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5月11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中央党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座谈会在杭展开。以下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常修泽先生的发言实录。
理论创新与“三脉”联动
我发言的标题是，《理论创新与“三脉”联动》。“脉”是命脉的脉，脉搏的脉。讲三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一、理论研究与宣传应是什么关系？
今天这个会，主题是讨论理论创新与理论宣传问题，首先要搞清二者关系。
我自1979年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至今已45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我的体会是：理论研究与宣传的关系，是“两支队伍，一个使命，相互成就，共同发展”。
今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都到会。我想以我与几家报纸的关系作为案例，来说明两支队伍是怎样相互支持的。
第一个案例：《人民日报》。我的第一篇学术研究文章是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的，时间是1980年5月9日。我用这个史料来说话，讲相互关系。1979年我到南开经济研究所后接受的第一项调研任务，就是参加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的“东北调查”。这年10月，我被派到黑龙江省，调查了70天，看到一个现象——所有制结构工业部门基本上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回校后我经过研究相关资料发现，这不只是东北的问题，整个国家工业部门也存在着国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的现象。这一个现实情况引发了我的思考。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我个人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应该是“长期并存，比翼齐飞”。说是“长期”，但至于多长，我当时也不清楚，我只认为应该长期并存，而且这两个翅膀应该是“比翼齐飞”。我当时没有用“民营经济”这个概念，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认识，我用的是“非国有经济”。这篇《长期并存，比翼齐飞》文章在《人民日报》发了以后，有意思，当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曾予广播。
经过四十五年的发展，如今我们国家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有目共睹，特别是浙江在发展非国有经济方面，更是一马当先。整个中国有两个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一个是广东，一个是浙江，但是我比较研究后认为，浙江的改革更带有“本土性”（广东还带有港澳和海外的外延影响）。现在情况：据我掌握，去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有5200多万家，不算个体户，光说企业形态的民营的（我说的这个民营是一个广义的民营，就是除了国有的、官办的以外，我都看作是民营，包括集体所有制）5200多万户，按户数计算占全部企业的93.2%，这个比重从个数来讲是比较可观的，当然从资产来讲，还是国有资产数量可观（国有总资产800多万亿），民营资产比它少得多。有意思的是，去年（2023年）的十一月份，中央的媒体搞了一个叫做“唯改革者进”的报道，里面重提“比翼齐飞”，回想起来多亏当年《人民日报》理论部支持。
第二个案例：《经济日报》。1984年9月我参加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个会是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举行的（史称“莫干山会议”），感谢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浙江人民给中青年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讨论改革理论的平台，在历史上是留有痕迹的。今年恰好是莫干山会议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莫干山会议，代表怎么产生？“五不讲”：不讲学历，不讲职务，不讲职称，不讲名气，不讲关系，就讲一条，“以文选人”，拿东西来给国家改革献计献策，这个“五不讲”精神是很宝贵的。我提交给大会的这篇《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最大的启示是：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上借鉴香港的商品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承蒙经济日报社错爱，经济日报社理论部从124篇参会文章中选出18篇，发在《经济日报》专版上，给了中青年学者很大支持。
第三个案例：《光明日报》。我在1986年曾向国家教育部提出一个青年社科基金课题，申请《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经多年研究，出了第一本人本经济学的专著《人本体制论》（后又出版了《人本型结构论》）。2008年《人本体制论》出版后，《光明日报》理论部孙明泉同志转年搞了一个长篇访谈，用了书中一句话作标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作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理论巡礼成果之一。
以上这三个案例，只是理论界研究的沧海一粟。理论宣传对理论研究的意义，我有三点感悟：第一，对国家来说，它能反映理论界的研究、探索与突破，宣传是一种反映；第二，从世界来说，它能展示中华学人对文明的思考和见解，宣传是一种展示；第三，对个人来讲，它能记录其研究成果，宣传是一种历史“留痕”。
二、理论创新，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今天重点研究理论创新，我说，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为什么？我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从体制创新角度，一从技术创新角度。
以体制创新为例，我个人提出一个看法跟朋友们商量，就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基因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传统理论的基因认为，市场不是个好东西。经典作家的原话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他说得斩钉截铁，就是要消除它。基本观点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是水火不容的，要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商品经济，要搞商品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传统的看法。这个东西是“基本原理”吗？我说它不是基本原理，但它只是“某个具体的个别的论断“吗？好像也不是，我感觉它比基本原理小得多，但比某个具体论断大得多（属于重要的甚至是基调性的论断，这个“设想”里面有没有“一点空想”的成分？）。这种东西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认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骨子里是反市场的，正因为反市场，他们才主张搞计划经济体制。
从理论创新角度来说，经过四十五年的改革，体制的“基因再造”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我认为中国的基因还需要继续再造，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任重而道远。
第一，从历史维度研究。从历史上看，中国长期缺乏商品经济意识而存在高度集权的思想。对过去传统体制的弊端我们虽有反思，但是我认为，总的看仍反思不到位。
第二，从理论维度研究。中共十九大召开一个多月后，2018年1月，某著名大学有人发表文章，他断章取义地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宣扬“消灭私有制”而阉割了马克思原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重要前提。马克思讲的是消灭什么私有制？他说得很清楚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不是消灭人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外，“资本到底姓什么？”我在1992年出版的《资产重组》一书提出“资本中性论”，似乎也没完全解决。
第三，从国际维度研究。视野放开，我国政府在2021年9月提出申请加入CPTPP，因为从总体上看，CPTPP的经贸标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才申请加入，但是去年未能加入。深挖下去，这里有国企改革问题、隐性壁垒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劳工权益保障问题等等，这个也倒逼我们继续再造。
第四，从现实维度研究。这里面离目标还挺远，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我和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书稿），有四十多万字。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必须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这七大要素。
总之，经济体制必须要用市场化的思路进行改革。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理论创新。
从科技创新角度来讲，最近提出“新质生产力”。我看到《浙江日报》发表的“之江智库”这篇关于新质生产力特征、生成机制与布局协同文章，这是智库研究的成果。新质这里面还是有需要探讨的地方，比如说新质的“质”，到底是“质量的质”，还是“性质的质”？在实践中，怎么把新质生产力与特质生产力以及优质生产力结合起来，等等。要是往更深处挖掘，我们如何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里面也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的空间。
总之，无论体制理论创新还是科技创新领域，都有一些未解之谜，需要继续探讨、创新。
三、“三脉”联动
我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后就跟《浙江日报》有交往，近些年来联系更加紧密，根据我的观察，归纳成“三脉”。
第一个，是紧扣国家战略性的“命脉”。例如这本《问答中国》（之江会客厅访谈录），是刚刚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里面有几组标题，第一组是，思想引领,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组是，改革创新,比如说《中国：如何推动动力变革》；第三组是新发展格局, 比如说《怎样更好高质量发展？》；第四组是共同富裕。中央让浙江当共同富裕的先行实验区，到底共同富裕是什么意思？（我曾接受浙报访谈，题为《从发展大局看共同富裕》，认为应是“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不是无差别的共同富裕）：第五组是政府治理等等。这里的选题，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战略性、命脉性问题。这个脉抓得好。
第二个，是汇集人脉。浙江是个经济大省，但不是一个社科大省，实事求是地说，它的社科界专家远不如北京上海多，但据我了解，这些年他们能够“北上，南下，东进，西拓”，主动邀请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参与——比如说，首都经济学界的张卓元先生，哲学界的胡福明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史上重要的的人物，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浙江日报抢救出来的，这是他“生命的绝唱”，很难得的。还有史学界的王巍先生，他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还有其他学者。我看了“之江会客厅”的汇集本《问答中国》以及《学习有理》两本书，另外再加上《思想人生》，大体有50多位专家，其中大多数是非本地的，汇集人脉不错，这就给浙江的理论研究与宣传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个人到外地调研的时候，理论部潘如龙主任也曾多次到京外的东北、山东、浙江莫干山、广东深圳、海南找我，功夫下得很深。
最后一个，是“心脉”。我今天想跟朋友们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理论宣传怎么能打动人？怎么才能更深刻？往哪里深？我说要挖掘内心世界深层的东西，所谓深层的东西就不是浅层的，更不是表层的，深层的东西是什么？我今天举胡福明先生在《思想人生》谈当年是怎么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例，他讲，当年他写这篇文章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的原话是“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打算”。这里我觉得就挖到了他的内心深层。而且进一步再挖：他这种思想哪里来的？在《思想人生》里，我看到，当胡福明谈起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时，挖到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来北大作报告，这位书记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善于判断是非”，特别强调“不要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我想可能就是这句话点拨了胡福明。“不要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振聋发聩。据我读史记所知，“诺诺”是《史记.商君列传》里的一句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诺”就是yes，yes,“谔”是“谔然”（俗话说“发愣”），这真是挖掘了学者（“士”）内心深层的东西。我在3月18日《浙江日报》文章谈了九年前《人本型结构论》书中的一句话，“创新创意之源：人的心灵放飞”。你要真创新吗，一定要心灵放飞。同样，国家要想做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需缔造一个让万众“心灵放飞”的良好环境。
就讲这些，不当之处，大家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