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一词在中国由来已久，“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管子·正世》）。周代王室设立采诗制度，亦是为“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民俗不仅是整个民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学术用语，民俗一词始于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Ｗ.Ｊ.Thoms）用“Folklore”来表示“民众的知识”，并将民俗学确定为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主要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论证，对民俗事象进行本质结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研究。

一方面，民俗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望过去，认识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它也有着改造现实社会的功用。民俗学在社会生活中应用范围非常广，如人们日常的吃穿住行游娱购、婚丧嫁娶节日礼，均是人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传承、累积的民俗经验，是人类文化的土壤，也是孕育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的沃土。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立肇始于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以及中山大学随后成立民俗学会。民俗学学科虽未形成独立学科，但伴随新中国成立后重视民间文艺的政策得到延续，钟敬文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呼吁“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民间文学体系建设逐渐开展，至1978年钟敬文倡议“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全国高校陆续开设民俗学课程，民俗学学科地位逐步提高。随着当前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民俗学进一步释放生命活力，民俗学者们参与到运动中来，成为非遗保护运动的主力军，也逐步从早期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得到解放，更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民俗事象，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民俗活动。如此，民俗学才能在日新月异的时空流变中，全面把握人类社会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

拓展民俗学研究边界

一切有关于人的风俗习惯、信仰节日、故事歌谣等，均是民俗内容，因而“民”或“民间”成为民俗学的中心概念。关于“民”的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围绕乡村和农民进行界定的，在这个定义范围内，民俗便是围绕乡村生活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而民俗学研究的范围也被限定在乡村，成为与“城市”“文明”对立的概念。显然，这一界定将范围局限在了某一群体和某一区域，未能涵盖真正民俗所涉及的范围，进而对“民”的界定也伴随研究者的认知而不断发展，成为一个不断丰富的内涵。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认为将“民”限定为“农民”略显狭隘，并主张将“民”理解为有一定关联的群体，这个群体至少存在某种共同的因素，并形成相应传统，由该传统形成集体认同。由此，“民”不再被框定为农民、社会底层的民众，而是不受职业、地位、经济限制的，由共同信仰和传统关联的群体，“民”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相应的拓展，民俗的生存范围也从乡村拓展到了人类生存的所有区域。所以民俗学家乌丙安将民俗中的“民”界定为一切负载着民俗文化和分享民俗文化的个人和群体。而对于“民俗”的范围，即便研究者普遍认可了其所涵盖的种种形式，但假如在研究中仍然将眼光放在“过去”，就会造成民俗学研究“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自然也就会跟随那些“过去的”“传统的”走向消亡，背离民俗学参与建构现代社会的初衷。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俗学

早期民俗学的任务是为了建构一个区别于“现在”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对象，把它作为更好地理解与建构“现在”的参照对象。今天，在面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机，民俗学也应进入国家文化建设轨道，成为有时代担当的学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民俗学从习惯向后转变成向前看，参与到为人民谋求情感满足、增加人民的幸福指数中来。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自身能力、素质、道德的发展，还包括了个体社会能力的发展。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物质和精神本身处于一种圆融的状态，即“天人合一”。自然和人类是一对整体的观念，二者的关联在人们最初探索天地万物起源时就已经形成，人与自然是命脉相连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便产生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形成集体观念和责任意识，促进了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平衡。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所以，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汲取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注重对现实生活和人文精神的关注，当然，这种时空转向既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则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民俗学要肩负起延续人类精神命脉的责任，为现代化洪流中的人们寻找到可以依靠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