半卷研成百丈冰。”
当然，这本书还有一个个人原因，我把它看成是自己步入了半米之年（44岁）人生上半场学术探索的阶段性总结。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言，本书是在探索构建中国的学术话语，那么为什么用中国道理这个词，而不用中国理论呢？
鄢一龙：道与理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两个范畴，韩非子将道理结合在一起，“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理成为后世中国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成为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口头禅，悠悠万物，道理最大。道理比理论更深刻，我理解它有三重含义。
第一，本体性。道理系理于道。中国人的学问，不但讲专精，更讲会通。中国人的基本宇宙观是“道一分殊”，一而二而三，而生出万物，返而求之，道通为一，万殊归于道一。中国道路有丰富多元的面向、层次与表现，穷而究之，也有其根本与道一。
第二，规范性。道理是有道之理。作家阿来在小说《尘埃落定》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真正的历史不是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要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但历史如此，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等也都在用形形色色的理论与研究尝试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政治、好的经济、好的法律、好的管理等等。完全价值中立，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所有问题意识、假设提出、材料收集都存在预设的理论前提，所有事实描述与实证研究都会带来规范性含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主动建构过程，是一种自自我确证与自我实现的进程，这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主观规律”，从这个意义而言，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数百年实践的自我确证。中国的实践同样也需要在学术上获得自我确证，这个任务不可能期待国外学者来替我们来完成。
第三，规律性。中国道路已经形成自身的一些稳定性、规律性的特征，可以通过特定的理论概念加以表述和总结。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也讨论了中国学派，那么中国学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不是一种只能解释中国的特殊性话语体系呢？
鄢一龙：中国学派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两者并不矛盾。正是有了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有了这百年道路的伟大超越，我们才有可能去讨论中国学派。因此，就其特殊性而言，中国学派首先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建构，以实现名与实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其成功经验本身就有普遍意义，能够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因此，就其普遍性而言，中国学派是人类的新知体系，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不同于西方中心知识体系的新回答，中国道理不但要解释中国，还要解释世界。
当然，我们说的普遍性不是普适性，而是共同性与共通性。中国学派的兴起不是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而是意味着在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被压抑与被边缘化的知识体系一场姗姗来迟的解放，意味着被西方思想禁锢住的人类思想进步的一场救赎。人类将从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真正祛魅，认识到所谓的“普适性”不过是西方性，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所谓“历史终结”不过是历史一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中国话语超越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文明根基不同于西方，能举一个例子吗？
鄢一龙：例如，我们谈善治不必要言必称西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传入的善治理论来讨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实上，中国是善治传统最发达的国家，老子就说“正善治”，诸子百家学说的主体都在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因此，书中也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将传统中国的善治概括为“公天下”之治，包括“尊君与民本并举”，“寓封建于郡县”，选贤任能，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中国为本、天下为怀等内涵，这种从几千年文明体中孕育出来的善治文化要比西方式善治理论远为深刻，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也具有更根本性的借鉴意义，当然同时需要进行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一书实际上有一个预设的理论对话对象就是西方理论，你能否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这种对话是如何进行的？
鄢一龙：有比较才有鉴别，这种比较既是一种理论对话，也是一种理论交锋。例如书中提出的七权分工是与三权分立比较，民生国家是与福利国家比较，目标治理是与目标管理比较，共同体主义是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来揭示中国体制的特征，也是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中国新闻周刊：谈到未来，你在书中也提到，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民粹和右翼势力抬头，中国的第三次战略机遇正逐渐关闭，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相对于西方的模式，该怎样发挥作用？
鄢一龙：近代以来的中国被强行纳入一个西方中心/非西方边缘的世界体系中，在追求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难免经历一个学习与跟随的漫长阶段，通过制度与观念的对外开放，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就能够带来巨大的红利，但是到今天，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简单的学习西方，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小。
我们正处于建国以来的第四次战略机遇期，这实际上是一个需要通过伟大斗争，大风大浪钓大鱼的战略机遇期。第四次战略机遇期的核心战略应该是创新与引领,逐步由从改革开放红利转向创新引领红利,中国要建设成创新型社会与创新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一种创新与赶超的氛围,各个领域都要向前沿面去赶超,都要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引领优势，才可能实现新的能量级跃迁｡这不但要求在技术、产品方面要创新引领，在制度与理念上也要超越引领，例如我们最近高度强调的共同富裕就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一种超越。
因此，我们说21世纪的中国崛起不但是新力量，也是新意义。中国注定要扮演既吸纳西方体系，又超越西方体系，为人类开出新体系的历史性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