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城里的居委会老太太们忙着到各家各户门前贴出警告，民工返乡前夕是小偷小摸的高峰，大家要提高警惕，关好门窗，小心陌生人光临等等。于是，有人就感叹，这春节不但闹得生产停顿，运输紧张，还事故频发，治安混乱，能不能取消算了？甚至，干脆把其他两个“黄金周”也取消算了，变成带薪休假行不行？
如果早些年，我可能会举双手赞同此类建议。今年春节我又是在京过年，算来大概已经有好多年春节没回老家了。外地人在北京过年真像是过黄金周，无非是放松几天，休息几天。春节在我眼中一直就没有多高的地位，觉得不就是走走亲戚，吃吃喝喝吗？这亲戚味越来越淡，钱味越来越重的春节，不过也罢。
但是，现在，我有些犹豫了。
一、过年的意义
在我孩提时的记忆中，大人们是很重视过年的。似乎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过年。尽管是在文革时期，破四旧也没把过年破了。广播里经常讲移风易俗，破除迷信。但是，家里的祭天地、祭祖宗的礼仪却一如既往。过年从腊月廿三祭灶神那天就算正式开始了，廿四、廿五、廿六是杀鸡、杀鹅、大扫除，青石板地面用水冲得干干净净，不留半点尘垢。到廿八凌晨一点刚过，大人们就起来了，用大灶烧好整鸡、整鹅、整块猪肉，上面插上筷子，筷子上盘上肠子，热气腾腾地放到供桌上，周围摆上三茶六酒，点上一对大蜡烛，三跪六拜，祭告天地。一切结束后，父亲就来叫我们起床，用烧肉的高汤煮好年糕，让我们美餐一顿。当然，破四旧、除迷信的影响也是有的。按照风俗，祭告天地只能由家里的男子来完成，妇女都要回避。只有七、八岁的我也算是家里的男子，应该和父亲一起跪拜、祭告，但我很相信广播里的话，觉得应该破除迷信，坚决不肯拜。他们也只好作罢。到除夕晚上，再把祭过天地的鸡鸭鱼肉切开，做成各种菜，分五次祭祀土地爷、列祖列宗和外客太太（我至今还不知是这位外客太太是何方神圣）。轮到我们吃分岁酒时，菜早就凉透了。所以，我印象中，这顿年夜饭总不如平时的某个祭日的菜好吃。后来，有一年用上了火锅，把凉透了的菜放到锅里煮一煮再吃，算是神人同乐了。吃完年夜饭后，各家各户都比赛着放鞭炮，把沉沉的黑夜照得通红透亮，煞是热闹。后来，看《祝福》的鲁四老爷家的过年，觉得就是如此。只不过，那时候的立场站到了祥林嫂一方，对鲁四老爷家的热闹总投以憎恨。每当想着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有多少祥林嫂在辟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倒在路旁，我对过年的热闹多少抱着几份清冷感。长大以后，对过春节的兴趣总也浓不起来。
但是，近年来，社会心态浮躁，物欲横流。仓廪空虚的工人农民固然不太知礼节了，社会治安不断恶化；高官厚禄、腰缠万贯的新旧权贵、老板们怎么样呢？贪污腐败、盗窃国资、侵占扶贫款、抗洪款、拖欠工资、纵容矿难、操纵舆论、制造泡沫，一样的“放辟邪侈无不为也”！而且，没有后者的“放辟邪侈”，就没有社会治安的恶化。现在，似乎人人都想把锅里的肉捞到自己碗里，吃不吃得了都争着捞，根本不管养猪人还一口都没吃着。这样做，产权倒是明晰了，但就不怕养猪人上来把锅和碗都打烂吗？有些人反应很快：我端着碗跑到国外去吃不行吗？这完全是一种末日心态，横竖这大家庭没有人关心了，这日子是不想过下去了。
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肉不捞到自己碗里，难道还让它烂在锅里吗？古往今来，四海九洲，都一样。人性如此，你又何必杞人忧天呢？
我就想起了春节，想起了祭天地祖宗的上一辈人。比如，父亲是不是没有私心？有。但父亲会不会用坑蒙拐骗的方式，用杀熟的方式去赚钱？肯定不会。父亲会不会为了挣得不义之财而出卖良心？肯定不会。如果父亲有权，他会不会想着赚一把就跑，到国外躲起来，虽然不能光宗耀祖，但却可以快乐逍遥？肯定不会。父亲做事情，上对得起天地良心，列祖列宗，中对得起亲戚朋友，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在此前提下，他才会追求个人利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正正当当地挣钱，清清白白地做人。我观察父亲的心态，困难时期没有多少抱怨，日子好过了，高兴但绝没有得意忘形，仍然勤俭持家，从不挥霍浪费，而且愿意接济亲朋好友。父亲是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是。是不是读过多少书？没有。父亲虽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是，基本上做到了。
是什么塑造了父亲的品格？当父亲跪拜天地时，他会不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当父亲祭祀列祖列宗时，他会不会懂得自己只是家族传承长河中的一段，会不会产生对子孙负责的真切想象？当他敬畏天地，尊敬祖宗，爱护子孙时，他就有足够的心胸去应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会有足够的仁爱去关心亲戚朋友，关心邻居，甚至陌生人。
我了解父亲。尽管父亲长在红旗下，但对新社会教育的印象不深，缺乏广大的阶级感情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也不能到像雷锋那样公而忘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社会的人都像他那样能够对天地、对祖先有敬畏之情，对家庭负责，心态平和，脚踏实地，在社会道德和舆论允许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那么，今天社会绝不会糜烂、浮躁和自私到如此地步。
由此，我进一步想到了家乡的舅舅、舅妈、伯伯、伯母，想到了从小熟悉的那么多亲戚、邻居。他们也许文化不高，也许没有思考过人生的意义，也许讲不出多少仁义道德的大道理。但是，他们大都勤劳、善良，不浮躁，他们的个人利益是有道义界线的。
我印象中，在家乡，无论贫富，家家户户都祭天地、祭祖先。也许，绍兴乡下的祭祀风俗之浓厚在全国是领先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怎样，更不知道祭祀风俗之浓淡与道德品质高下的统计相关数据。但是，就我从小至今对周围亲戚朋友的观察来看，与其说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学校课堂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如说是逢年过节的祭祀活动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简单说，世界观：天地有灵，养育万物，人应该感谢天地；价值观：和为贵，忍为上，亲帮亲，邻帮邻，勤劳致富；人生观，祖先有恩，泽及后代，父母有恩，孝敬为本，上谢祖先父母之恩，下育子孙后代，即所谓“光前裕后”，人生才圆满，到晚年才可以颐养天年。
这个推论首先是令我自己吃惊。在我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祭祀的意义完全被党的教育冲销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既不相信天地有灵，也不相信鬼神有灵，历来对祭祀活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你们祭祀是你们信，反正我不信，也不拜，但祭祀完了的菜却是要吃的。父母两大家族都有许多祖先要祭祀，所以，我隔三差五地可以吃到忌日酒。正因为采取了这种态度，所以，也就忽视了对祭祀的社会意义。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道德水平的高下是和社会变迁、政策调整、宣传教育密切相关的，和祭祀的关系不大。然而，随着社会观察和思考的深入，我逐渐发现，社会制度、政策、宣传不断变化，社会风气也不断变化，祭祀活动所形成的深层次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却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鼓励人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流氓和妓女的行为方式领导了时代潮流，贪污腐败者能够官运亨通。按说，这时候人们应该突破所有的道德底线，追逐自身利益才是。但是，我注意到，只有那些不择手段的利己精英才能系统地、自觉地突破所有道德底线。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要经过反复的思想解放，才能有所堕落，有所腐败。尽管如此，还是心有不安。这才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可以承认，在前三十年，政府不提倡的祭祀活动为较高的道德水准奠了基。在后二十多年，政府同样不提倡的祭祀活动又为社会的道德沦丧提供了一个缓冲区。
更进一步，祭祀活动只是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出生、启蒙、结婚、生子直到丧葬，人生的每一步都被注入了意义，都与天地、父母、亲戚、朋友相关联。个人只是社会和自然大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必须在与社会与自然的互动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可以预料，只有在这种意义网络中的人才能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如果没有这种意义网络，那么无论仓廪多么充实，都不能知礼节、知荣辱。
二、新祭祀体系
遗憾的是，主流社会似乎压根就不懂春节的意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共产党还有资格不懂春节。虽然祭祀活动被当作封建迷信打压，在社会价值体系形成中的意义被低估，但是，社会道德风尚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这固然是因为党的干部队伍普遍廉洁奉公，也是因为新社会有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人生意义解释体系。
这套新的价值体系实际上也有其祭祀对象，那就是几百万烈士。天地祖先的祭祀体系是通过一系列仪式，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起作用的。而烈士的祭祀体系则要强烈有效得多。烈士的事迹感人至深，无处不在。连环画、小说、电影、广播都在讲烈士的故事。烈士的信仰崇高伟大又简洁明了，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在日常生活中，烈士的行为又可亲可近可仿可学，无非是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客观上，这套新体系可以使青少年心胸开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能吃苦耐劳，能锻炼意志，也能增长才干。我就是被这套新的集体的祭祀体系俘虏，而排斥旧的家族化的祭祀体系。对于孩子来说，天地显得遥远，祖先又显得陌生，旧祭祀体系的内在意义无人解读，更无从理解—我到现在才理解。所以，一下子就被新的祭祀体系吸引住了，这一吸引看来就是一辈子。
然而，这套新的祭祀体系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它自己绝不承认这是祭祀体系。共产党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灵，也不相信鬼魂，凡是过去了的东西就过去了，不会再纠缠活着的人。纪念碑只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一种纪念，想纪念就纪念了，不想纪念就不纪念了，主动权在活人手里。这样做，活人固然有了最大限度的主动权和解释权，但却从根本上斩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敬畏，可以“肆无忌惮”了。活着的烈士战友在享受特权或享受腐败的时候，完全可以解释说：“打仗为什么啊？为了后代人的享受。我替烈士享受了！”他也可以纪念烈士，但是用这种纪念法。
与此弱点相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些烈士的作用顶多不过是社会进步的助产婆，有烈士也罢，无烈士也罢，就像有助产婆也罢，无助产婆也罢，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孩子总是要出生的。也就是说，新社会和烈士的关系可有可无。
第二大弱点是，这套新祭祀体系和现实生活相脱离，缺乏相应地补充解释。按新的祭祀体系的要求，党的干部就应该实行供给制，而不是等级薪水制。供给原则应该是按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分配。这样，才符合烈士精神。但是，烈士的战友们一旦回到日常生活，也有攀比心，也有名利心。如果不实行等级薪水制，这些活着的战友们会很不高兴，甚至可能会消极怠工。毛泽东并不情愿实行这种薪水制，直到1974年他还认为，这是和旧社会差不多的制度，即剥削制度。但是，迫于现实压力，还是推行了薪水制。人民群众会怎么看？人民群众可以接受这种薪水制，只要他们别拿了钱不干事、甚至干坏事。但是，从新祭祀体系的角度看，必须系统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解释，我们的干部头脑中的新思想还不够，薪水制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态的分配制度，是向旧思想的一种妥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供给制。既然如此，党的干部就不配享有烈士的从祀权，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由神圣性带来的专断权，相应地，人民群众应该有权力随时注意批评监督党的干部。这样，退一步说，可以不让他们的旧思想泛滥成灾，直至彻底背叛烈士；进一步说，有可能促成他们的新思想尽快成长，使供给制的条件早日成熟。
这两大弱点相结合，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新祭祀体系塑造了烈士和党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是缺乏神圣性的党的各级领导可以拥有神圣性和对神圣性的解释权。显然，这种权力是一种专断权。于是，到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谁反对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谁就是反对党。这样，就使得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个可以借神圣性而膨胀自己的私欲，使群众感到压抑甚至窒息。
这套祭祀体系还有第三大弱点，它斩断了人的天然联系，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理想化的联系，它把一切人际关系全都简化成两个字：同志。这就不能包容日常生活中人伦关系的复杂性，不能客观地承认并利用“由孝而忠”的成长逻辑。同志之爱从何而来？牺牲精神从何而来？阶级仇、民族恨只是客观因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即“由孝而忠”—的朴素道德感情，是主观因素。没有这种主观因素，同样的阶级仇、民族恨，可能只会产生汉奸、卖办、走狗。这个弱点的问题在前三十年并不严重。改革开放以后，同志感情逐渐瓦解，日常人伦关系中的道德感亦随之消失，问题就突显出来了。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烈士的解释可有可无，把纪念烈士的主动权交给了后来的活人，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共产党领导层中，还有一类人，“被烈士的英魂纠缠”，念念不忘。这一类人就以毛泽东为代表。毛泽东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几百万烈士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这哪里是历史必然规律的作用？分明是反抗和战斗精神发挥到极致，是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所以，消灭剥削压迫，推翻三座大山，这是激动烈士们出生入死的大追求，他们一牺牲，这种追求就不再简单是共产党的理论诉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灵魂。共产党就再也没有权力改写自己的章程了。今后如果再修改党章，与时俱进，承认剥削压迫，烈士们不答应，共产党就失去了合法性。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通过历次运动感受到，党的队伍的精神性在消退，物质性在增长，逐渐成为新的压迫阶级。他心有不甘：“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89-1390页）正是这种烈士情怀，人民情怀，促成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去世后，烈士之魂无体可附。烈士纪念碑还在，烈士陵园还在，电影、小说还有，但烈士之魂已经游走天外了，普通群众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人们感受到的是，在反剥削的烈士的羊头下，已经卖的是新剥削者的狗肉。甚至更进一步，烈士被当成傻瓜嘲讽。掌握新祭祀大权的宣传部门对各种以小人心度烈士腹的言论置若罔闻，甚至还推波助澜。作为烈士精神杰出体现者的毛泽东，则成了各种谣言的集中攻击对象。一下子，这个新祭祀体系被它自身的背叛者摧毁了。
三、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祭祀体系？
有人可能会认为，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祭祀体系呢？推翻一切祭祀体系，脱魅化，去魅化，人就自由了，解放了，人与人之间就彻底平等了，多好啊！
祭祀体系实际上就是信仰体系。过去，我不但局限于自身的经历，也自信地误以为自己的信仰是由事实和逻辑推演出来的，是理论思考的产物。现在，认真反省自己的成长过程才发现，事实和逻辑推演只是使我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辨别信仰、疏理信仰、增进信仰，而并不能赋予我信仰。信仰是由牺牲产生的。牺牲行为是人超越自身利益的最高境界和证明。一旦牺牲，牺牲者就证实了自己的真诚无私，证实了自己的神性，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牺牲者的肉身消失了，但他的追求、他的灵魂却因此可以获得永生，可以像火炬一样代代往下传递。对于一般程度的信仰者来说，信仰至少意味着诚实、朴素、谦虚、忍让。对于最高程度的信仰者说，信仰意味着牺牲。因而，接受信仰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祭祀过程，祭祀牺牲者，认同牺牲者，而把自己奉献到祭坛上，与祭祀对象融为一体。
祭祀是信仰之根。由于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塑造着未来的历史，所以信仰是未来之源。祭祀也成为未来之源。通过各类祭祀体系，当下的生活与过去和未来建立了联系，个人的生活与社会整体建立了联系，生活才能够不浮躁，物欲才能够被抑制，和谐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建立。我们所熟悉的，除了天地祖先祭祀和烈士祭祀外，还有基督教祭祀。基督教所以成为一个信仰体系，不就是牺牲了一个耶稣吗？基督教的圣经、教堂、节日不是构成一个庞大的祭祀体系吗？教皇可以腐朽、神父可以糜烂，但是，耶稣不会腐朽，不会糜烂，《圣经》不会与时俱进，信众就可以以耶稣之名推翻教皇，打倒神父，或者干脆“因信称义”，废除金字塔式的教会组织体系。教皇也许倾向于和剥削压迫的世俗政权勾结，为世俗政权辩护，但神父可以撇开教皇，以耶稣之名创立“解放神学”，站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当然，祭祀并不是万能的。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主要在反复的祭祀仪式的熏陶中接受信仰的，其程度也很不一致。对于少数理论思考能力较强的人来说，有可能摆脱反复的祭祀仪式，而直接吸收牺牲者的思想或灵魂，甚至进一步清晰地阐述牺牲者的思想，使更多的人能够更快地理解和接受信仰。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
这首先是13亿人在同一片国土上相处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政界、思想界、文艺界都涌动着一股冲决一切束缚的思想解放浪潮，其核心则是人的私欲、私心的解放浪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关人道主义的辩论，还是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崛起，或者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都强烈地冲击着此前的烈士精神教育。“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被广为传诵。躲避崇高，告别革命，成为时代潮流。在许多思想界人士看来，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而此前的三十年则相当于是“黑暗的中世纪”。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为个性自由、解放甚至性解放而消失。在政治权力仍然高度集中的前提下，“自私自决权”的运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结果，是形成了“靠权吃权”、以权谋私的局面，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一次性剥削重新成为社会现实。内部腐败，对外妥协，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盘散沙，重新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前景，重新请回了三座大山。共产党的先烈们在地下都睡不着了！
到此时，一直迷信市场和制度可以协调相互冲突的私利的精英们也都慌了神。他们发现，光有市场经济不够，还要有民主选举、多党竞选的政治制度；光有政治制度不够，还要有基督教的信仰体系来约束政治人物的行为。他们开始加入基督教！但是，晚了，改革之初他们不但摧毁了烈士信仰体系，也同时摧毁了一切信仰体系。现在，人们只信钱！一旦打开束缚着私欲的瓶子，私欲就会从一缕青烟化作“口像山洞，鼻像烟囱”的巨大魔鬼，将社会撕裂，将人心撕裂，将大自然撕裂！要让这位魔鬼再度回到瓶子里，历史就又得经历一个轮回。
其次，信仰还是个人成长的需要。
信仰产生敬畏。信仰天地，对天地产生敬畏；信仰烈士，对烈士产生敬畏；信仰上帝，对上帝产生敬畏；信仰祖先，对祖先产生敬畏；信仰科学，对科学产生敬畏。
敬畏是学习的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对天地自然有敬畏之心，就会产生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浓厚兴趣，在江河湖海中与鱼虾戏耍，在大山森林中逐猎野兽，师法自然，成为一生创造性思维的丰富源泉；对烈士有敬畏之心，就会对烈士的人格、追求产生深层的认同，心胸自然就开阔，祖国和人民就会在心中生根；对上帝有敬畏之心，就容易遵守道德戒律，容易产生为他人牺牲的想法；敬畏祖先，就容易孝敬父母，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容易产生对下一代的责任感。对科学畏敬，学习数理化时就会变得主动、活跃，不须督促，成绩自然就好。
就像信仰一样，敬畏是从长辈身上传递下去的。如果不是唯物主义教育的影响，我想，当我平日尊敬的父亲跪在地上，五体投地崇拜天地之神时，我也会对天地之神产生敬畏。你所尊敬者尊敬的东西，一定会使你同样起敬。遗憾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所至，个人理性被夸张到极点，怀疑一切成为主流，敬畏荡然无存。实际上，人类千百年中实践和思考所积累起来的理性要远高于个人理性，值得我们敬畏。离开了这种间接经验，个人理性可能比一只猴子的理性高不了多少。怀疑一切的结果，不但上帝死了，祖先也死了，天地也死了（没有灵性了），烈士也死了。我们今天如果说有敬畏，只敬畏一种东西，那就是科学。而这本身是怀疑一切的产物。其实，严格按照怀疑一切的态度，科学也需要怀疑。科学解决不了战争，科学解决不了剥削压迫，科学解决不了失业，科学解决不了无限膨胀的物欲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冲突，科学解决不了成长的烦恼，科学解决不了我们面对无数选择的困惑，科学不能把我们变得像吃饱了的猪那样快乐，科学解决不了我们空虚和无意义感。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与父母相处，与老师相处，与邻居相处，与同事相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谦虚谨慎、深沉执着、临危不惧、意志坚强。科学解决不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数困扰。科学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极为有限的工具。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人们的唯一敬畏对象，这不是现代人变得深刻了，而是变得肤浅了，变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敬畏是一种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语言文字要继承，数理化知识要继承，技术体系要继承，信仰也需要继承，智慧、勇气、意志、道义也需要继承。谦虚地学习、继承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可靠知识、智慧，学习千百年历史上突显出来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迹和品格，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身体力行，自然会发现以往的不足，而创新也就在其中了！相反，天天喊着创新，不注重学习和继承，就是想以个人理性之浅薄与人类理性之深刻相抗衡，何其不自量力，何其浮躁，何其荒唐可笑！失去了敬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砍倒大树、繁衍蔓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要想在这种社会中去除浮躁，岂不是缘木求鱼吗？一个浮躁的人，学什么能够有恒心呢？没有恒心，学什么能够有成呢？一个浮躁的社会，怎么能够不险象环生呢？
信仰产生道德。纵观世界各国，祭祀和信仰的对象主要是神、人格神、和能够为他人牺牲的人（因而具有神性）。即使祖先崇拜，也是崇拜祖先的神性。对于儿女来说，父母就是自己的造物主，就是上帝，就是太阳。每一个人都既有兽性、又有神性。兽性是与生俱来的，神性是经过社会化教育而来的。普通的动物只有兽性，教育不出神性来。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道德意味着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能够换位思考，关心他人，体现的是人的神性面。对神性的崇拜和信仰，可以使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世界联系起来，使有限的个体利益与无限的群体利益联系起来，从而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怀。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也许可以放弃个人的细小利益，或为他人效举手之劳，但不可能放弃自身的重大利益，更不可能为社会牺牲。
我倡导道德市场经济，希望道德能够作为独立变量加入经济生活。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中，我用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和事实，推演出道德加入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并进而希望由此产生一批理想主义者。现在看来，这希望乃是一种幼稚。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推理逻辑再严密，也只能产生一时的道德激情，出了课堂，就会烟消云散。这种幼稚，说到底，是我头脑中残存的理性主义思维的幼稚，是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思潮的狂妄自大。当今世界，所有在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思维模式下举办的各类学校，其道德教育都极其苍白无力。任凭社会千呼万唤，任凭学校费尽心机，就是培养不出有道德的人才来。这些缺德之人可以接受制度的约束，但在制度约束不到的地方，则会产生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人们熟知59岁现象，不太清楚29岁现象。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7年以后，对企业或单位的情况熟悉了，朋友团伙结成了，可能也掌握一定权力了，钻制度空子的条件成熟了。另一方面，结婚生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以权换钱的动机空前强烈。两相结合，就产生29岁现象。贪污腐败，勾结斗角，夫妻打架，子女遭殃，个人内心浮躁、焦虑，自杀现象频频出现，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是道德教育失败的结果。仔细体会一下“肆无忌惮”吧！那些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人，一定会肆无忌惮！
信仰有助于增强勇气、坚定意志。勇气和意志起源于体力劳动，但能成为在人生或历史的关键时刻的支撑力量，则还有赖于信仰。用流行的术语说，信仰可以理解为人生规划。如果一个人当下的行动可以和人生规划联系起来，那么支撑行动的不仅是眼前的损益，而是一生的规划，甚至是与人类社会共同体相联系的宏大事业。以一生之力突破一时之困难，以共同体的支撑突破个人的犹豫和畏缩，勇气和意志必将百倍地增长。
综上所述，一个人成长、工作和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务都需要靠信仰来解决，而不是靠个人理性对一时一事的得失损益比较来解决。学校教育可以告诉人数理化，但是，却会使人自由地、自信地迷失在人生的汪洋大海般的选择和计算中。最后，“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极大地降低了生命质量！
四、汇聚人类之善，沟通不同的信仰体系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那我们已经陷入了理性主义的选择泥沼中，怎么办呢？难道我得去重新祭祖？或者我得去拜佛？或者我应该加入基督教？或者我应该去烈士墓前倾听烈士的心声？还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之间相互拆台，就象烈士拆了祖先的台，耶稣拆了烈士的台，默罕默德拆了耶稣的台，佛教四大皆空，见台就拆。
对此，我想，倒是一有句大白话值得回味：“宗教都是劝人向善。”我们能不能设想万教归一，将中国自尧、舜、禹起百代的仁人志士，直至现代的烈士，印度的释迦牟尼，伊斯兰世界的默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都当作向善的典范来崇拜？其实，宗教的典籍无数，精思妙语无数，但最吸引普通公众的，还是一些以身示法的事迹，是他们一心为解救社会甚至人类的追求。后世无数信徒崇信先贤圣哲，但大多数停留在心向神往，很少有人能够身体力行。抓住一个善字，身体之，力行之，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们都会点头赞许。如此，人类的神性就可以逐渐上升，直至主导兽性。如此，人类社会就能逐渐告别“史前史”，从肉弱强食的动物世界走向人类社会。
但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会认为，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在财产私有的前提下，善无非是施舍点小恩小惠而已，巩固统治秩序而已。千百年来，有哪一种宗教真正使社会去恶归善了吗？思想一旦离开物质，就会笑话百出。
我过去也一直这样认为，直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烈士之牺牲换来的，是数百万共产党员在一个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忍饥挨饿、顽强奋斗争来的，是愚公移山的结果，是精卫填海的结果，是组织化的善与组织化的恶长期较量的结果，也是双方领导集体智慧和意志较量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1927年以后的中国应该走陈独秀指出的路，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无产阶级有待壮大，等着二次革命吧。
这里的要害差别的于，以往各类信仰所崇尚的善大多是纯善，不含恶的善。“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爱惜蝼蚁纱罩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等。但是，不含恶的善是很难做到的。人活着就要吃饭，要呼吸，要消耗资源，要消灭一些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在追求纯善者看来，这些就是恶。更不要说领导一个企业或国家，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物质欲望，因而包含着恶。所以，追求纯善的结果，最多只是追求了个体之善，局部之善，对改变社会之大恶无所助益。而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社会之大善时，利用了恶、包容了恶，比如，利用了阶级斗争，利用了阶级仇恨，利用了分田分地，从而利用了恶，包容了恶。虽然这些恶的成份后来造成了新社会的蜕变，但不能否认，当恶被善所主导、所利用时，不但可以成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也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五、以善为主导，以恶为基础
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固然造成了社会和人心的大分裂，但是，的确造就了科学和技术的昌明。如果把进步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话，恶的确推动了进步。无限膨胀的欲望和两极分化提供了技术进步的需求，追逐利润的欲望提供了技术进步的供给。在政府有形之手的多重有效调节下，市场的无形之手，即自利，即恶，的确可以推动商品丰富，技术进步，产生好的社会后果。
因此，认识到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话语的负面后果，正如认真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后果一样，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和市场经济，而是希望把它们放到适当的社会和历史位置上，发挥它们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其实，善是一种稀缺资源，把善放到保护蝼蚁上，是配置不当了。如果把善配置到利用恶、调节恶、引导恶的位置上，那么完全可能出现文化和制度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的健康社会，甚至可以进一步通向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内心和谐的和谐社会。
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话语造成了西方历史的断裂，也造成了东方历史的断裂。当这种话语体系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时，就出现了20世纪两种类型的极端的社会实践，自由主义的极端，或专制主义的极端。可是，至今，东西方的主流社会还停留在这种制造极端实践的话语体系中，却以现代性自居，以文明社会自居，岂不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