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于2023年10月19日在“毅夫研究奖”结题答辩和颁奖上的总结讲话。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研究奖得奖者的论文讨论会和颁奖典礼，我一直相信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我希望这些大师中的许多人来自于北大国发院、新结构院的学生，这个奖有助于让同学们知道这个时代机遇的到来，鼓励同学们抓住这个时代机遇。我想利用最后总结的机会和同学们谈谈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时代机遇。
要抓住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机遇，首先，需要知道要引领理论新思潮、要成为大师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要抓住中国所给予的机遇，自当研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提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现象的道理学理；其次，必须具备足够好的技术能力，按主流学界的要求将所研究现象的道理构建成自洽的数学模型，进行严谨的计量检验。上述两点，是1995年我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祝贺文章《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中，首次提出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论断时就指出的[1]。很高兴今天获奖的两位同学所做的论文满足了这“本土化、规范化”的要求，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阐述怎样才能做出大师级贡献的研究。
作为现代经济学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基本框架创建于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为了构建一个内部逻辑自洽、严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马歇尔用所有决策者都是理性人为基本假设，还有要素、产品、供给、需求、边际成本、边际效用等基本概念，并用所得（预算）效应或（和）相对价格（替代）效应为影响决策者最优选择的机制来解释经济现象的体系。同时，为了使经济学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公理化，马歇尔做了许多高度简化的假设。总体上来说，其后的经济学大师以马歇尔所构建的体系为基础在四个方向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一是引入新的视角。在马歇尔体系中，宏观微观是不区分的，交易是没有费用的，信息是充分的、对称的，人是不会互动的。凯恩斯提出了宏观的视角，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充分，斯蒂格利茨等提出决策者间信息的不对称，纳什等提出了决策者之间的行为博弈。
二是把同质变量异质化。在马歇尔体系中，各种变量都是同质的，舒尔茨、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不能被视作相同的劳动力，今年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戈尔丁的贡献也是将劳动力异质化，研究女性作为劳动力的特性和影响，Melitz提出贸易里厂商的异质性，等等。
三是把外生变量内生化。在马歇尔体系中，绝大多数变量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Ramsey把储蓄内生化，Friedman和Modigliani把消费内生化，Heckschier、Ohilin、Krugman把比较优势内生化，Romer则把技术创新内生化，North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也曾尝试将制度内生化，但很快放弃了，Daron Acemoglu做的都是制度的异质性，没有做到制度的内生性。
四是根据前面提到的新视角、同质变量异质化、外生变量内生化的建模和计量检验的需要引入新的数学和计量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Lucas推动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时，那时经济学家用的数学不能处理涉及未来预期收入的最优化问题，他去数学系学习，引入最优控制理论来解决跨期动态最优的问题。Heckman、Hansen等则解决了计量上的问题。
上述前三个方向的拓展使得现代经济学能够更好地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第四个方向则提升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一位经济学家若能在上述四个方向中的某一方面做出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就会为经济学界开启一个新的、在一段时间里热门的研究领域，从而有成百上千的经济学家和博士生跟着做，在各种期刊上发表成千上万的论文，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就成为引领经济学研究新思潮的大师。
中国经济学家要成为引领新思潮的大师，其研究除了满足“本土化、规范化”的要求之外，也必须在上述四个方向之一做出贡献。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研究常常是拿数据跑回归，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之后，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相关，或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样的研究不会产生新的理论。要抓住时代给予中国经济学家成为引领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的机遇，在观察中国的现象时，要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现有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新视角，在主流理论中被假设为同质的变量在中国的现象中是否有质的差异，在主流理论中被当作外生的变量是否应该是内生的。若能这样思考，就会发现中国的现象存在许许多多理论创新的机会。
例如，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单部门、单要素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结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不同，存在质的区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需要创新，发达国家技术处于世界前沿，要创新就只能发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许多产业的技术在世界前沿之内，除了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用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进行创新。像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之处比比皆是，这些差异必然有原因，这些都是在当前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引入新视角、同质变量异质化、外生变量内生化，做出创新性贡献的机会。
从今天获奖的两篇文章来说，都达到了我早期提出的“本土化、规范化”的要求，在本科生阶段能够做到这样已经相当了不起，应该得到奖励。但是，从两位同学这次获奖的研究来说，所做研究还只是沿着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漂亮的计量检验，没有引进新的视角、新的异质性、新的内生性，自然也没有采用新的数学方法和计量方法，这样的研究还只是“坐在金矿上挖煤矿”。引领时代新思潮的大师的时代机遇就在身边，我希望同学们应该有更大的抱负，往提出新视角、同质变量异质化、外生变量内生化、新数学新计量方法的方向努力。
最近我牵头教育部经济学本科生的“101”计划，目标是培养有理论创新能力和有能力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实问题的拔尖学生。为此我提出 “道正、术高、业精、实求、事达”五大教育理念。
过去，大部分本科教育以记知识点为要求，把现有理论学好，把现有的方法学会，大部分培养拔尖学生的方式也是将美国博士生的课程拿来教本科生。然而，这样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于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创新，也难于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理论的提出者从众多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了一个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现象的关键变量放在模型中，而将其他社会经济变量排除在外，当那些未被纳入理论模型的社会经济变量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时，原来的理论就会失去解释现象的能力，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从经济思想史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盛行的理论不断变化，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理论拿到中国来不一定适用，但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大部分都把发达国家“刻舟求剑”得来的理论当作真理。传统记知识点的教育，首先会让学生失掉从中国的现象中提出新理论的机会，也难以培养学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
“道正、术高、业精、实求、事达”五大理念就是针对上述弊端提出的。
所谓“道正”，指的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之前，必须先有正确的人生观，要知道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大部分人做研究是为了发表论文。能发表成果对个人固然有好处，但是，一个现象经常能够用许多不同决定因素、不同作用机制的理论来解释，如果把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发表出来，不仅不能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反而会助长社会认识的混淆。因此，首先必须确定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经由自己认识世界，帮助社会改造好世界。
如果确定了这一点，就会接受“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许多现象从上层建筑出发来观察，也可以构建严谨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也可以得出显著的结果，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根本性的、第一性的决定，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属于第二性的决定。必须抓住第一性的决定因素，才能够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在这一点上，我对国内学界有点失望，经常有年轻老师告诉我说，这样写不能发表，那样写才能发表。他们只关注论文是否能够发表，而不考虑作研究、发表论文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发表的论文不是揭示了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那样的论文可能会误导社会。
对现象有了认识以后，要对学界有影响则必须将认识写成可以发表的学术论文，这要求拥有“术高”的能力，掌握好数学、计量和实验方法，才能写成内部自洽的数理模型，用严谨的计量或实验方法来检验模型的推论。
“业精”是指要了解、掌握现有理论，并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是因为任何现有理论都来自于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对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的某些现象的观察和总结，都是“刻舟求剑”。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和发达国家有质的差异，盛行的主流理论在我国未必适用。所以既要熟悉现有的理论，也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这样才会发现理论创新的机会。
做研究的目的是经由自己认识世界来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也就是要揭示所研究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这不能来自现有理论的推演，仅能来自于“实求”即实事求是，研究者需要自己观察现象，了解其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实现“事达”的目标。
今天是首届“毅夫奖”的颁奖典礼，恭喜两位获奖者，你们是“醒得早”的人，我鼓励你们也做“起得早”的人。只要能秉持“道正、术高、业精、实求、事达”的理念，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在中国，届时你们正当四五、十岁的黄金年龄，我期盼你们抓住这个时代机遇，成为引领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
注释：
[1]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