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编纂，都包含、体现研究者与编纂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中国自古治史，史观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春秋大义”就是孔子把他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灌注到写史中去的典型案例。近代史研究更要用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来指导和统领。
2019年初，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他还强调，“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两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立场，坚持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站在历史正确方向上推进近代史研究。
做有方向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就历史和历史研究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就近现代史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理论等作出系统论述，发展了关于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是做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遵循。近代史学界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例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全面阐述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深入探讨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为深化抗战史研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学者们撰写大量学术文章，以扎实的历史文献、深度的学术研究为根据，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针对一些夸大国民党作用、贬低共产党贡献的论调，明确提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掌握领导权、居于领导地位，关键要看这个政党能否以科学理论、行动纲领、战略决策来动员、组织群众，能否在政治思想、战略方向上发挥引领作用。把握了这个基本点，就能清楚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中流砥柱作用。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视野审视抗日战争，学者们认为，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中国人民在屈辱中顽强抗争，从彷徨走向全面觉醒，在革命中获得独立解放。在此过程中，抗日战争胜利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它激发了民族复兴的坚定自信，凝聚了民族复兴的巨大力量。
近来，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四史”教育问题。近代史学界积极把近代史研究同“四史”教育结合起来。2020年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主题包括“沉沦与复兴之变奏—鸦片战争爆发18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共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财政与经济”等。一些青年学者还开展了一系列以“四史”为主题的读书活动，突出红色文化方向和学术研究深度。
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牢记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努力坚守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近代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历史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近代史学界有责任、也有条件从历史逻辑上阐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从现实逻辑上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少数人以“发掘真相”、“学术中立化”等名义，刻意找出一些所谓“真实”的历史碎片来虚无真实的历史进程，提出一些假设性的伪问题以质疑乃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合理合法性。对此，绝大多数近代史学者牢牢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发挥历史研究在捍卫国家利益、拥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把学术研究与政治立场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
做有灵魂的研究
历史研究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大问题。史学研究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处理“论从史出”和“理论先导”的辩证关系。“论从史出”是从发生学角度来说的，意味着任何理论都必须以历史事实和史料为依据，绝不能“以论代史”。另外，“理论先导”又是必然要求，理论决定了历史研究的方向、立场和结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编纂，都包含、体现研究者与编纂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中国自古治史，史观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春秋大义”就是孔子把他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灌注到写史中去的典型案例。
古代治史讲求“道统”，中国近代史的“道统”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史学科经过数代人的接续传承，形成了优良传统和学风。赓续和发扬老一辈史学家的治学精神和优良传统，就要深刻理解这些优良传统同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例如，近代史研究者熟知的“二冷精神”，其前提和灵魂就是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离开了唯物史观，“坐冷板凳”和“吃冷猪头肉”就完全变成了个人的治学功夫和名利追求，这与老一代史学家的学术立场、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相差何止万里！
传承近代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就要牢牢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是近代史学科的立身之本。为此，必须深入学习唯物史观经典著作。其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对当今的近代史研究仍然具有“范本”意义。要把学习经典著作同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从而提高自身向道立论的理论根基。
历史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我们所强调的问题意识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现客观存在的、本质性的真问题，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虚假的伪问题。这就要求近代史研究不能把历史研究主观化、片面化、碎片化，而要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回答历史之问，回击“告别革命”论等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近年来，一些刊物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开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专栏，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观点，很好地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做有立场的研究
立场问题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坚定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突出体现在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立场上。
通过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近代史学界深刻认识到，一定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做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人民利益需要的学问，努力提高科研工作的时代关怀、民族关怀和人文关怀，不断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树立“大历史观”，贯通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是近代史研究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近年来，近代史学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近代史研究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把握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总结经验与教训，更加深刻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例如，在2019年10月召开的“晚清社会与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对太平天国的研究要纳入近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变迁的大视野中，研究其实践和思想在近代中国内生性政治和思想变革中的影响、成就和局限；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中，分析它在理论指导、政治组织、道路探索、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贡献与不足。通过这些分析，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建立先进的政党、确立正确的道路，因而虽一时风起云涌但终归失败，而这种失败又推动中国人继续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经过几十年艰辛探索，中国人终于找到了科学理论，建立了先进政党，确立了正确道路。再如，在2020年11月召开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两股政治力量，他们的产生或再造，兴旺或衰微，胜利或失败，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尽管在革命目标、政治理念、组织架构与信仰体系上有着本质区别，但国共两党却身处相同的时代，面临相似的考验。将两党的政治视野与政治行动放到更加宏大、动态、连续的历史场域中去考察，进行有立场、有理论、有史料、有辩证的讨论，就能更全面地把握两党斗争合作、力量变迁、地位翻转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就能更好地阐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
做有分量的研究
方向、灵魂、立场，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以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在这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
一是以扎实的史料基础和深入的学术研究，打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重要学术成果。近几年来，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出版了《中国近代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论》等重要学术著作，发表了大量学术理论文章。
二是积累重要的文献资料。近代史研究在档案资料建设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入藏、出版了一大批近代中国稀见文献。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文献总量已超3000万页，正在超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平台的上线总量。满铁研究中心藏有满铁资料580余万页，2019年6月完成了全部资料的数字化扫描工程，这是目前全球学界最为系统、齐全的满铁资料集，对于研究日本侵华以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是打造具有引领力的高端学术平台。为推动学术发展，加强学术交流，把握学术前沿，掌握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促进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20年起创办“文澜讲坛”，以“政治正确、学术高端、启迪深刻、影响久远”为基本定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传授治学经验，分享学术成果。
四是办好高端学术刊物，发挥引领方向和风气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政治正确为魂、以学术高端为根，坚持政治家办刊、学问家办刊，努力做到用学术讲好政治、用政治引领学术。
五是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重点是把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规律和学术积累结合起来，在继续做好民国史、晚清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等既有优势学科基础上，大力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基础研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抗日战争革命根据地研究、台港澳历史及“一国两制”实践研究、近代以来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研究等，着力打造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研究重点体现了实践和人民的需求，是时代要求与学术前沿的有机结合，必将助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