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孟老夫子，仁呀，义呀，喜欢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且是见了当权派就讲。
在他的心目中，仁者无敌。
可是当时七国纷争，相互都是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火烧眉毛的存亡问题，对梁惠王们来说，孟子的大道理，只能是东边耳朵进，西边耳朵出。
其间想实行仁政的，倒还可能会招来麻烦。
万章向孟子请教时，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宋是个小国，现在要实行仁政，齐楚两国对此很讨厌，就出兵攻击它。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宋国如果实行仁政，自然就会对其他国家的百姓产生吸引力，或者是想偷渡到宋国，或者是想入非非，希望全盘宋化：人家宋国都能够实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行呢？如此一来，对齐楚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就是无形的威胁。因此齐楚两国试图通过国际干预，把宋国的仁政扼杀在摇篮之中，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怪事了。不过，这种因政治文明差异而引起冲突的事情，只是当时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小插曲而已。
不管怎样，反正最后定江山的，不是仁者，而是嬴政的金戈铁马。用一句套话讲，就是实践证明孟子的理论行不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理论学说也一样。
所以，弄的到了汉代，桑弘羊还在说孟子“不知世务”。
其实鼓吹以德服人的孟子并不傻，他心里很清楚，不仁道也可能得到一个国家，只是他坚信霸道不能使天下心悦诚服。
也正因为这样，孟子经常引用这个故事：商汤征伐南方，北方不高兴，征伐东方，西方不高兴，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拉在后面，而不打我们这里呀？”老百姓盼望商汤赶紧来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就像大旱盼甘露一样。箪食壶浆欢迎解放者，只不过想逃避水深火热的苦日子罢了。在孟子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或者愿意接受这样的道理。
有一年，邹国跟鲁国交火吃了大亏，光领导干部就死了三十三个。这也算是国恨了吧，可老百姓楞没有一个出来帮忙报仇表现出点爱国主义精神来。对这事，邹穆公忒生气：“杀了他们吧，又杀不了那么多；不杀吧，看到他们对长官见死不救，又实在可恨。”于是他就问孟子该怎么办。
孟子直言不讳：平时政府不但不关心百姓疾苦，还变着法子欺负他们，现在你的百姓这样做，也算是对政府的回报。你也不要责备他们了。如果你实行仁政的话，老百姓自然也就爱戴上级，有事的时候也愿意为他们牺牲了。
在孟子他看来，权位首先意味着责任，而不是意味着百姓有了无条件忠诚的对象。
孟子路过齐国的平陆时，问当地的领导孔距心：“如果你的战士一天三次失职，你会开除他吗？”
“等不到三次，我就把他开了。”
孔距心回答的很果断，却没想到孟子接着不留情面地指出：“你自己失职的地方可不少啊。饥荒年成，平陆百姓有饿死的，有逃难的。”潜台词很清楚。
孔距心也不傻，赶紧为自己辩解：这事可不是我孔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接受委托，给别人放牧牛羊，那就有义务去找牧场和草料。如果牧场和草料都找不到，他应该物归原主，还是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牛羊一个个死掉呢？”
于是，孔距心认了错。
过了些时候，孟子见到齐宣王，就跟他说：你的地方领导，我认识五个，可只有孔距心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罪过。
这样追问责任的圈套，孟子也让齐宣王钻过一回。
孟子问齐宣王：假如您有一个臣子，他要去楚国，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照顾，结果回来发现，妻室儿女在挨饿受冻。您说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跟他绝交。
“如果您的司法官没能管理好下级，那该怎么办？”孟子的话又进了一步。
“那就撤他的职！”齐宣王回答得一点也不含糊。
接着，孟子又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搞得很糟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挺尴尬，东张张西望望，就把话题给岔开了。
此后二千年多年里，居然一直未能顺着这个故事追问下去，是中国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
当然，追问是有风险的。换到秦始皇的时代，谁要是这样跟嬴政说话，非掉脑袋不可。
所以孟子需要宣扬“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有一次，孟子跟纵横家景春辩论时就说：如果觉得正义在握，就应该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叫大丈夫。
孟子的这番话，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如果国民都把孟子的话奉为座右铭，朝廷还怎么统治呢？按照法家的理论，治国靠的就是刑赏两手，哪一手都软不得，倘若钱也收买不了，刑罚又吓唬不住，这样的刺头留着对朝廷有什么用呢？因为朝廷没法把他们当驯服工具用呀。把那些出头鸟给剪除了，一方面向老百姓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胳膊扭不过大腿，老实听话才能活命，另一方面，也就维持了整个社会的怯懦和散沙状态。用法家的话来说，这就是弱民强国之术。在法家的理想国里，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标准和原则，朝廷今天说，一加一等于三，跪下呼万岁，朝廷明天说，一加一等于五，还呼万岁。弄得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没有骨气没啥出息，是历代王朝千方百计要做的一件大事。
当然，孟子也明白，不可能举国上下都是大丈夫，但他并不因此就觉得人的觉悟低，需要强制改造。当告子一本正经地说，要像把柜柳树制成杯盘那样，也把人的本性改造得符合仁义，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孟子，却很是不赞成告子那种居高临下的思想改造：“率领天下人损害仁义的，一定是你的这种学说！”
所以孟子只是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个政治道德的底线，是任何人要做都能够做得到的。虽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大丈夫，但起码可以做小丈夫。小丈夫不是小人，尽管没有砍头不要紧的胆量，偶尔为情势所迫，也有违背良心的时候，但他始终知道自己违背良心，只要没有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他就不会主动跟大丈夫划清界限，或者主动说大丈夫是傻冒，一有机会，他就会听从良心的召唤，也就是说，他始终有一颗向善的心。这样，社会可能就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就会有一股“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每个国民都会生活得有尊严。
尽管孟子跟自己的弟子陈臻说过，“哪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但他并不鄙视金钱，相反，他深知金钱的力量。有一次，滕文公向他请教治国的问题时，孟子为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异曲同工。
孟子明白，如果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儿，年成好，过的穷困潦倒，年成不好，就死路一条，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每个人竭力活命都怕来不及，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思学习礼义呢？经济不独立，思想政治上也就难以独立。除了万里挑一的大丈夫，一般人没有饭吃了，能不惶惶如也？
孟子明白的道理，专制者也明白。自从秦始皇以后，朝廷尽可能把每个人的生计、小命，都牢牢拽在自己的手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统治者就把国民的自由和生存问题对立了起来。通过控制国民的活路，使国民不敢想望自由和独立，通过剥夺国民的独立和自由，使国民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秦以后的王朝实际上就是最大的绑匪，不听话就撕票。所以，中国人生下来不是想给皇帝拉马车，而是朝廷千方百计要把百姓弄得生下来不能不给皇帝拉马车，否则就没有活路。
这倒使我想起了加尔布雷思自传里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加尔布雷思非常疲惫，想休息一会，吩咐女佣把所有的来电都给挡掉。不久，林登·约翰逊总统打来电话，让她叫醒加尔布雷思，可这位女佣说：“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而不是为你干事。”
这个女佣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但她却能够做一个中国需要大丈夫才敢做的事情。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固然是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距离，但文明的差距恐怕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