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理由纪念着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是“一场革命，多种解读”。辛亥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只是解决了一部分，这也是当下讨论辛亥革命的意义所在。
2011年10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其中谈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应该说，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大体说也是有现实依据和历史依据的。孙中山先生希望实现“民族、民权、民生”：民族独立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她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列强的统治，废除了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说民权，我们今天满大街都写着“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也有人民大会堂这样一个地方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说民权也部分实现了；第三就是关于民生问题，无论今天中国还存在多少问题，但是确实没有旧社会那种饿殍遍野、疾病灾祸横行的现象，因此说民生问题基本解决了。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的话，确实也会感到欣慰。中国共产党作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者、继承者，甚至曾经还要超越三民主义，追求共产主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辛亥革命：动乱纷争的开始还是历史的新纪元？
当然，也有跟官方的观点不太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像《环球时报》的一篇题为“纪念辛亥百年，告别革命情结”的社评，文章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历经战争，死人无数，当时的中国‘主义’林立，不同的利益及道路激烈竞争。中国能被日本那样轻易地蹂躏十几年，一半以上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这种‘乱’送给了日本不可思议的机会。或许可以说，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休克疗法’，今天的中国人享受了它的成果，但有几代中国人为此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
《环球时报》确实是说出了一个许许多多人不敢说的历史事实。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推翻了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问题是，推翻了千年皇权专制制度之后，带来的是什么？是不是直接带来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首先带来的确实是军阀割据，甚至是引来了外敌入侵，日本人正好趁虚而入。所以，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如果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这场革命就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因为不管原来的政权多么腐朽，多么黑暗，但至少是一个统一的政权，专制治下也有着和平。革命后却变成了一个动荡纷争、四分五裂的社会。至于说，这个社会在后来的1949年又重新统一了，这是中国的幸运。要是不统一，继续打下去，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开启了一个战争和混乱的时代。
辛亥百年，改良和革命的历史争论
所以，一旦康有为介入争论的话，这个话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康有为如果说，我当年预见革命将开启百年的血光之灾，没说错啊！即使不到百年，38年对于中国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呀！如果当初的晚清政府能改良，能够像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它也能成功，那中国没准会更早实现现代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就有争议了。这个争议的一方出来了，它就是改良派。
所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确实是出现了一种“革命神话”，就是革命一定是好的，改良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到了2011年的时候，这种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话题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又隐然出现。这篇社评的结尾提出：“我们能否用今天的和平把祖国带向真正的民主和繁荣，而不是在今后的某一天轻率制造一场新革命，把中国历史赶进革命的循环中不可自拔，这就要看我们当代人智慧和悟性了”。可见，社评是在担心中国重新出现革命，是在主张改良。
当然，《环球时报》的这种论调可能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所提出的“告别革命”理论。李泽厚是在反思过去的革命；但是《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它是在防止未来的革命，是在警告我们在未来不要轻启一场新的革命。所以《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比李泽厚的更有时代感。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的“革命”逐渐已经蔓延到欧洲、亚洲，而不仅是美国的各大城市，那么中国今天是不是也正在酝酿着一场“华尔街革命”？中国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也存在“1%对99%”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固化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掌握政策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执行权。因此中国社会可能也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但真要来一次新革命吗？许多人，即使是属于99%的被损害者，也会有些犹豫。
但是，的确有一些人，既有左派也有右派，非常希望出现一场新革命。右派认为，中国还需要一场辛亥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封建专制大一统，所以，辛亥革命不彻底，还要再来一场辛亥革命，来开启、引进西方式的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论调在《新京报》的一篇题为“从辛亥百年的历史节点继续出发”的社论中就得到了非常隐秘的体现：“孙中山先生及中国第一代现代化先驱们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想，即使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待完成……”
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古代的政治文明，不是一个现代的政治文明。尤其是“89风波”后流亡海外的那些人，他们认为中国今天还是需要一场孙中山式的辛亥革命，而自己流亡海外跟当年孙中山被满清政府赶出国门流亡海外是一样的道理。当初，满清政府认为孙中山是乱臣贼子，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的。今天的这个党也是认为海外的民运势力是乱臣贼子，也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的。既然孙中山后来被视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发动者，那么为什么百年后的海外民运分子不能重享孙中山的光荣呢？他们的内心可能会以“孙中山未竟事业的继承人”自许。
还原到历史当中，我认为有一个比喻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就是民运分子说今天的中国政府就是当年的晚清，也是如何如何。但是我看今天的共产党跟当年的晚清相比还是有很多的可取之处。比如说，满清晚期是四百万满族人统治四万万汉族人，当时民族的界限是非常森严的。这种民族界限的森严使得那些汉族的掌握重权的人也对满清政府极为不满，他们同样感受到来自满族贵族的那些排斥。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满族的统治圈是非常的狭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个森严的民族界限，少数民族的人也可以当干部，这样共产党跟全国人民的融合程度是当年的满清政府远远不能比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今天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要高得多；第二，共产党领导下的今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确实也是赶上来了。你尽管可以说她是“肥大”，是“大而不强”，但是在经济总量上能够赶上来也是满清晚期所望尘莫及的。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客观上就高于周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独占鳌头，这也使共产党政权上的合理性高于满清晚期。第三，孙中山讲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条，正如胡锦涛所言，今天的中国一定程度上确实实现了。当然，如严格追究下去，那确实都有问题。但是，若是跟百年前相比，都有进步、都有进展。因此，当今政权的合理性实际上是高于满清晚期的。这一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低估了的。
当然，我这样讲就会被称作是“改良派”。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能改良还是优先选择改良，改良不了社会它自然会要革命。这个时候你不见得呼吁，革命也就来了。孙中山先生当然不会认同我的说法，因为他会说“辛亥革命当初是我们鼓与呼，呼出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孙中山的“鼓与呼”，可能满清政府本身也到了该革命的时候了。中国历代的王朝，没有千年王朝。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即使没有外部的思想资源，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的资源，俄国革命的资源，所有这些思想资源都没有，中国还不是发生一次次的革命吗？社会秩序的颠覆和更替，这个叫革命。因此说，满清晚期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神话、一个民谣或者一个寓言就可以把它推翻的地步。只要再来一个类似于鱼肚里面取出一个竹简来，说“中山王”，那他可能就当王了。所以，我们有可能夸张了满清晚期革命思潮宣传的作用，忽视了这个政权本身自己堕落、自己腐败而造成的问题。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革命”究竟要如何定义。如果说革命是指社会秩序的颠覆，这个颠覆不以你革命者的愿望为转移。因为一个社会秩序有巨大的惯性，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中有无数不合理的现象，但是这个社会的惯性还在继续。社会秩序颠覆的革命，实际上比较接近于传统中国对于革命的定义。它指的是一个政权气数已尽，必然要被别人替代而爆发的革命。西方式的定义说，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革命。按照这个定义，革命是天天都可以发生的，这等价于“造反有理”。即使是西方型的革命，你真去实践的时候，依然会遇到来自社会惯性的巨大力量。孙中山先生多次在海外组织资金到中国境内来组织革命、暴动、起义，但是都被镇压了。1911年4月，孙中山先生组织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起义，就是广州黄花岗起义，但这次起义仍然以72烈士牺牲告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满清政府已经是奄奄一息，但是要镇压你一场无论是72人的还是几百人的起义，它还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还有能力。至于说，为什么后来在武昌爆发了革命，那确实要感谢孙中山他们这些人，感谢革命党人的努力。满清晚期实行了新的军制，武昌是一支新军，这支新军当中渗透了孙中山先生他们这些革命派的主张和思想，甚至包括中高层都被渗透，这样革命才能成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功劳记在孙中山头上也确实有道理。
历史真相：一场没有预料到的偶然革命
问题在于：尽管新军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革命思想并没有使他们形成一个革命组织。当时中国的革命思想是像种子一样飘散在全国各地的，彼此之间并没有有组织的联系。一旦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马上出现一个问题：怎么办？没主张，只好把当时满清政府在湖北的督军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说“那还是你给我们当领导吧”。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些革命派其实还没想好呢，革命就发生了。
这场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也不简单是因为武昌起义。假如说袁世凯继续忠诚于清廷，会怎么样？那很有可能他会镇压掉武昌起义，满清政府也可能继续苟延残喘。因为类似的故事，在1851年太平天国时期已经演出过一次。洪秀全他们一支农民起义军，席卷长江以南，占领了南京城，满清朝野惊慌失措。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出来了一个曾国藩，他是汉族人，组织了一支湘军，最后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了。如果说曾国藩以得胜之军趁势北上，逼清廷让位，至少是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驱除鞑虏”。他当时其实是有这个力量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巩固满清政府的秩序去了，所以这样满清政府才活下来。按照这个逻辑演绎下来，袁世凯他也可以继续效忠于满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那么这场革命的结果也就两说了。
这里，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一个问题：孙中山为什么让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因为孙中山这个大总统，一没有钱，二又没有枪，没有力量。袁世凯看到了革命派的虚弱，逼孙中山让位，又借革命话语的大势逼迫清帝退位。因此，辛亥革命实际上还真是一场稀里糊涂、潮流性的革命。鲁迅先生其实对这个革命很不满意，他说这个哪叫什么革命呀，这整个是“咸与维新”，最后是乌龟王八都参加这场革命了。所以说，满清政府倒了，但社会结构没有根本的触动。结果，以国民党为主体政党的国会没有建立起来。袁世凯意识到了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干脆把国会解散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称帝，而只要他一称帝，其实就意味着辛亥革命所说的“推翻了千年封建专制大一统的制度”这个任务就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并未使中华民族真正独立
满清政府肯定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表。当时慈禧有一个方针就是“以夷制夷”：用英国人来制衡美国人，美国人制衡日本人，日本人制衡英国人，以夷制夷。难听了说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但问题是，你把满清政府推倒了之后，袁世凯干什么呢？袁世凯跟日本人借钱去了。孙中山干什么去了？孙中山一样地要跟日本人、跟美国人、跟德国人借钱。这样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起来的一个新局面还是一个帝国主义支配的局面。
所以，第一位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有完整的主权。这时候出来了筹安会。筹安会的人要支持袁世凯称帝，什么逻辑？袁世凯自己要当皇帝，那是正常的，他其实是想一人掌控天下，然后，子子孙孙地，皇帝就当下去了。而杨度这些人又为什么要支持袁世凯称帝？
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逻辑、政治哲学在起作用。杨度他们大概这样想，中国人多，人多嘴杂，容易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力，容易被外人操纵。因此，中国要摆脱外人控制，就需要帝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总之，必须要有一个皇帝，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得有人拍板能定案。杨度不见得是出于个人私利，盘算着把袁世凯捧上去以后，自己也能跟着做“帝师”。杨度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恐怕真的是出于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它必须有一个统一集中的权力中心。假如说中国有多个权力中心，会怎么样？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中国分布在全国各地有多个权力中心，比如云南独立，江西独立，山东独立，山西独立，东北独立，内蒙独立，总之是这样，多个权力中心，这个行不行？杨度说这不行。那么中央政权里面有多个权力中心，这个行不行？中央政权里面有多个权力中心，三权分立，按照杨度的逻辑大概也是不行。西方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大概会认可杨度。霍布斯说：一旦有两个权力中心，两个权力中心就处于交战状态，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一个权力中心拉一批人，另一个权力中心拉另一批人，这个国家政权就处于分裂动荡的状态。所以，权力中心只能有一个。而一个权力中心呢，具体说又要落实到一个人，因为如果说两个人组成一个权力中心，这两个人意见发生分歧怎么办？两个人意见发生分歧，其实就像后来，毛主席和刘少奇意见发生分歧，怎么办？后来邓小平跟赵紫阳意见发生分歧，怎么办？那可能社会就会分裂，会动荡。所以说，这个逻辑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的证明，还真是也有他的道理。但这个道理就叫做反革命的道理！我们传统的观点认为，反革命就是不好；但是你要仔细退一步说的话，它在主观动机上也有可取之处。
民运分子在用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共产党
当然，像杨度这样的人，就会被一些人看作是封建余孽。这正如海外民运分子看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封建势力，杨度这个封建余孽就投奔了共产党这个封建势力去了。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按照所谓宪政民主的逻辑，必须有一个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的制度，必须有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高于一切机构的。因此他们会质问：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多党竞选吗？有三权分立吗？既然没有，宪法也就是假的！
这里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权力的分权和权力的分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分权”就是权力是我的，但是我把权力授权给你，比如说，授权给宰相，授权给尚书，授权给六部衙门，这个叫做授权，这个权力是没有分割的，它只是授权而已。如果说有三个权力机构，每个权力机构相互不能任命，也不能相互罢免，比如说美国总统不能任命参众两院的议员，参众两院的议员不能任命总统，总统也不能任命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也不能任命总统，这才叫三权分立。照此逻辑，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权力中心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帝制。也就是说接受了宪政思想的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949年以后的制度就叫帝制。李慎之去世之前，那个《风雨仓皇五十年》就是这个调子，就是认为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个封建帝制、封建专制的国家，因此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个基调在许多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帝制”与“为人民服务”
因为今天的中国，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拥护，什么都可以去赞美，但是唯独帝制，提都不能提。什么都可以批，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不能批。一旦讲帝制还有部分合理性的话，人家马上会说你这是反现代性，反民主，反共和，反人民，一堆的帽子都会扣上来。但是我觉得，假如右派认为毛泽东就是新中国的皇帝，左派里也有人说毛泽东是“千古一帝”，假设非要这么看问题的话，那在我看来“帝制”这两个字也得重新思考。你非说不好，那我还就觉得好呢。既然解放思想嘛，那咱们就干脆解放到底！
今天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人提倡儒家思想，有人主张复兴东方文化，有人主张要和谐社会，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理念、文化，假如说不跟帝制联系在一起，其实就是空的。这就相当于说，假如我们提倡自由、民主、平等，假如我们提倡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我们制度不三权分立、不多党竞选，其实他们依然认为你这个自由、民主、平等是空的。其实，严格按照右派的逻辑，“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就不该写，高调理想主义就通向专制。“为人民服务”不民主，我不要你为我服务，我自己服务行不行？自己服务就叫民主，为人民服务就叫专制；我要你来服务，我的权力就会被你掌握。所以右派的逻辑，破破破，破到底它一定要破到“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不把“为人民服务”破掉，他就认为你帝制阴云不散。所以，讲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有意思，不把话赶到极处去，不把逻辑贯穿通了，实际上我们今天社会的无数问题就得不到解释！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帝制。前一段时间，我跟白益民讨论过他的《三井帝国在行动》，我们发现在三井帝国还真是一个商业帝国，从逻辑上讲就有一个商业帝制。据白益民的说法，三井最高层统治庞大的商业帝国，使用的就是中国的《帝王术》、《贞观政要》。由此可见，即使不从道义性上去肯定，而仅从功能上去考量，帝制可能也是很有力量的。如果从道义性上去说，大概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曾经论述过什么叫“帝”：帝是“德配天地者称帝”，他的道德上配天、下配地。德配天地的意思其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你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这个就叫德配天地，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帝。按照司马迁的这种定义法，实际上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能称帝，你问他“你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估计秦始皇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不是，后来的赵匡胤、朱元璋都不是。既然都不是，都只是为小集团服务，为一家一姓一个集团服务，那就不能称帝。既然不能称帝，在中国古代社会应该称什么？那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称霸。你是霸主，这个我们都承认；但你如果用“帝”，那就属于僭越了，僭称帝号，就是你其实没达到这个地步！
毛主席曾经写过一首诗，大概是说“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主席也不相信皇帝呀！他不相信，他认为所谓“三皇五帝”的故事，什么神农氏、燧人氏、伏羲氏……有没有这些人哪？这些人恐怕都不存在，没准是历史上查无实据，没有史料，只是传说，因此可能是“骗了无涯过客”。毛主席也不相信三皇五帝的故事，然而后来问题就落到他自己身上了。其实可能还就真有这样的人，而且我就相信毛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真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还真的成就了千古一帝的功业。
然而在西方派看来，不管你道德与否，我都要推翻你，帝制就是不好，专制就是不好，这个就叫极端的西化。所以，孙中山开启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其实也是一场西方化的革命。我们当然尊重这场革命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他们那种叙述的方式和框架给限定。百年之后再来回顾辛亥革命，要有我们新的解读，要站在西方文明日益衰落的大背景下，站在西方超级资产阶级形成的大背景下，站在西方文明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造成全人类毁灭的一个大背景下，重新去思考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重新去思考到底是帝制好还是西方型的政治好？这两种政治体制的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人性论上的差异：帝制是以性善论为前提的，就是人有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西方政治则假设每个人都是坏的，所在只能相互制衡、相互制约、相互竞争，也就是以性恶论为假设的。那么究竟是性善论作为假设的东方政治好，还是性恶论作为假设的西方政治好，其实就形成最激烈的较量。
现在有许多人讲中国模式。这是对西化派的挑战。本来我们都是学西方，可是西方现在都是债台高筑、都是社会动荡。中国这边，不管怎样，暂时还是政权统一，社会稳定和平，经济比较高速增长，所以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东方来了。中国为什么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情况呢？是因为中国有六十年政权的统一和稳定，哪个国家可能都不见得有这么高度的统一稳定，连续时间有那么长。所以，他们会发现：在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体制下，政党只对四年负责，不对以后负责；中国共产党因为连续执政还相对会对以后负责。只要相对就可以了，绝对的话，那不得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今天真的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那么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种种隐忧，内忧外患；中国的领导人也缺乏文化的自信。人家一说你是帝制，是封建，是违背人权，是违反世界民主化的潮流，我们这边就说：等等，我们今后也会民主化，现在还不行。我们不是封建，谁说我们封建？我们明明是民主，明明是自由，你看我们这里报纸也都能办吧……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对外其实是缺乏这种自信，所以对外交往的时候就会很被动，人家说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普世价值，我们就不敢说“为人民服务”才是普世价值。之所以不敢说，是因为“为人民服务”被西方人分析成帝制，是专制心态，于是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之所以不敢说，也是因为许多领导改信“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了！
中国需要重塑民族自信
这里就又要提及《环球时报》那篇社评结尾处的一段话：“‘诸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是辜鸿铭的一句名言。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为剪掉这根无形的辫子，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恨不能自己拽着自己的衣领脱离地球。”
社评中所说的“诸公心中无形的辫子”其实就是指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之所以还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落后于西方；而我的解读跟他们刚好相反，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所以有种种问题，恰恰是因为没有让“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这个理念自信起来，自强起来，自立起来，没有能够让它成为普世价值。如果我们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普世价值，这样就总是会觉得在西方文明面前矮一截。我认为这是今天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但是，《环球时报》的评论不是这样想的，它认为今天中国之所以有种种问题，是因为“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还没去掉，是因为那个专制心态还没去掉，所以我们还没有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因此要继续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制度引进来，这样中国的一切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不过，《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也非常有意思，它说我们要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情结，但是，当它要用西方的政治体制来取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时候，这个主张意味着什么？它就是革命，就是一场新的辛亥革命。所以，这篇社评说要告别革命，告别什么革命？其实是要告别共产主义革命，告别社会主义革命，它真正欢迎的是辛亥革命，它希望中国再来一场辛亥革命，这个就是《环球时报》这个作者的内在逻辑。他以为辛亥革命是和平的，是渐进改良的，其实错了，辛亥革命照样是一场革命，它不是渐进改良。今天中国如果要真的实行一场新的辛亥革命，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我估计迎来的恐怕还是一场动荡，没准还就是四分五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社论的作者说我们百年沉浸在革命情结和革命追求当中，还真说对了，因为他自己就在革命情结当中，他还告别革命呢？他只是想告别共产党的革命，他没想告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帝制”的最大问题是所谓合法性问题。谁都会标榜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替天行道”，“代天牧民”，“三个代表”，谁是真的？实际上，“帝制”是通过正反馈形成的。像三井财团，它从一个早期的百货店起步，慢慢涉及各行各业，越来越发展壮大，这其中团结了越来越多的精英骨干，这里头既有西方式的股权制，更有对东方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因此，三井财团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帝制”的形成过程，是实践中拼打出来的。张瑞敏、任正非、柳传志等人在各自企业成长中的作用都可用“帝”来描述，他们所形成的企业制度都可以称为帝制，只是其德只配企业的天地，而且还只是一时的企业天地。
接近德配天地的是毛主席。毛主席领导共产党也是星火燎原，从无到有，正反馈，逐渐积累，最后形成席卷全国的力量，达到国家政权的统一。在艰苦奋斗的历程中，在处理无数复杂事件中，在“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中，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成一个团结凝聚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所谓的“帝制”，来不得半点虚假，作不得半点秀。
新中国的“帝制”成分，如果按照西方政治理念来看，一目了然。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上的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其它四颗小星代表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颗小星、四个阶级围绕着这颗大星转，或者说是大星照耀、领导这四颗小星。倘若按照西方人的思维，这不就是典型的帝制吗？因为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倘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阶级利益，阶级与阶级之间只能进行阶级斗争，怎么可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民族资产阶级要不要有自己的政党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要不要有自己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要不要有自己的政党代表？农民阶级要不要有自己的政党代表？ 应该是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政党，然后不同的政党再相互较量，这个叫政党政治。现在，各个阶级都受同一个政党领导，这个思想、这个制度就叫帝制思想，就叫帝制制度。在我看来，倘若那个“帝”果真是“德配天地”的话，“帝制世界”其实很可能就是通向所谓“大同世界”。上有毛泽东式的好领导，下就可能出现无数雷锋、王进喜、焦裕禄这。这样的新人大量涌现的社会叫什么？很可能就是大同世界。但是，也可能被西方政治观念理解为“帝制社会”。
孙中山为什么要求宣誓效忠？
这里就要补充一个细节：孙中山在袁世凯窃取了政权之后，流亡到日本去，把中国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他要求中华革命党党员都必须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而且为了确保能对他效忠，还让他们每个人都按手模。这一举动了许多人的反感，黄兴这样的骨干都离开了孙中山。孙中山这一举动确实很耐人寻味的。辛亥革命本来说是要推翻帝制的，但是，这宣誓效忠，岂不是自己又成一“新帝”了吗？为什么孙中山背叛了“自由、民主”理念，回归“帝制”？孙中山多年奋斗，感受到自由民主理念的根本缺陷，批判可以，建设不行。只要是我们共同来决定一件事情，哪怕我们方向是同样的，我们都是要革命，都是要国家复兴，都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我们的追求都是一致的，我们的意见可能还是会有重大差异。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能力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出身的社会地位不一样，所有这些不一样，使得在讨论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可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力。为什么多次起义、多次失败？孙中山体会到很可能是民主自由的理念的问题，人心不齐，一盘散沙。所以，到了1914年流亡日本的时候，如果要说的有意思一点儿，就是他“痛定思痛之际想到了帝制”。正因为帝制强调集权，才有可能把不同意见、不同力量组织拧成一股绳，才有可能形成一股力量。对那些怀疑孙中山要集权专制的人，孙中山可能会说“那对我效忠不是对我个人效忠，我是代表人民的！我是代表国家的！我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这就触及到权力的特征，什么叫权力？权力不是说大家都服从正确的，因为它有无数个正确的，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正确的，这个时候权力才起作用。因此，其实中国所谓的帝制是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权力是要存在的，权力是要相对集中的；第二，相对集中的权力必须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就是帝制的含义。
承认历史的偶然性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其实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当中决策有相对民主或者说民主程度比较高。朱德、陈毅、彭德怀、林彪，哪一个没有自己的主张、看法、经验、理由？往哪走？跟谁结盟？要不要团结十九路军？怎样判定某人是不是AB团？反正就是，每一个问题都要争论，都涉及到原则性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被批评为“逃跑主义”、“富农路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就老打败仗，最后怎么办？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什么意思啊？其实是确立了“帝制”。这个话我说得可能不好听。然后从此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了。但假设这个“帝”坏了呢？假设这个“帝”不行呢？中国革命可能也就失败了。所以说中国革命这个过程它不是必然要胜利的，它其实是有偶然性的。邓小平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中国革命要是没有毛主席的话，我们至少还要在黑暗当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也有可能摸索不出来呢！有“帝制”就会有历史的偶然性，这一点也正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反对帝制最强烈的地方。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自由民主是不是导致一个必然的社会？是不是因为自由民主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必然了？就没有偶然性了？偶然因素是不是就真的减少了?这个也都不见得。一张选票一差决定国家方向，难道偶然性就小吗？如麦卡锡那样的强势议员不负责任地操纵话题，难道偶然性就小吗？今日世界，实行宪政民主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统统都是债台高筑。为什么债台高筑？因为我这届政府借的钱，下一届的政府去还！下一届政府上来之后，它说下下届去还！如果我这届政府要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来支付福利或者支付军费等，选民就会不高兴，就会把我选下去。一旦还不了债，社会动荡，民主机制会决定对外发动战争。所以，民主宪政也是有根本缺陷的，不见得能避免最坏。
因此，既然要争论，就争个透，不能缺席审判。这一百多年来，帝制这一方始终是缺席的。为什么毛主席被妖魔化？因为整个历史叙述一直是在自由民主的言说框架当中。所以，毛主席就是再好的一个人，那也非把他妖魔化不可！逻辑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人无完人，你总有一些东西被人抓住，抓住之后无限放大作为攻击你的理由。今天中国，重新面临帝国主义统治的严峻危险。要摆脱这个危险怎么办？恐怕只有重新捍卫毛主席。批掉毛主席也就批掉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也就把整个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文化彻底否定了。 当我们我们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否定了原来的价值观，采用了西方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时候，那中国就变得一无是处。可以说，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都是西方型的政党，都是接受了西方的话语理念和制度的，所以中国近一百多年来是左右两翼合流完成了一个西化，它不简单是国民党干的事。这就可以理解我们今天其实绝大部分人长得是中国人的样子，其实骨子里都是西方人！我们动辄是西方的话语，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来没有人说，其实康有为可能很有道理，没有人这么讲过，在国共两党的革命话语系统下，没有人敢这么想啊！但是，今天新的一个政权出来了，这个政权有种种问题，也有它的成绩，你是对它进行革命还是改良它？这样百年之前那个问题就又回来啦。
西方型的革命家制造了“劣根性”话题
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我是非常欣赏，他的志向是为国为民，真的是希望唤醒四万万中国人，大家起来都做国家的主人。但是，是不是因此孙中山就完美无缺呢？那就另当别论了。其实孙中山有一腔革命热情，但是，怎么革命？恐怕还真不知道。动员群众起来革命，但群众反映冷漠，于是就骂我们的国民愚昧麻木落后。此后，就逐渐形成所谓“国民劣根性”话语。
中国人真的有劣根性吗？孙中山在号召革命，但普通人是要吃饭的，要过日子的，因此革命这个东西就显得成本太高了。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而言，革命是成本是很高的，收益是很不确定的。这种考虑，恰恰是所谓有“经济理性”！华老栓、华小栓这样的不愿意参加革命的，他不就是经济理性吗！这经济理性不就是推动市场繁荣、技术进步的动力吗？但是，对于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来讲，看到群众这么经济理性，他就傻了！他就会觉得群众麻木愚昧不觉醒。中国都要亡了，你还在这里熬药吃呢。你把个体治好了，国家都亡了，有啥意思？但是，华老栓、阿Q可能会这么想：中国亡不亡，我总得过日子吧？
因此，中华民族的百年革命一方面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关于中国人麻木愚昧不觉醒的种种“劣根性”的描述。今天的许多革命者也都遇到过类似的困境。 所以，革命实际上是要高度牺牲个人去成全国家、成全社会的伟大事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对于个人来讲，很可能损失是非常大的。毛主席一家死了多少人？为革命死了六口人！正因如此，普通人实际上是会害怕革命的。当你过于强调革命的时候，你就会脱离群众，因为群众不太想革命，你去动员他革命的时候就叫脱离群众。这就是为什么在1927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所谓“极端的政策”，先把那个普通农民的房子给烧了，让他变成无产者，然后再让他参加革命。井冈山初期为什么会遭遇失败？就跟这样一种极端主义的路线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型的革命家则不然，他们不埋怨群众的觉悟，他们注意关心群众的生活，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实际问题，他们相信，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一起参加革命。这就是毛泽东眼中的群众，完全没有什么劣根性，相反，群众是聪明的、高贵的、善良的、勇于牺牲奉献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西方型的革命家希望一呼百应，当群众不应时，就埋怨群众麻木不仁。中国型的革命家则是身体力行，长期积累，群众自然就觉悟起来了。
事情实在奇怪。西方人的经济理性促进了技术进步、社会发展，中国的人经济理性是愚昧落后、麻木不仁。中国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靠了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不是靠利益驱动。但是，解释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却似乎只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利益层面上。这就是中国被西方思想洗脑后的结果，一切好事都归于西方，一切坏事都归于中国。我看，倒过来才是正解！
客观汉奸和主观汉奸
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情怀固然是值得肯定，但是当我们去肯定孙中山先生这样的爱国情怀的时候，实际上很可能就意味着要去肯定许许多多右派的爱国情怀。因为那些海外民运分子会说：我也是爱国啊，我跟当年孙中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左派、右派、中派，但凡是关心社会的，他自己自觉当汉奸的其实是不多的。这左中右有路线上、思想上的分歧，但是在革命动机上或者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人民鼓与呼的这个意义上，很多人需要肯定，包括许多右派的动机也需要肯定。至于说走的路不一样，最后其中有一派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另一派其实也造成了，反正各有各的问题吧。那只是方法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但是他们关心社会、思考社会出路的这种精神，恐怕大部分人还是需要肯定。
所以我在批某些汉奸的时候，常常会说他是 “客观汉奸”——就是客观上他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流失，客观上他在出卖中国的市场，客观上他是在把中国的国土资源送给他人，客观上是这样；主观上，可能好多人还没有这个想法。?
当然，也有一部分主观汉奸，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主观汉奸，但这部分人常常不关心社会。他们把中国卖一点儿，让自己多挣点儿钱，卖的是中国，赚的是他自己的钱。他说：“今天这个社会都是经济人社会呀！我掌握国家权力，不卖它，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吗！”不关心社会的那些卖国的，他往往是主观卖国；关心社会的那些卖国的，他往往是客观卖国。
但是，哪一个危害更大？主观卖国危害大还是客观卖国危害大？这个就不好说清楚了。通过制定政策来卖国，比那个一块块、一小点一小点的卖国，迈的步子大多了，速度也快多了。所以客观卖国也要揭露也要批判，但是动机上还可以对他有所保留。? 所以，辛亥百年，重温辛亥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在这里实际上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把各方的观点充分展示出来，让各方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展开辩论，若是真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也许就可以使未来中国社会的步子走得更稳一些、走得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