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近代中国的剧烈社会变动对每一个个体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普通人究竟如何看待，感受和参与这些变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梦醒子——一个人在华北乡村中的一生，1857-1942》通过记述一个不知名的山西省下层乡绅刘大鹏（别号梦醒子）的一生，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这本著作极少直接的理论阐述，纯以叙事和分析为主，传记式的体裁也看似并无新意，但细读之后，却让人感到著者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的选择本身就含有转换研究路径的意义。

人物和思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过往的研究者通常习惯于聚焦在对现代化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精英人物，革命者和改革家身上。萧公权对康有为的研究，列文森，张灏，黄宗智对梁启超的研究，汪荣祖对章太炎的研究，柯文对王韬的研究等在今天都已经成为认识近代中国思想转换的必读经典。无可否认，一个时代中最杰出或最激进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时代前进的方向，并起到推进作用，也因此容易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呐喊的少数未必在现实中代表沉默的多数的心态和基层社会的真实状况，激进思潮在社会上的传播也并未必象后世想象的那么大。原籍安徽的余英时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就曾经以个人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证明陈独秀在故乡安徽的真实影响其实甚为微小。在这种情况下，对先进份子和反传统者的集中研究有可能会遮蔽其他社会阶层和人士对时代变化的感受和影响。近年来，这种以激进现代化为叙述核心的模式似乎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刘大鹏其人，并非不为人知，但从他的故乡的有关网站看来，他在今人眼中的形象和价值无非三点：首先是一个爱国爱乡的绅士，其次他留下的日记对于了解清末明初的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第三他的日记中表现出“局限性”，比如他把红军称为“匪”。前两点基本上是泛泛而谈，似乎他的日记只有原始资料的价值，第三点则反映出一种思维定势——“局限性”是不好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但既然每个人本来就受制于自身的时代，经典作家也说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那么“局限性”云云纯粹就成了无的放矢的空话。更进一步，或许正是一般人的“局限性”，而不是伟人目光如炬的“超越性”，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Harrison通过对刘大鹏日记的系统发掘和分析，首先改变了把这些日记当成研究社会政治的原始资料的路径，而把日记变成透视一个普通人心灵史的材料。这一做法还意在质疑传统的精英/民众二分法。刘大鹏中过举，本应算是中上层士绅，但现实中却不得已务农经商为生。这名寂寂无名的晚清小乡绅，既不算引导潮流的政治文化精英，又不算一般农民。他的经历，更让人想到《儒林外史》，《浮生六记》，甚至《孔乙己》中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儒生。和同时代醉心于现代化的人相比，刘大鹏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正统儒生，以一种失落和怀旧，然而并不偏激的心态看待现代化进程。那么，刘大鹏的这种与现代化疏离的心态究竟是否“典型”呢？面对这一可能的诘问，Harrison在序言中回答我们：“真实的人从来都不是典型的。” 这也从认识论的角度提醒读者，个体经验不必非得代表他人才有效，强调典型意义本身可能就是虚妄和误导的。即以梁启超，胡适这样的人物来说，他们也未必是“典型”的，甚至胡适跟他的同代留美学生比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异类。

Harrison通过对未经出版的日记的整理，一方面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和个体，一方面试图解答两个大问题：“儒家学说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在国家放弃长期以来对正统儒学的责任之后，这一责任如何演变？” 全书并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而是在六章按照主题分别描述了作为儒生，农民，商人，乡绅的刘大鹏一生生活的多个社会角色，深入探索其文化心理逻辑。在第一章“写作”中，Harrison指出，坚持记日记这一行为，对于刘大鹏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意义。他和许多朋友一样，因为时代变动失去了进入官僚体系的机会，又因为教育改革，连做塾师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起初，刘大鹏的日记是间断的，但在阅读了曾国藩家书后，日记开始呈连续性，其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耐心，不与他人争论，自省。显然，刘大鹏期望以曾文正为楷模，通过日记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理想的君子，甚至一个古代的隐士。要成就曾文正的事功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君子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也日渐困难。最重要的是，刘大鹏始终在寻找自身作为一名儒者在儒学衰微时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Harrison尖锐地指出，刘大鹏的学圣贤，更象是以农民的身份把自己幻想成统治阶层的一员或者一名潜在的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他的日记中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被排斥在主流权力圈以外的现实。这里，Harrison 确实指出了清末民初下层文人的两难境况——他们身处主流以外，但又以主流的价值观规范自己；他们理想中的旧秩序正在崩溃，新规则又令他们倍感困惑。

在第二章“儒生”中，Harrison集中剖析了作为儒生的刘大鹏的教育背景——八岁入学，随塾师读《孝经》，《小学》，《论语》，渐此进入《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左传》，《公羊》和《毂梁》等经典。1877年夏天，21岁的刘大鹏中秀才，随后为准备举人考试到太原入读崇秀书院并最终未能获得举人功名。1891年，刘大朋最终离开书院，成为一名富商的家庭教师。这所书院的负责人是一名讲求实学和经世的学者，后来在维新运动中名噪一时的“六君子”之一杨深秀。Harrison 同时指出，刘大鹏并非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1877年的山西大旱，激进改革者杨深秀的影响都把刘大鹏引向了一方面特别注重内心道德追求，一方面也关注地方事物和实学的儒生。日记的记载显示出，这种对道德责任的追求使得刘大鹏对于当家庭教师的职业是完全不情愿，而且以之为耻的。教师对他来说仅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糊口之计，绝不看作终身职业。这一部分叙述还可以提醒感兴趣的读者注意到，传统教师，包括私人家庭教师和乡村塾师这一职业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命运。刘大鹏1894年中举，1895年和1898年两次到北京考进士落第。从后视的角度看，1895年和189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有趣的是，刘大朋所留下的日记中，虽然以自己的眼光批评北京城市生活的奢华，对考试中过度强调书法表示失望和不满，但对于《马关条约》，戊戌维新这样的大事件反应并不明显，虽然日记中也提到著名的“公车上书”，但他本人却并未参与。显然，不论是作为改革者的杨深秀还是那场维新运动，都没有更大地触动刘大朋的心灵世界——这无疑对习惯以改革——革命为主线来理解近代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第三章“孝子”描述刘大朋的家庭生活和以孝为先的典型儒家价值观。第四章“人民的代表”中表现了刘大朋的民族意识，社群意识，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大事件的感受和判断。其对旧秩序的依恋尤其值得注意。Harrison 写道，由于清末新政的经费通过增加税收筹集，民间怨声载道，但此时现代化的呼声日益成为主流，传统的儒教价值观越来越遭到改革者，乃至整个国家的怀疑和抛弃。刘大朋的日记中记述说，虽然新政极为不受欢迎，但时人一旦对新政有所非议，动辄被斥责为保守和反动，轻则丢官，重则被构陷下狱。在这种情况下，刘大朋在内心顽强地捍卫自己认定的观念，并感叹自己完全与时代格格不入。辛亥革命在刘大朋的记载中，并非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而是奸臣袁世凯篡位，藏皇帝于深宫，改国号为民国，因而这场革命在刘大朋的眼中实不过一场违反其价值准则的政权颠覆。在刘大朋的观念中，袁世凯是绝不能做皇帝的，但宣统应当复位，他甚至在日记中宣称自己不是民国人而是大清人。Harrison 并没有对这样的思想进行价值判断，接下来表现出刘大朋民国初年的日记中对于日本的对华侵略野心相当敏锐，刘相信，日本的目标不仅是青岛，更是全中国。

根据Harrison的叙述，刘大鹏对时事的了解，不论是袁世凯复辟还是日本占领青岛，都来源于上海《申报》。但稍有遗憾的是，作者在这里没有就《申报》和印刷媒体在内地乡村基层的传播稍作进一步的探究——刘大朋还有没有其他媒体，如地方报纸，作为信息来源？如果主要依靠《申报》，那么《申报》本身的政治倾向是否左右刘大朋的判断与态度？民国初年《申报》在内地和乡村基层的发行和扩散渠道究竟如何？

总体看来，作者通过对普通人私人日记这一另类原始资料的发掘，重构了一个在激进的时代中的保守者的一生，并表现出“同情的理解”，以其非精英，非激进，地方化，个人化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民间思想史研究的例子，使得晚清的历史图景更加完整。刘大鹏所属的社会阶层必然在时代演进中被边缘化，其道德和政治观念中有不少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对于早已把这些价值观内化的人来说，儒学对他们心灵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延续下来，的确不会在外部框架的轰然倒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一个并不那么显赫，也看似跟不上时代，与急速的社会进步疏离的小人物，其真实的价值和追求可能恰恰是沉淀那个时代底层的一些东西，如同汹涌的波涛下平静的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