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乡村振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一直在关注谁来振兴或者如何振兴的问题。
一、乡村振兴：谁来（如何）振兴？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甚至出现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讨论乡村振兴确实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靠什么来推进乡村振兴？普遍认为“人、地、钱”是关键。
“人下乡”——让能人下乡、返乡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但是，在城乡比较收益率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境下，逐利的“能人”怎么会下乡返乡？
“地盘活”——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但是，缺乏聚集经济性与规模经济性的情境性，土地怎么能够盘活？
“钱进村”——资金、资本下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但是，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走，资金怎么可能流向回报率低的乡村？
乡村振兴依赖于要素流动与集聚。如果要素能够自动流向乡村，乡村振兴当然也就不会成为“问题”。
在已有的讨论中，有几类主张值得关注：
1.新型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发展应该是乡村振兴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因为集体经济的产权安排决定了能人依赖与内部人控制的内生性缺陷——靠集体经济拉动乡村振兴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2.数字化赋能——能够活跃农村产品市场。广东揭阳的普宁市，电商交易已经从2011年的6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852.78亿元——从业人数超过5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并未支持本地实体产业的发展（呈现两张皮现象）。
3.以乡村“镇”兴推进乡村振兴——用“镇”来带动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的城镇化，尤其是以县城为主体，包括中心镇在内的乡村振兴，目的是通过县城、中心镇、中心村的集聚发展，来拉动城乡融合发展——但依然是结果而不是前提（或者说是结果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
二、乡村产业振兴：相容性逻辑
“人下乡”“地盘活”“钱进村”，在本质上取决于乡村产业振兴及其可能性——振兴怎样的产业？极具规模经济性、或者集聚经济性的产业，显然不适合乡村的产业振兴（最多是产业园区，对众多村庄来说不具有普适性）。
只有那些具备资源依赖性、地理专用性、环境约束性的产业，才可能适宜于广大乡村——可称之为“产业相容性”逻辑，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相容。所以适合于种植业、适合于养殖业、适合于乡村休闲，都只是局部而言。
1.四川彭州的案例：资源（土地）依赖性产业
在四川彭州，资源（土地）依赖性跟产业形成了互补。当时汶川大地震过后有一个镇叫做军乐镇，军乐镇的银定新区是一个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小区——占地106亩，安置地震灾民548个农户。农户集资1.1万元购买天竺桂进行绿化，但稀稀落落，树种单一，绿化效果并不好。要想办法把小区变得漂亮，需要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但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是政府投资的，怎么变成产业呢？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再增加集资，农户难以承受，如何解决绿化——可以用市场化的办法吗？
都江堰市青城山景观创艺园林公司，经营的一项主业是园林苗木，需要长期占用土地，园林公司以采取承租银定新区空地的方式来寄养花木，把花木栽到小区里，卖一棵补一棵。既保证了绿化效果，还给小区每年5000块钱，并且投资60万元进行园林化改造。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小区的绿化和苗木花卉产业形成了融合，化被动为主动，是一个将城镇产业（园林业）与乡村振兴（苗木栽培）结合起来的典型案例——工程与设计在城镇；具有土地依赖性的苗木栽培在乡村。
2.关注生态资产——乡村俱乐部专用性资产：基本依据
A.比较优势：与城市相比，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是农村的宝贵财富和最大优势。绿水青山是农民拥有的最具天赋性的财富基础。从经济增长的远景来说，绿水青山可以转变为金山银山；从人类终极目标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禀赋逻辑。
B.供给侧：从物品供给来说，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不可移动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乡村产权的资格的排他性；生态容量所决定的消费拥挤，则决定了行为主体的竞争性。作为一种具体集体产权性质的俱乐部物品，生态产权的价值实现不仅具备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天赋性，决定了生态权益的共享性，这是农民共同富裕的产权逻辑。
C.需求侧：从经济发展与人类需求来说，随着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将越发关注生态福利。数字化与平台经济能够有效表达这样的需求——碳汇产业或许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方向，这是拓展产业前景的市场逻辑。园林绿化就有这样的性质，可能成为乡村很重要的方面，当然包括传统农业。
村庄集体生态资产，应成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基础。著名的云南元阳哈尼梯田农耕系统，就是通过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创造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农耕文化与景观奇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苏巴克（Subak）灌溉系统在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因其有效解决了稻田私人产权与灌溉集体产权的冲突，规避了“公地悲剧”而将其转变为“集体的盛宴”，成为了注解农民集体及其俱乐部产权安排的成功范例。
俱乐部产权的不可分性，决定了集体组织的功能地位。集体资产的对外排他性、农民成员权的天赋性、生态财富的共享性构成了盘活乡村生态资产，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最大难题是寻找实现集体资产价值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资产性福利改善的农民（户）账户方案。我说这些，目的就是没有相应的资产，没有相应的资源跟他对接，乡村振兴的任何产业都可能是白说。
三、乡村产业振兴：一个案例
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规模逐年增加，并从2013年的394亿元增至2020年的1461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0.59%。中央财政给乡村振兴大量的资金扶持，是否意味着这些钱扔到乡村达到了效果？地方政府配套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也从2013年的432.52亿元大幅增至2020年的4143.04亿元，累计投入规模超过1.78万亿，年均增长率达到38.1%。但绩效分析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扶贫专项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与脱贫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均对人均GDP存在正向影响，但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与脱贫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对人均GDP无显著影响。
2021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强调帮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课题组收集了广东省2021年10个镇帮镇扶村资金预算项目库资料，在10镇入库项目中，产业发展立项数仅为86个，只占总数1643个的5%；占预算总资金116.8亿元的28%。也就是说乡村振兴的钱大部分被拿去干非产业了，即便这些产业是虚的，发挥的实际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如何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率，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确保农民稳定就业增收，是值得重视的现实重大问题。
2020年云浮市新兴县政府与温氏共谋“政+银+企+村+农户”合作模式，把政府、银行、企业、村庄和农户结合起来，称做“政银企村农”的合作模式，在稔村镇布辰村建设标准化养殖小区。该模式的核心是：整合政府、银行、企业、村集体与农户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五位一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合作机制。本质在于如何使用有限资金，盘活土地资源，带动农民有效就业增收，同时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壮大集体经济提供了新思路。小区占地440亩，共建有45栋H笼养鸡舍，于2021年4月投产运营。每年上市肉鸡1000余万羽，年产值约2亿元。
1.运作方式
政府投资建设养殖小区——新兴县成立投资平台公司（农业投资开发公司），统筹使用银行专项贷款与驻镇扶村专项资金。政府统一办理养殖用地与环保许可等手续，按温氏养殖小区标准投资1.13亿元建成，温氏参与项目选址与验收。
温氏专业化运营养殖小区——养殖小区资产归平台公司所有，托管给温氏运营管理，租期10年。温氏每年按投资的10%向平台公司支付1133万元租金（扣除银行本息后，返回给村集体），并独立承担养殖小区的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
村集体出租土地——平台公司与村集体商定土地流转租赁合同。养殖小区建设共占有集体土地440亩，地租每亩800元。村集体由此以股份的方式获得集体经济收益。
农户进入养殖小区就业——优先安排返贫监测中三类重点人群就业。已带动本地农民就业120人。其中，每1个养户（夫妻或亲友2人）管理1栋鸡舍，每批次4万羽，人均年上市量24万羽。就业农民人均年纯收益可达10万元以上。很好地解决了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的发展问题。
温氏集团给予全程的服务，在产前进行成本控制，产后给市场出清，获得保底利润，这样形成了所谓公司和农户的有效合作。目前，温氏与云浮市合作的养殖小区已经达到16个——总占地面积3196亩。总计增加本地就业岗位6000多个，带动农户3411户。预计2023年底，项目涉及到的村集体年收入将全部突破15万元。
2.可能的启示
有为政府——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统筹协调、政策服务功能，尤其在产业布局、土地利用、环境合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背书功能。
有效市场——整合了银行专项信贷资金、三农专项财政扶持资金；成功俘获和生成了农业企业家能力；带动了养殖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工厂化的现代化转型，推进了小农户的组织化与专业化转型。
集体经济——村集体通过“抱团入股”建设养殖小区，盘活了农村土地，推进了土地资源的资产化，保障了集体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来源。
该案例提供的答案：（1）谁来推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经由市场机制竞争所选择的龙头企业，是重要的依托主体，必须强调“公司+农户”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2）谁为小农户提供要素、技术、管理与市场服务？由龙头企业进行的迂回投资与生产性服务，是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的重要路径。在乡村产业振兴中，诱导农户的农场化、专业化与“车间化”，是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的重要方式。
总体来说，该模式为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化“三农”帮扶资金配置、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展农民就近就业空间、改善养殖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等多目标的兼容做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华南农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