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悠悠、黄沙漫漫，敦煌自古为丝路重镇，是西域各国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会之处。因其地理位置偏于河西走廊一隅，历代史官对生活于此的人民及其文化的关注度，远低于中原的一般城市，除了个别的正史略有提及外，其史料相对匮乏，而涉及敦煌百姓生活状况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所幸的是，124年前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我们找到了了解敦煌社会生活的诸多线索。其中，敦煌遗书《应用文范》就是打开中古敦煌百姓日常生活的关键密钥。该类文献不仅是敦煌百姓生活的“行事指南”，也是敦煌民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仪式的记录文本。作为文学作品，它反映了敦煌地区异质文化交会的独特风貌和文明互鉴的精神品格。
根据古代中国文学观念，仪式性的应用文字属于广义的文学范畴。从功用上来说，仪式性的文章，更多地表现出为宗教、政治、教化等服务的特性。敦煌学家姜亮夫认为，中国文学最初的根本都是因为实用才产生某类文章，后世为了方便使用而产生某类的名称（《文学概论讲述》）。吴承学指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大都是政治、礼乐制度的直接产物，其应用总是与礼教仪式相始终。（《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不了解这些制度、仪式，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文体。显然，有关制度与仪式等的应用之作，自然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列而不可分割。因此，敦煌遗书中的《应用文范》，就以实用为目的而兼具文学色彩，形象地反映其时敦煌乃至河西地区社会风貌及民众精神生活，成为敦煌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百姓生活，非常注重礼仪。这些仪式活动和记录仪式活动的文本，或伴随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或成为成年人的决策（参军远行、置宅乔迁）依据，或是中老年人的苦痛（患病、离世）的见证。这些日常的《应用文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原了敦煌百姓的一生状况，见证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沧海桑田、世事浮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她真实地再现历史境遇和生活现象的本质。敦煌《应用文范》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质。
古往今来，百姓大众往往把婴儿的新生视为一件极大的喜庆之事。汉地的儒家思想，更是把孕育新生命与孝道结合起来，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就是说，新生命的诞生，意味着一个家庭、家族乃至家族联盟的人丁兴旺和规模的再次扩大，同时也使得劳动力得到应有的补充。敦煌地处塞外，戈壁荒漠，地广人稀，对于新生儿的重视与内地相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应用文范·贺生子文》记有一则故事：“闻山藏至宝，必秀润于群峰；潭有明珠，定澄清于众水……是知凤非梧而不栖，贤非杰而不降。”作者一连使用三组律动自然的骈散句，称赞新生儿的家世，预示着新生婴儿日后的贤杰。文句典雅庄重，韵味十足；“惟孩子貌圆相足，态媚姿奇，莹目开而星光始分，素脸凝而月角犹隐，抱爱面而随珠在掌，捧玩物而赵壁君怀。”四个排比句，从样貌、神态以及动作等，描绘出了憨态浑圆的体形、闪亮星耀的明眸、若隐若现的额部和捧物若君的动作，尤其是“月角”一词，预示着初生儿的前程光明远大。“月角”原本是相面术的用词，与“日角”对称。对成年人而言，“月角”为右额，代表女性，“日角”为左额，代表男性，而新生婴儿，性征不显，故以“月角”描述，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尽显敦煌地方风情。
远涉边疆，保家卫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亘古不变的题材之一。中古时期的边塞诗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一派。那些描写边塞风光及戍边军民生活的名篇佳作，数不胜数。但敦煌地区的军旅生活的记载，却少有提及。《应用文范·远行文》留存了珍贵的记载：“欲远行者，今为某事，欲涉长途。道路悬远，关山峻阻。”叙说主人公此次远征路途遥远，关山阻隔，路况恶劣。“惟男积年军旅……白云千里，望归路而朝清；青山万重，思故乡而难见。”此四六骈偶句，工整流畅，易读易诵。文中没有宏大叙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视死如归，一切都化为远征戍边中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和思念。古往今来，文学表现人的情思，往往以白云喻思亲、以青山喻归隐，文中用“白云千里”“青山万重”尽情表达了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和对辽遥故乡风物的悠悠眷恋。同时也展现出西北广袤、艰险、艰苦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行、情、物、景，浑然一体，淋漓尽致，意味深长。该文篇幅小，原卷共7行，行约20字，但其文约义丰，纸短情长，读之令人动容。
千百年来，生死和忠孝，乃是汉文化的两大核心问题，集中反映出汉文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敦煌虽处河西边地，远离汉地中心，又是佛教传入汉地的中转站，被誉为释门名城，对当地的民众生活影响深广，但是，内地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以强劲的韧性在敦煌与佛教及其他宗教信仰并存，各呈异彩，互鉴共融。尽管敦煌遗书约90%多的卷子都与佛教有关，但是依然存留有崇尚儒家传统思想的卷子。如，《应用文范·祭文》：“太原贵族、敦煌高名”“能忠能孝、如松如贞”。寥寥数语褒奖、追思逝者的显赫身世和优秀品格，确立其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以此作为家族后辈学习的楷模。祭文结尾写“深减雷计，绝布英娈。佩满月廌荐，泣缓叹惊。将谓千秋共保，彭祖同龄……取别仁兄，悲赐肠寸断，落泪泉扃”，将离别的哀恸烘托到极致。祭文将家族的发展与忠孝结合起来，正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再如，《应用文范·脱服文》述说子女为母服丧的时间及礼仪：“夫日月易流，奄经三载。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礼制有限，俗典难违；服制再载终，除凶就吉”。文中以四字骈辞为主，营造一种循环往复的效果，与内心伤悲反复的情绪，构成表里关系，吁惋缠绵。其“慈颜一去，再睹无期”“灵床顿遣，慕恋难穷”，平仄相衬，顿挫有致，哀婉叹息不止；服丧守孝三年，丧期结束，脱去孝服，再次以“礼制”为节点，步入正常生活。文辞以脱服为场景，深切回顾三年前父母逝去的悲痛及三年服丧守孝的“堂宅寂寮（廖），唯增摧绝”感受。情深意切，尽显父母哀荣。这些材料，对于敦煌地区汉文化传统在民众生活仪式中精神作用的记载及其传播，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之，敦煌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强烈的文化碰撞，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婴儿初生、婴儿满月、成年及冠、嫁娶成家、入伍参军、乔迁新房，还是卧病在床以及最后的离世，都有相应的文学形式表现这些仪式流程：或祝福，或礼赞，或歌颂，或祈祷，或哀伤，无不寄托着敦煌民众对于生命历程的重视和厚待。这些仪式文学，往往浸润着当地的风俗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
因此，敦煌遗书《应用文范》这类应用文学，应当引起中古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文学源于生活，又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抒发情感，赞扬真善美，批评假恶丑，是一种多维、立体的意识形态。敦煌《应用文范》为人们了解中古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状态、精神面貌、文化交汇、文明互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黄志杰，系四川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