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看起来神秘、晦涩的历史争论常常能够为我们了解集体的灵魂状态提供清楚的光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阅读内容冷僻的书籍，它们往往比那些初看起来贴近现实的书更能说明问题。正如艾米利·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说的，“非直接的成功所在”。
在2002年，澳大利亚自由职业者、历史学家和记者凯斯·文沙特尔（Keith Windschuttle）出版了一本引起争议的书，到现在这个争议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该书的标题是《原住民历史的编造》（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试图颠覆塔斯马尼亚岛的早期欧洲定居者对原住民进行种族屠杀的说法。
在过去25年里，存在这种种族屠杀几乎是历史界的正统思想。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他关于澳大利亚早期历史的畅销书《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中采用了这个说法。我自己也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当我1982年访问澳大利亚时，读了好几本著名大学的历史教授的著作，非常天真地认为这些著作肯定是建立在艰苦和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肯定没有歪曲原始资料。
文沙特尔在书中认为他们正好与宣称的内容相反，伪造了很多证据。殖民当局或者当地人并没有制订明确的政策要清洗或者屠杀原住民。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历史学家要么误解了生僻材料，要么是故意捏造证据。
他非常仔细地筛选了材料，发现有证据证明确实有120名塔斯马尼亚原住民被杀，要么被当地定居者，要么被军人或者警察杀害。虽然这听起来不算多，但如果考虑到塔斯马尼亚当时的人口，确实相当可观了。它相当于美国人中的七百万人，因为那时候在塔斯马尼亚只有4000原住民。但是，同样数量的欧洲定居者也被原住民杀害了。当然，生命观念差距很大的原住民和英国定居者之间发生冲突或许不是让人吃惊的新闻。不过，冲突毕竟不是种族屠杀，因为屠杀意味着有计划地试图把一个种族的人从世界上消灭。塔斯马尼亚没有发生种族屠杀。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确实在19世纪灭绝了，但主要是因为疾病，和定居者带来的性病造成的生育能力丧失引起的。
该书出版后，文沙特尔遇到了激烈的挑战。各种污蔑和诋毁向他袭来：比如，有人认为他是澳大利亚版本的大屠杀否认者。还出版了驳斥他观点的文集，也出版了反驳这些观点的书。他到全国各地和诋毁者辩论。据我所知，专业历史学家群体无法严肃地否认他的观点。书中确实有一些小错误（他自己承认的），但是这些错误不影响他的核心观点。无论如何，这些错误和对手的整体错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比他们认真多了。当时让我对这个争议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明显事实是澳大利亚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庞大的有影响力的人实际上希望存在这样的种族屠杀。他们对文沙特尔著作的反应就像孩子手中的玩具被哥哥或者姐姐抢走后的恼怒。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建立在大屠杀基础上的，这和自己从前的想法或者老师的讲解完全不同，你能想象揭露这个真相的人不是被当作国家英雄，反而成为被咒骂的对象吗？
为什么是这样？这里我承认进入了诉诸感情的（the ad hominem）世界。我不能超越理性怀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可能也存在其他的解释。但是，谈到人类动机的时候，人们是很难完全避免诉诸感情的。
当然完全有可能教授和知识分子确实相信曾经存在种族屠杀，认为证据充分，任何否认屠杀存在的人肯定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另一方面，如果证据这么充足，他们应该能很容易地公开这些证据，说服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其他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人们至少得出结论，历史问题是个开放性的，可能有不同观点。但如果问题是开放性的，那么针对文沙特尔的愤怒就莫名其妙了。
我认为原因在其他地方。人们一般认为澳大利亚是幸运的国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拥有人类所知的几乎所有资源。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有自由民主的制度。澳大利亚没有人担心半夜有人前来敲门。在那里生活美好要比很多地方或许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容易。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的气候（虽然现在可能干旱）是舒适宜人的。总体上看，它是最好的地方，当然是世界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最好的地方。它是幸运的国家的事实当然不是仅指自然资源的造化的后果，而且因为人类利用这些造化的成果。澳大利亚确实是个欢欣鼓舞的成功典范。
这当然不是说澳大利亚的任何人都特别幸福，或者澳大利亚是人类堕落前的伊甸园。人们生活在那里，就像生活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存在问题。他们照样破产，离婚，忽略孩子，发生车祸，不幸夭折，自杀，饮食过度，酗酒，无聊，疾病，等等，像别的任何地方的人。
但是，事实情况是澳大利亚的政治改革不管内容是什么，都不大可能再给那里的人添加更多的福利。澳大利亚人的责任就是为自己创造幸福。在有些时候，它是个必须面对的艰巨责任。因为如果你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还不幸福，你就得考虑问题可能出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因为周围的环境不好。
这是让人不舒服的事情，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上天给予的使命感。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安排和社会制度已经让人满意，知识分子还能做些什么呢？知识分子不喜欢日常生存面对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比如木制品的白蚁，或者针对办公空间大小的争执，他们喜欢要在更加艰巨的，更耐人寻味的问题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还有什么比繁荣的、幸运的国家是建立在种族屠杀基础上更重要的问题呢？当然，如果它是证据可靠的，肯定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帮助挖掘一直隐藏着的真相，那曾经存在的黑暗的道德深渊。因为只有知识分子习惯于抽象地思考，有资格作为国家行动的领袖。
当然，知识分子需要盟友，因为它自身很少能强大到主宰或者控制社会的地步。奇怪的是，塔斯马尼亚历史上的屠杀已经在现在自称是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后代的人中创造了盟友。但是我听见你反对，我想你说过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在19世纪就已经灭绝了，（最后一个人叫特鲁加尼尼（Truganini）。是的，我回答说，但那是纯种血统的原住民。因为英国定居者和原住民女人的性关系，塔斯马尼亚存在着很多身上流着原住民血液的人。可以承认，这个血液已经像顺势疗法的药物一样稀释，但它足以用来达到某些目的。
在存在种族屠杀的地方，唯一正确的是应该有人道歉，更重要的是赔偿。至于原住民问题，只能是整体归还他们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有人建议塔斯马尼亚岛的一半领土要作为原住民的保留地。
这些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邻居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说的语言仍然是英语，他们并不在丛林中寻找食物，他们从事同样的工作，并没有受到任何的社会歧视，或许因为他们从身体上已经看不出和其他人的区别。实际上，他们已经演化成为更大程度上的从所谓的种族屠杀的受益人和屠杀者而不是受害者。因而，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明显的政治骗局，不外乎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现在要求收回祖先的土地。
实际上，塔斯马尼亚种族屠杀的历史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内容。我记得当我生活在危地马拉的时候阅读到最现代的纪念性描述殖民时期的危地马拉，被称为“祖国植株”（La patria del criollo）。在所有800页宣扬西班牙人到来后的罪恶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传染病在减少印第安人数量的作用。甚至随便提提都没有，尽管可以肯定（也就是几乎可以肯定）印第安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是传染病。
为什么不提这些呢？因为作者想表明应该感到悲叹的危地马拉是殖民时代的直接后果，因为殖民时代本身就是屠杀的时代。如果真是这样，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创建崭新的国家，从头再来，按更好的蓝图来建造新国家，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在建造新社会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是领导性的作用。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如果现在的国家是建立在种族屠杀上的，不管刚一看多么让人满意，却有必要把国家建立在更可靠的，更有道德的基础上。设计师和后来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当然就应该是知识分子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
在总体上，直到最近，澳大利亚都是不怎么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它没有给予知识分子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那种尊重。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前，很常见的情况是澳大利亚知识分子逃离祖国流亡海外，因为这里反知识分子的氛围太浓烈了。就知识分子来说，澳大利亚决不是幸运的国家。
最近这种状况改变了很多。但是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仍然觉得民众没有把他们当回事。而且，现在知识分子很多，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竞争因而更加激烈了。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宣称你现在的幸福和好生活都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上的说法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了。如果运气好，这个说法甚至能导致人们神经质，增加他们寻求精神治疗师的需要。
很难让人惊讶的是，当有人过来挑战社会重要性建立其上的历史观的新发现，他们把玩具娃娃扔到婴儿车外面，就像监狱中的警卫常常用它来描述发脾气的囚犯的行为一样。争论不仅仅是解释霍巴特（Hobart）图书馆中的老报纸内容的问题，它直接进入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和天然领袖的自我认识的核心。
关于注释的真实性的争论因此也是关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当地位的争论。文沙特尔在注释方面正确的地方远比错误的地方多。这是让人不可容忍的。
译自：“Why Intellectuals Like Genocide”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8744/sec_id/8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