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完成，乡村振兴接续而来。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被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二大重点任务之一。

2021年两会期间，澎湃新闻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进行了专访，魏后凯针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智慧乡村等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魏后凯认为，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也是一个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乡村振兴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在这五个振兴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产业和人才的振兴，因此，乡村产业的选择与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魏后凯看来，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突出特色，走多元化的道路是产业选择、人才培养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同时，魏后凯也指出，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未来我国的反贫困将发生三个转变，包括由过去的绝对贫困的治理转向相对贫困的治理，由收入贫困的治理转变为多维贫困的治理，由农村贫困的治理转变为城市贫困的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人才振兴、资本下乡，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智慧乡村的建设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增强脱贫可持续性的应有之义。

一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人才的振兴

澎湃新闻：我国在2017年就已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但今年，从重要会议到重要文件，都将乡村振兴作为工作重点提出，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魏后凯：主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当时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分三步走，一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二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到2050年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经过三年多的推进，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第二，2020年，我们已经实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任务，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也即将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全部完成和乡村振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也标志着三农工作的重心将发生历史性的转移，即从过去的脱贫攻坚战转移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持久战，它时间更长、难度更大、领域更广、任务更重，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项艰巨的任务。

澎湃新闻：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您对这个新的部门有何期待？您认为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魏后凯：国务院扶贫办改为国家乡村振兴局，这是适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需要，它主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高脱贫质量，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具体任务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防止返贫；推进已脱贫地区的乡村振兴；做好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防止新贫困发生。

第二，将关注点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也是一个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我过去把它归纳为五个“转”：发展观念要转变、减贫战略要转型、工作体系要转型、发展动力要转换、政府政策要转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管理人员、工作方法、服务理念等也要进行转型。

澎湃新闻：您曾经提到，只有产业振兴了，农村才能“活”起来，事实上，现在许多村子也都在因村制宜大力发展产业，您认为目前在产业选择方面农村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魏后凯：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但我们在推进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从产业选择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产业出现低质同构化的趋势。现在很多村庄都选择发展农家乐与旅游康养，但现阶段我国这方面的消费市场毕竟有限，而且现在很多农家乐档次比较低，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效果。

第二，以改革供给侧结构为由搞非粮化和非农化。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底线，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有限的耕地应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有一些地方在发展农村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简单地理解为压缩粮食的生产，这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乡村产业的发展要与城市相区别，它应该建立一个有特色、有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各个地区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突出特色，走多元化的道路。

澎湃新闻：近年来，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以及人才外流使中国农村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何鼓励人才下乡，助推更多的人才从大城市来到小乡镇？

魏后凯：这个问题我想从拉力和推力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从拉力来看，农村要有产业的支撑，有产业支撑才有就业岗位，有就业岗位才有可能提高在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同时，农村还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都会对人才形成一种强大的拉力。

从推力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多形式地鼓励人才下乡，人才下乡应该是多元化的，比如城市资本下乡，资本下乡不仅指资金，而是资金、人才、技术、品牌、营销技术等的综合体，资本下乡就会带来人才的下乡。同时，我们要鼓励回乡创业、创新，还要鼓励城市的工作人员到乡下进行交流轮岗。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政策上给予补贴，加大财政刺激的力度，减免税收，提供上升通道等等。

澎湃新闻：乡村振兴除了人才之外，也会有大量资本来助推，在城市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如何规避对农村发展带来的风险？

魏后凯：城市资本下乡是推进乡村振兴、构建多元化资金来源的重要力量，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资本下乡也会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一些风险，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风险：

第一，土地流转风险。如果土地用途管制监管不严，在利益因素的驱动下，土地用途可能被改变，进而导致流转耕地的非粮化与非农化，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

第二，环境污染风险。资本下乡发展的产业不少是二、三产业，由此会产生环境污染问题，我们一定要严格地执行国家的环保标准，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第三，企业经营失败风险。根据我们的调研，一些村子进行大面积土地流转的目的是引进单一企业，但如果企业经营失败，村庄、乡镇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来规避这一风险，同时也要建立规避企业跑路的风险机制。

第四，资源价值低估风险。资本下乡后，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会融入农民、村集体的资源，而资源价值的低估会造成农民利益的损失，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进行规避。

澎湃新闻：多年来，您一直在做“三农”方面的研究，在您看来，当前乡村振兴面临哪些问题？

魏后凯：中国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主要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我国现在的农村发展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与发达的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2016年我国劳均农业产出不及挪威、新西兰、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4%，同时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较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是2.64：1，去年为2.56：1，这是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现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比如说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是1.86：1，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的中青年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来看，2018年，农村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是20.46%，远远高于城镇的比重。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5年，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25.3%。再看一下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2018年，我国农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是13.84%，现在肯定已经超过了14%，也就是说我国农村已经迈入了深度老龄社会的门槛。与此同时，农村的养老设施却比较短缺，养老服务远远跟不上社会需求。

第四，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比较滞后，距离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到2035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澎湃新闻：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在您看来，各地乡村振兴应该避开哪些误区？

魏后凯：有序推进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不能急，要把方向、目标搞清楚，然后进行长远的谋划，做好顶层设计，分阶段来有序推进。第二，乡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地区的差异很大，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采取多元化的推进模式。

乡村振兴应该避开的误区我认为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误区是以为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人口比重的提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人口会持续向城镇迁移，因此未来农村的人口会不断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5%，到2035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将达到72%左右，到2050年，城镇人口的比重有可能接近80%。

第二个误区是以为村庄的减小意味着乡村的衰败。刚才我讲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乡村的人口会进一步下降，人口少了，村庄也会减小，甚至有一部分村庄将会消失。根据我们的计算，2007年到2018年，我国平均每年减少了4000多个行政村，1991年到2018年，平均每年减少了4.7万个自然村，但我们不能把城镇化进程中一些村庄的减小和消失简单看成是乡村的衰败。

第三个误区是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照搬到农村。用城市的理念和规划方法来推进农村发展和建设，这也是一个误区，乡村跟城市的功能定位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照搬到农村。

第四个误区是将农业现代化与小农生产对立起来。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要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有些人认为要发展现代化，就要消灭小农生产或小规模经营，这是不考虑中国国情、农情的表现。以两公顷作为小规模经营的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95%以上都是小规模生产经营。小规模生产经营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形态，虽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未来会有新的主体形态，但是，我想这种小农生产、小规模经营将会长期存在，关键是如何有效地把小农生产跟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起来。

二、反贫困应该兼顾城乡贫困治理

澎湃新闻：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5年过渡期结束后，是否意味着不再需要做扶贫工作？届时已脱贫地区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魏后凯：反贫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即使我们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了，我们也只是解决了现有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区域性的整体贫困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差距的存在，还会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现在我们对摆脱贫困的县设立5年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一方面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致贫，同时又要做好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

根据我们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跟经济发展是一个倒“U”型的关系。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以后，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稳定，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并存，这时，反贫困的重点是把城乡贫困统筹起来，兼顾城市贫困跟农村贫困的治理；到了发达阶段以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农民的收入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如说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它们现在的重点就是反城市贫困。

澎湃新闻：一直以来，您都十分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您认为“现代化”在当下的时代内涵是什么？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有哪些不同？

魏后凯：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一般以发达的国家作为参照，即国家通过一系列革命性的变迁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综合过程，也就是变落后为发达、富强、先进的过程。

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因为农村与城市的功能定位不一样，农村承担的功能主要是农产品、生态产品的供应，同时也是城乡居民生活休闲的空间，而城市主要是一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主要是工业、服务业，以及要素集聚。现代化的农村应该是山清水秀，一派田园风光，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要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这与要素集聚、服务业发达的城市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作为我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会长，您也十分关注城乡协调发展，您认为城乡融合发展可以为人们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如何推动二者更好地融合？理想状态是什么？

魏后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城乡关系演变的高级阶段，它能为城乡居民带来多方面的便利，如加速城乡经济、文化的交流，减少城乡交易成本，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等。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对如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我认为这里面有两点需要引起重视。第一，大力推进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包括城乡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要加快城市资本下乡，构筑一种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环境与机制。第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包括城乡产业、要素、市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等一体化。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城乡关系的一种高级阶段，我认为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体。我国很多地区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比如有些地方在打造医疗共同体、教育共同体等。从长远来看，下一步我们要重视发展城乡医疗、教育、文化、生态、产业等方方面面的城乡发展共同体，这个发展共同体既是利益的共同体，也是责任的共同体，只有通过城乡发展共同体的建设，才能够有效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 、希望农村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同步进行

澎湃新闻：您之前也提到要关注“智慧乡村”建设，以及满足农村信息消费需求。您认为在农村数字化方面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对此社会应采取哪些措施？又有哪些原因阻碍着农村数字化的发展？

魏后凯：这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乡村的建设，城乡的数字鸿沟在不断缩小，但相对来说，现在城乡的数字鸿沟还是很大。农业农村的信息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信息化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数字化，然后是网络化，最后才是智慧化。现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绝大部分的城市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但是农村还处于一种数字化建设的阶段，所以我们希望农村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三化”同步进行，通过智慧乡村的建设来缩小城乡数字的鸿沟。

这里面有几点需要高度关注：第一，将农业农村列为新基建优先领域，比如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设施对智慧乡村的建设是重要的基础；第二，分类型，分层级开展数字乡村标准化试点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第三，关注农村劳动力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创业、就业的服务信息平台来发布、提供各方面的信息，促进农民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的提高。

澎湃新闻：互联网的发展在改变农村生活方式的同时，是否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青少年的网络沉迷问题等，这是否也反映出一些社会特征，如留守儿童的现状，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魏后凯：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进行不良网络社交等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是存在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高度重视，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有效地解决。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措施可以考虑：第一，加大教育宣传的力度，包括家庭、社区的教育宣传等；第二，加强对网络的监管；第三，净化网络环境。

说到留守儿童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加大力度建立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体系；第二，采取治本的办法，即鼓励农民工举家迁移，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乡村发现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