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的“国家公敌”一文，确实是难得的好文章，只是对这个标题中的“公敌”二字，本人稍有异议。此文发表在“New Yorker”上时的标题是“Enemy of the State”。英文中的state一词虽然可译成国家，但是含有国家机器、政府的意思，而不是国土、国民的含义，因而英文的读者看了标题知道这是政府的敌人，不会误解为国民公敌。而中文的“国家”一词意义较为模糊，尤其加了“公”字，更易被误解为人民公敌或者叛国分子之类的人。其实看了内容，就知道此文的主人公并非什么“公敌”。真是“国家公敌”的话，“国家”应当让全体国民记住他，“全国共讨之”嘛，相反，“国家”巴不得人们忘记他们。这哪里像是“公敌”？充其量，他只是某个政府、执政党的“私敌”。
记得有一次在凤凰台电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查建英讲她的父亲是研究宇宙有限无限这类问题的，我就想到那可能是社会科学院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家查汝强，因为本人一直关心宇宙学方面的研究，读过一些他写的论文和翻译的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查建英莫非是查汝强先生的女公子？
“国家公敌”这篇文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做了一番网络搜查，不料搜查结果不仅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想，而且顺藤摸瓜发现了若干关于查建国及其家庭的资料，也许对理解这样一位“国家的敌人”的成长有所帮助，这里同诸位分享，算是对“国家公敌”一文的一些注解吧。
查建英在文章中始终没有透露她和建国的父母的姓名。关于他们，她写得十分简约：“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
这里先说他们的父亲——查汝强。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位马列主义哲学家，这次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他其实更是一位革命家。十四岁参加了新四军，十七岁被派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中共执政前夕北京市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朱熔基还只是外围分子。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在清华外语系“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难得看见同班男生查汝强来上课”，可见他的身份——当时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同学中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共和国成立后查汝强成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转到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成为研究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曾任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作为党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领导人物，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的领导地位，守护党的意识形态的正统，领导和参与了对各种“异端”学说的批判。从五十年代对“梁思成的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到八十年代对“宇宙有限论”的批判，他都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主编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一书。也许是外语专业出身的缘故，他也翻译过若干西方的科学哲学论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卡尔·波普尔著《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于一九九Ｏ年去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自己曾为之奋斗创建的那个“国家”的敌人，被判刑下狱，倘若他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文章提到了查建国的生母，被建英称为“钟阿姨”的，说她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在文章的后部又说，“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根据笔者的网络搜查，她名为钟鸿，右派改正后编过很多剧本，获奖电视剧《曹雪芹》即出自她的手笔，另外还有京剧《黛玉葬花》等，网上还查到她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半支莲》，其中提到她同查汝强的结婚和离婚：“一九五Ｏ年底，十九岁的我……，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毫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原来，查、钟二人的离婚就是同钟被打成右派相关的。
据同钟鸿相识多年的作家王蒙说，钟鸿是因为“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成了把她划成“右派”的一个理由。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它的标题是“冬小麦之歌”，只有四句：“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王蒙在他的小说《布礼》中，就用它作为主人公的诗作。这二十六个字，给她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离婚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关于两人的离婚，据钟鸿的回忆录说，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于光远同查汝强，一个是三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一个是四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既是校友，又是上下级关系，但五七年时，更像一对难兄难弟——因为两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光远的妻子孙历生也被打成了右派，婚姻也因此告终。查汝强对自己的妻子说“怎么向于光远说？”意思也许是：你看，于光远都同右派老婆离婚了，我不能落后啊。
说起孙历生来，她有着一段更悲惨的故事。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一书载有关于孙历生的记载：“孙历生，女，一九三四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一九六八年在学校中‘隔离审查’，七月十二日自杀在校中。时年三十四岁。”王蒙的另一篇小说《蝴蝶》就是以孙历生的命运为蓝本写成的，因为孙是她的妹妹的同学。更详细的资料可参看王友琴的调查文章：“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四三期，zk0412a）
我们再回到查家发生的事情上来。查建英在《国家公敌》一文中说：“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让建国感到悲痛和压抑的不仅是父母的离异，恐怕还有这离异背后的政治原因。
同样的原因，我们更能理解查建英在文中提到的另一件事——一九六八年，建国去内蒙古插队落户，“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尽管当时的青少年对毛泽东都有狂热的崇拜，但如果妈妈不是需要划清界线的对象，他大约不至于不愿同妈妈说一声再见。
关于这件事，钟鸿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一九六八年强儿去内蒙插队，火车开动了，强儿的眼睛不看对他依依不舍的妈妈，只是激情地冲着窗外大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我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充满革命热情却不看妈妈一眼的儿子远去了。
强儿，难道我在你们‘红卫兵’‘造反派’眼里是不值一顾的政治贱民？你怎么不想想，恋恋不舍去送你的妈妈，虽然是‘摘帽右派’，但她是育你、爱你的生母啊！难道你真‘革命’到六亲不认了吗？
你当时只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而不理睬和你招手告别的妈妈，难道是你在恨我和你父亲离婚时，没有把你留在身边？三十年后，看了你写给你女儿的信，方知你一直因父母离婚而感到没有家。你被分给你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觉得是母亲不爱你，偏爱弟弟。看来你对我的怨气还不浅啊！但作为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指头个个连着心啊！夫妻离婚，通常是一人抚养一个孩子，后来我发现你父本人实际上不可能照顾你时，也曾托他的老同学储传亨和他商谈，还是把你都交给我抚养吧，他没有同意，我就在我每次从农村回家休息时接你到外婆家与我和你弟弟同住。”
读者可能注意到，钟鸿在这里没有用儿子的真名，而是用了查建国出生时的小名，称之为“强儿”。事实上，在她的《风雨半支莲》一书中，尽管他提到建国的弟弟建一和妹妹建英时都用了真名，却唯独不用查建国这个真名。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国家公敌”的姓名，是不能出现在国家的任何书刊上的。“强儿”这个名字，多半是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想出来的暗渡陈仓的办法，用来“忽悠”中宣部的评审员的。
书中有一章“强儿！听听母亲的心声”就是专门对查建国说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书中甚至没有明白交代“强儿”的下落，细心的读者只能从片言只语去猜测“强儿”的下落——
“咫尺天涯，虽难相见，儿幼时形影，常浮现眼前。”——看来他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
“儿今五十有一，望善自珍重，时刻不忘锻炼身体，在母有生之年，得以相聚。”——不能相聚，似乎是有期限的。
“母草于二ＯＯ二年八月十一日儿生日之际”——可以断定“强儿”生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
“汝弟英年病逝，汝则自陷囹圄，每念及此，涕泪盈眶。……只望吾儿博览群书中，全面认识社会。”——读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是在狱中。
如果不是我们看了查建英的文章，又把查建国同“强儿”对上号，谁知道钟鸿的长子是个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古代的新皇帝登基，百姓的名字中有同新皇上名讳相同的字，统统都要改掉，称作“避讳”。避讳给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带来无数的误会和麻烦。可以想象，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政治避讳”头痛不已。
写于二ＯＯ七年七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