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自身的经历，我们通常习惯于使用“难忘”这个字眼，但是我作为73级工农兵学员在北大中文系的三年，实在谈不上“难忘”，因为能够被唤起的东西显得很单薄，也没有思想。1973-1976年的国家当权者，本来就不希望人们有自己的思想。我清晰地知道，我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那时林春、李银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整版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强加法制》（11月13日），使我豁然开朗，思想认识产生飞跃，对“文革”思维开始深刻反省；而在工农兵学员时期，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思想是被别人牵来牵去的。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考试后，“四人帮”推出“白卷英雄”张铁生，好在我所在的第八团的领导没有管这些，还是按照分数排队安排我们走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在32号楼，系办和宿舍一体。我们中文系73级新闻专业全班33人，三分之一是军人，陆海空都有；四分之一出身高干家庭；女生只有4位，那个年代注重打扮是“资产阶级”，所以她们的性别似乎并不显眼。全班分为三个小组。除了不多的上课外，小组就是基本的活动单位，老师们编在小组里，由学员“领导”老师学习，特别是被打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三位老师，更是监督对象。宿舍很挤，一个房间四张上下铺，住7个人，其中一个上铺放行李。由于我们多数来自基层，这样一种有地方住、能吃饱饭的条件，已经算是不错了，所以生活方面倒没有什么怨言。
怎么到的学校已经没有印象了，除了在京的个别同学（高干子弟）由所在单位开着车送来，决没有现在这样全家送一个人的情形。外地的同学，学校派车到火车站按钟点集中拉行李。我家离火车站较近，故我先去车站了解学校接外地同学的卡车几点从车站启程，然后带着行李坐几站公共汽车到火车站，搭学校卡车到学校，再背着行李走到32楼爬上去。
北大的主要负责人来自8341部队，我们在校时的主要活动，就是三天两头地被叫到学校中心地带的大食堂，听他做形势报告，或传达迟群、谢静宜的讲话，要求我们完成对大学的“上、管、改”，对大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教育，反击教育界的右倾回潮。
初到北大，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本专业的老师，而是古代汉语的教授王力，他那几乎秃顶的大脑袋有些发亮，在一片黑压压的听报告人群中颇为显眼。我每次在会场都会朝他那里望望，他可是名人啊！他的《古代汉语》的书当时允许看了，但是我在中文系三年却无缘听他讲课说话。他从来不说话，准时到会，认真记录。后来再次看到他，已是在万安公墓了。我母亲去世后葬在那里，第一次到那里就看到了王力先生独特的墓碑，我油生一种惆怅，如此的名人，我怎么没能听到他一句话呢！
我们上面有两年未招，第一次见到70级的同学，是他们刚从山东什么地方回来。回来就在32楼前面的墙上贴大字报，批判新闻专业（原人大新闻系）的原领导罗列。我记得有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罗列四章》，批判罗列在山东一路上让学生替他背行李，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特殊化”，都是些不大的事情，如果是现在，算得了什么啊！这种发动群众批判老师的做法实在侮辱人格。后来系里派一个70级留校同学到我们班当辅导员，这个人习惯于挑动同学批老师，那时培养“工农兵学员”的目的，就是培养咬人的狼！我们一年级时的班主任何梓华老师，我记不得是什么事情了，反正都是很小的事情，曾被班里开会批得灰溜溜的。二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朱友石老师，她40年代就在东北参加了革命，因为出身不好，硬说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我们都觉得逻辑不通。年纪很大的林珊老师，当听到我们背后传播小道消息时，她总是哆哆嗦嗦告诫说：“你们可要小心，57年哪个时候不得了啊，弄不好就打成右派。”我们那时不理解，57年的事情，怎么到了70年代提起来还哆嗦。看来，只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体验当时的恐怖。今年体检时我有幸见到了林老师，她都90好几了，还能拄着拐杖上下楼到各科室检查身体，思维清晰。衷心祝愿林老师安度晚年，远离恐怖。
我们名叫“学员”，其实这三年基本没有学到什么。最初，是在学校内修建地下教室，说是一旦打起仗来我们要坚持在地下教室上课；还有几天早上4－5点钟就起来，在学校后面圆明园那里拔麦子。后来去石景山钢铁厂、平谷许家务大队、北京第一机床厂、永定门外肉联厂、朝阳区等地方劳动或工作；去河北满城县38军钢八连军训；去《北京日报》、《烟台日报》实习。
1975年春天，我所在的第三组到朝阳区革委会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我被分配参加编写新闻理论的教材。我负责写革命导师的新闻活动和思想，还帮助其他同学吹了后面几章的路子。后来真的形成了一本铅印的小册子。回头看这本书，它成了“文革”时期我国唯一的一本新闻理论“著作”，署名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73年工农兵学员与朝阳区革命委员会联合编写。这本书完全体现了“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新闻观，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自我批判了这本书。
1976年2月的寒假期间，专业的领导把方汉奇老师、张之华老师和我叫到学校，说是上面布置任务写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报，定性为中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我们分别写一部分。我看了该报的缩微胶卷后，不同意这样定性，因为那时毛泽东连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联系都不清楚，说支持列宁的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的面包革命，还拥护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思想是较为混乱的，只能说那时毛泽东属于激进主义。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写了1.5万字，交给了上面。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师们“合作”研究，其实就是坐在一起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分头写。随后发生了“四五运动”，关于《湘江评论》的研究不了了之。
在北大，信息控制很严，几乎处于封闭的状态，我对“四人帮”的反感只是一种本能，1976年4月4日借回家的机会去过一趟天安门广场，颇受触动，但并没有清晰的政治认识。此前的1976年1月初，《烟台日报》实习后我们乘船经天津回北京，路上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广播，大家都很难过，默然无声，可能由于知道些内情或有预感，仁增白姆（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儿）大哭起来。说到她，我想起她送我的茶杯。在去烟台的火车上她弄丢了我的搪瓷茶杯，朴实的仁增记着这个事情，回到北京认真地“赔”了我一个杯盖上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字样的杯子。后来这个杯子我用了20多年，里面一层茶锈。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开会时，我拿着杯子喝茶，大家都说这是“文物”。90年代后期，可能因为办公室人来人往，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杯子丢了，我为它到所里每个办公室找过，没戏。
1976年5－6月间，上面分配任务，调查已经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事迹”，用以驳斥所谓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我和几个同学、老师被派到上海调查了两个月，走了很多地方，一张北京市的介绍信上盖满了各单位的公章。这是我首次领教到中国特色的“外调”程序。由于发生唐山大地震，这次工农兵学员的调查也不了了之。紧接着，“四人帮”垮台。
回想起来，作为“四人帮”政治基地的“两校”（清华、北大），在其中的工农兵学员的活动，自然整体上是被他们利用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事情，还有，我们参加了对意大利纪录片大师安东尼奥尼《中国》的批判、作为群众演员参加了电影《反击》的拍摄，这些都是“四人帮”文化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部分。
频繁的上山下厂，我已经习惯了“打起背包就出发”的生活方式，每次一说出发，就利索地打起军队样式的背包（但被子是家里的花布面），与防潮用的狗皮垫子一起塞进从黑龙江兵团带回来的一个标准“中粮”麻袋，扛起来就走。
那年头，我记得只上过学校的中共党史大课，新闻专业的课只有写作、摄影（每个人只能拍照半卷黑白和几张彩色胶卷）课，偶然有几次大批判式的新闻理论课和介绍外国新闻业的课。因为批林批孔，季羡林老师给我们上过一次古典文献的课，这是唯一一次听他讲课，还是以“评法批儒”的名义。记得张隆栋老师上课讲到美国《纽约时报》左上角固定的箴言“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他批判说，你看看，他们竟然说所有的新闻都是可以发表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有闻必录”。我们当时根本不能接触外国报纸，张老师解放前就是燕京大学的讲师，当然认为不会错的。但1978年我上了研究生后，看到真正的该报，以及关于这条箴言出现的背景资料，才知道事情恰恰相反，这是1896年时的《纽约时报》为了对抗黄色新闻潮而提出的口号，意思是“本报所有的新闻都是适宜发表的”，不刊登煽情新闻，与“有闻必录”不搭界。不知道当初张老师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被迫歪批《纽约时报》，可惜现在张老师年岁太大（90多岁了），记忆模糊了。
我当时唯一看到的以前的一本新闻学的书，还是胡文龙老师悄悄借给我的，书名为《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白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中原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从这本书的批判性文字中，看到了一些新闻业的史料和基本的新闻理论的概念，记到我的笔记本中。怎能想象，当时学到的一点新闻史料和新闻理论的东西，竟然是这样获得的！改革开放后，我见到并聆听过复职的王中教授讲课，他抗战时就在山东参加了党的新闻工作，解放后作为军代表进驻复旦大学，谁能想到这样的老革命怎么变成了右派！好在22年的磨难没有让他改变思想，他依然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
那时我真心实意地要为社会多做好事，于是寒暑假在我住的干面胡同帮助居委会的老太太组织孩子的假期活动，组织没有工作的居民政治学习。我根据《参考消息》的编写国际形势的材料，在居民学习组里宣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唱京剧的梅兰芳之子梅保久。他住在80号小红楼的一层（我家85号，小学的时候一位同学住在该楼三层，我经常去同学家做作业，看到过他），“文革”期间成了被批判对象，没有工作，得到87号大院来参加居委会的学习。他总是准时到会，大家对他很客气，只听他说过一两句，轻声细调，较慢。现在想起来，这样有造诣的艺术家把时间消耗在与街道老头老太太学习上，“文革”实在是毁灭文化。
尽管我们半数以上的时间是在外边，除了参加劳动、实习外，新闻专业内部还有政治学习，没完没了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批判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等等，毛泽东的“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至少形式上落实得极为认真。专业的负责人蓝鸿文老师，在石景山钢铁厂时主持一次学习会，结果最后开成了对他的批判会。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同学，后来发现他当年在那里有过欺骗行为，班里就此专门开过批判会。当时学校不允许谈恋爱，当发现我们班上的两位叫“京生”的男女同学恋爱了，班主任朱老师立即严肃地组织了全班的批判会。男“京生”会上说了一句“人言可畏”，又遭到进一步的批判。与我同宿舍的一位海军学员与一位低年级女生因为同在校团委工作而恋爱，也遭到批判和调离。我的这位男“京生”同学是个才子，2003年不幸遇车祸死亡。
那时我太老实了，不敢学习外语，怕人家说白专道路。而同宿舍的晓明同学就是悄悄地自学，结果人家后来英语好得很，而我至今还得靠“快译通”勉强看点东西。当时的环境就是一天到晚地斗这批那，时间实际上被荒废了，除了“四人帮”的套话，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记得我们在《烟台日报》实习时组织参观当地的酒厂，师傅介绍他们的“三鞭酒”如何好，一位女同学问：“师傅，什么叫‘鞭’啊？”这位师傅郑重其事地回答：“鞭，就是公狗、公海马、公鹿的生殖器。”当时她弄了个大红脸。其实我也不知道，而那时我们都二十四五岁了。我后来多少知道些人文知识，还是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图书馆学到的，当时夜班，白天有些时间，两年内几乎把报社图书馆的书读遍了。这通恶补，才奠定了现在的知识基础。
快毕业的时候，上面忽然提出支援西藏，号召大家报名，说是自愿，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得报名。我原没有去西藏的打算，但在政治煽情的氛围中，最终还是被煽动起来，不仅报了名，而且真的做好了去的准备。我报名去西藏的事情在家里引起轩然大波，我妈妈哭着到系里找领导，说我身体一向很弱（这倒是真的），希望照顾。她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我感到没面子，与妈妈大吵了一顿。后来去的四位同学是文学专业的朱晓明、鲁小飞和我们班的两位女生杜培华、仁增白姆（她本来就来自西藏）。看来系里的领导还是考虑周全的，去的同学确实素质和身体条件都是较好的。朱晓明和鲁小飞在西藏结为伉俪。朱后来当了西藏的宣传部长，回京后是统战部的局长，鲁是《中国妇女报》总编辑，杜是北京电视台小有名气的编导，仁增当了西藏的正局级干部。
毕业分配的时候正是唐山闹地震，那时考虑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可耻的，我没有找过任何人谈分配。专业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是公正、周全的。仅有的两个报社工作的名额，《光明日报》分配我去，《北京日报》分配徐文珍去（她现在是北京日报集团副总裁）。但我没想到的是，班里学习较为困难的农村来的同学被留校了。“文革”结束后，留校的同学在学校努力工作数年，有两位最终无法适应，先后离开学校。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文革”时期要求打破“知识分子成堆状况”的思维，难为了他们。
不过，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无形中结成了老师和同学少有的亲密关系，因为老师的活动几乎完全与学生在一起。班主任朱老师虽然显得“左”，但我们知道她是老天真，没什么坏心眼，后来熟了，都叫她“朱老太”。现在朱老太90岁了，几天前还电话打到我家，问我过得怎么样了，我出差在外，我爱人特意打电话向我转告她的问候。由于1976年我“带领”郑兴东老师和几个同学在上海调查，与郑老师成了忘年交。毕业后，他和他的爱人胡赛珍老师牵线，分别介绍我和我现在的爱人认识，现在我们逢年过节还去看望我们的婚姻介绍人。我当年关于革命导师的新闻实践写了4万字，发表时要求限制在2万多字。后来我从修改稿上看到，是教摄影的徐国兴老师一字一句地帮我删改的，他改得极为认真，保留了我的原意，简化了篇幅，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我原来的文字，体现了对原作的尊重，我实在赞叹老师的文字功底。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徐老师对我的帮助。调到人大后，在学院的2004年春节聚会上，见到了头发雪白、身体虚弱的徐老师，感慨万千，终于有机会当面感谢他近30年前对我的帮助了。
2003年春节，我们班的半数同学得以聚会，一晃28年了，现在各自成才，有的当了军队的少将，有的已经退休，谈起来感慨啊，但大家都没有评价这段“工农兵学员”的历程。怎么说呢？那是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被扭曲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