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防务合作是美印战略合作的重要支柱。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美印防务合作进入快车道，两国在基础性协定签署、高精尖敏感技术转移、先进装备联合研发、互操作性演练等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印防务合作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趋同，但两国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国内政策和工业基础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将制约双方合作的深度。因此，美印不可能成为完全意义的军事联盟，而更可能是“联而不盟”的“准联盟”。对于中国而言，美印防务合作有很强的针对中国的指向，美印在中印边境、印度洋等方向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切实挑战。
关键词：美印关系；防务合作；准联盟
一 引言
2005年签署《防务关系新框架》后，美印防务合作就进入较快发展期，但两国对防务合作的重视与期待依旧存在“温差”或者“错位”，很多时候是美国一厢情愿、印度犹抱琵琶，双边防务合作始终磕磕绊绊，难有实质性突破。2014年莫迪上台后，改变前任曼莫汉·辛格政府对深化美印防务合作的谨慎态度，转而将防务合作视为深化美印战略合作的重中之重。2016年莫迪出访美国，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美印防务关系可以成为稳定之锚”，强调“美国承认印度是主要防务伙伴”，“将便利与印度的技术分享，达到等同于最亲密盟友和伙伴的程度”。2017年美国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并推行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以及中印之间发生的2017年洞朗对峙、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等事件，使得美印在对华战略目标上趋于一致，两国的防务合作也迅速升温，在体制机制的健全、合作领域的拓展、合作程度的深化等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在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了联盟级别。
国内外学者对美印防务合作已有不少研究，现有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类。一是事实梳理类，相关文献对美印防务合作的历史脉络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对美印防务合作的内外驱动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此类文献的特点是较为全面，但不足之处是理论性不够，影响了对美印防务合作“特性”和“态势”的把握。二是具体议题类，相关文献针对美印防务合作的某一具体领域（比如军事贸易、技术转让）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此类文献的特点是能够及时捕捉到美印防务合作中新兴且重要的议题，研究也比较专业和深入，但在事实层面缺乏对美印防务合作的全貌分析，关于动因和影响的论述又往往与对美印防务合作全貌的分析相似。三是相关性研究类，相关文献主要是研究美印关系、中印关系、俄印关系、美国“印太战略”等，在论述过程中会提及美印防务合作。此类文献的特点是有战略视野，基于国际格局变化、主要力量互动、印度内政外交调整等因素对美印防务合作进行分析，部分文献提到了美印已构成“准同盟”关系，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印防务合作的具体情况“点到为止”，且主要停留在前述变量如何影响防务合作，而未能对防务合作如何反作用于前述变量予以足够重视。
那么，美印防务合作的不断深化，加之印度对传统不结盟战略政策的偏离，是否意味着美印将朝着“联盟”的方向发展？美印防务合作深化的动因，是意识形态的一致、国家利益的趋同，还是具体政策（比如“应对中国挑战”）驱动的结果？本文在对美印防务合作最新态势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美印防务合作军事色彩突出、针对第三方意图明显、注重防务生态系统整合，已经接近联盟水平。不过，美印防务合作受双边战略“互不托底”、敏感技术转移难度大、印度国防工业基础薄弱等多种因素制约，合作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会有难度和限度，美印防务合作很难达到美国与日本、韩国遑论“五眼联盟”国家间的水平。换句话说，由于美印并未签署正式的军事盟约，相互承诺和彼此信任度欠缺，且不涉及到主权让渡问题，不涉及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全域覆盖，故而更多地属于“联而不盟”的“准联盟”（Quasi-Alliance）。
二 美印深化系统性防务合作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美印防务合作进入快车道，在很多领域都取得突破性进展。2023年，美印敲定“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Roadmap for U.S.-India Defen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iCET）和“国防加速生态系统”（India-U.S. Defense Acceleration Ecosystem，INDUS-X），更是标志双边防务合作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与之前相比，2023年以来的美印防务合作更强调高端技术牵引和生态系统整合，是更深层次和系统性的合作，也将对美印双边关系的走向产生战略性影响。
（一）不断完善合作体系，健全防务合作“四梁八柱”
一方面，不断充实健全合作机制。目前，美印防务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国防政策小组（DPG）、国防贸易和技术倡议（DTTI）、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2+2”对话。国防政策小组是两国国防部门之间常设磋商机制，为国防部副部长级对话，主要讨论防务关系的大政方针。2023年5月17日，美印国防政策小组举行第17次会议，就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情报信息交流、合作协定落实、联合研发等达成诸多共识，特别强调加强国防工业生态系统和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国防贸易和技术倡议起始于2012年，旨在克服双边防务合作中的官僚和法律等程序性障碍，谋求将传统买卖模式升级为包括防务贸易和技术合作的新模式。国防贸易和技术倡议小组一般两年会晤一次，目前已发布DTTI标准操作流程、设立DTTI跨部门任务小组、DTTI工业合作论坛，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航母技术合作四大联合工作组。2015年1月，美国国防部成立“印度快速反应小组”，专责推动落实DTTI下的合作项目，印度也是唯一享受此特殊待遇的国家。2021年11月，DTTI小组第11次会议举行，强调加强国防科技的合作。防长外长“2+2”对话正式启动于2018年，取代原先的美印战略对话，现已成为落实两国战略合作最重要的机制之一。2023年11月，美印举行第5届“2+2”对话会，重申全面加强“主要防务伙伴关系”（MDP），进一步推进《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等已有成果。
另一方面，签署系列国防合作协议安排。美国对外国防合作有四项基础性协议：《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后勤支持协定》（LSA）《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协议备忘录》（CISMOA）和《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美国与印度早在2002年即签署了GSOMIA，但直至2016年才签署印度版的LSA，即《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在美国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中印关系趋于紧张之际，美印加快了其他几个协定的签署，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签署《通信兼容和安全协定》（COMCASA，印版CISMOA）和《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此外，美国在2016年将印度定位为“主要防务伙伴”、2018年授予印度战略贸易授权1级（STA-1）待遇、2019年与印度签署便利防务技术转移的《工业安全附件》（ISA）。2023年 6月，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出访印度，双方表示启动《供应安全安排》（SOSA）和《互惠国防采购协议》（RDPA）的谈判。
（二）稳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防务合作“全域覆盖”
一是联合军演“量质齐升”。美国是印度开展联合军演和军事人员交流最多的国家，两国军演涵盖各主要军种，包括陆军“准备战争”（Yudh Abhyas）、海军“海龙”（Sea Dragon）、空军“对抗—印度”（Cope-India）、特种部队“霹雳”（Vajra Prahar）、三军联合军演“老虎凯旋”（Tiger Triumph）和多边联合军演“马拉巴尔”（Malabar）等。2014年以来，美印军演的规模、频率、复杂性、实战性、针对性都有所增强。比如，“准备战争”由班排规模拓展至营级规模，在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之后，2021年和2022年的“准备战争”都是高海拔演习，2022年演习地点更是距离中印实控线不足100公里，针对中国的指向非常明显。再以“马拉巴尔”为例，该演习已由美印双边拓展至多边（日本2014年加入、澳大利亚2020年加入），地点从印度西海岸拓展至菲律宾海、孟加拉湾和日本海域，演习内容增加了反潜作战，美国还派出核动力航母参加2022年“马拉巴尔”演习。
二是国防贸易“俄退美进”。俄罗斯是印度最主要的武器进口来源，但2014年以来，印度积极推进国防装备本土化和进口来源多元化。美印关系的走近以及美式装备的技术优势，使美国在印度国防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美国通过外国军事销售（FMS）和直接商业销售（DCS）两种方式推进与印度的国防贸易，双边国防贸易额从2008年几乎为零迅速增加到2020年逾200亿美元。2024年3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报告《国际武器交易趋势2023》显示，2019-2023年，俄罗斯仍是印度最主要的武器进口来源，但其占比从2014-2018年的58%跌至2019-2023年的36%，较2009-2013年高达75%的比例腰斩，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俄式装备进口比首次跌至50%以下，而美国的占比则从2009-2013年的7.6%大幅升至2019-2023年的13%。
三是新疆域合作“实质推进”。美印将国防合作逐步拓展至海洋、太空、人工智能等新疆域，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海洋安全领域已经有具体的合作成果。比如，美国于2019年向印度“印度洋地区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美印于2016年签署分享白船信息的技术安排、2016年举行首届“海上安全对话”、2020年签署《海洋信息共享技术安排》（MISTA）、2022年启动“四边机制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稳步加强在印度洋方向的情报共享和行动支持。
（三）持续推进合作深度，强化国防合作“战略绑定”
2022年以来，美印在高精尖敏感技术和国防工业生态系统融合方面达成合作共识，被认为是“质的转变”。在高精尖敏感技术领域，美国承诺向印度转移若干即使盟友也未必能获得的技术。2023年1月，美印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推进两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电信、国防和太空等领域高科技合作，被认为是继民用核协议之后美印关系的又一里程碑事件。2023年5月，美印举行首届“先进领域国防对话”（AD3），提出将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合作作为重点；同年6月，美印战略贸易对话将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国防等关键技术列为合作重点。2023年6月，美国同意向印出售MQ-9B无人机、美国批准通用电气公司与印联合生产F-414发动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防工业生态系统方面，美印在2023年达成《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并启动“国防加速生态系统”（INDUS-X），推动政府、企业、学界等各领域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任内首次正式国事访问，将上述合作成果予以确定和落实。比如，双方正式启动“国防加速生态系统”，签署联合生产F-414喷气式发动机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美国将向印度转移约80%的技术，包括单晶涡轮叶片涂层加工技术、抗腐蚀涂层技术、特殊材料冶金加工技术等，其中部分技术系美首次向其他国家提供，标志着美印防务合作已从单纯的买家—卖家关系变为产业链的深度整合。
印度在与美国的国防合作上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配合。比如，印度对美国在包括孟加拉湾在内的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2023年6月莫迪访美期间，双方还达成船舶维护和修理协议，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在印度靠港并进行维护修理和后勤补给，使印度成为维修美海军“前沿部署资产和其它飞机和船只的中心”。目前，印度拉森特博洛公司（L&T）和默德冈船坞公司（Mazgaon Dockyards Ltd）已经与美国签署协定，为美国军舰提供维护维修和大修（MRO）服务，而美方也表示鼓励本国企业帮助提高印度MRO能力。
三 从驱动因素看美印防务合作之“联”
防务关系是美印关系的重要组成，也是最能反映双边关系好坏的指标之一。从冷战时期的“防范与疏远”，冷战后的“纾缓升温”，到1998年印度核试带来的“低谷”，再到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的“迅速走近”，美印防务关系随着双边关系波动而起伏，并保持总体向好的态势。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将联盟分为利益一致型、利益互补型、意识形态一致型和政策一致型四类。美印并非联盟，但两国在全球和地区战略中的相互借重更加明显，在具体议题上国家利益的趋同不断增强，通过规范协议加强了对彼此的约束力，且有较强的针对中国的图谋在里面，使两国防务合作具备了一定的联盟色彩。
（一）对华制衡是美印深化防务合作的战略牵引
对美国而言，“联手遏华”是美国对印政策的潜台词，这不仅体现在多边舞台“扶印抑华”、产供链“助印脱华”，更有军事安全层面的“扶印抗华”。2017年以来，美国全面推进对华战略竞争，在中国周边强化盟伴体系、加强军事部署，插手台海、南海以及中印边界问题，拉帮结派对华搞“阵营化对抗”。在对华战略竞争的这盘大棋中，印度是美国非常看重的对象。在美国看来，印度在国际地位、地区秩序、市场规模、发展潜力等方面具备跟中国竞争的潜质或野心，对中国存在较强的战略疑虑和戒备，加之中印之间存在复杂棘手的领土主权争端，故而美国可以通过给印度“赋能”，提高印度跟中国竞争、抗衡的能力。美国2021年《印太战略框架》就明确提出，“印度是美国安全合作的青睐伙伴，双方合作维护海上安全、抗衡中国在南亚东南亚和双方共同关切地区的影响”，提出的措施包括“增强美印国防合作与互操作性的基础；提升国防贸易和转移国防技术的水平，增强印度作为主要国防伙伴的地位……通过外交、军事和情报渠道为印度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与中国的边界争端、获取被中国截留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和其他河流的水资源。”
对于印度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为其提供了渔翁得利的机会，印度图谋借助美国提高与中国竞争乃至抗衡的能力。中印关系曲曲折折，但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逐渐奉行对华竞争的政策，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之后对华政策更是固执、冒进，将边境局势恢复到印度所要求的“现状”作为双边关系缓和的前提条件，使双边关系低位徘徊。此外，印度还图谋抓住美国“拉印制华”的诉求从美国捞取好处，让美国给印度的军事建设“赋能”。如前所述，近年来印度改变了历史上对美防务合作“犹抱琵琶”以及“心存顾虑”的态度，大幅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在获取和使用美国的情报和装备技术以抗衡中国的问题上不再犹豫。比如，美国和印度官员都承认，美国在2020年中印边境对峙时给印度提供了情报支持。印度国防秘书吉里达·阿玛内（Giridhar Aramane）公开承认，“美国（对中印边境）的情报和现场感知帮助了印度（更好地采取行动）”，并表示“期待今后在印度需要时，美国能继续提供支持。”此外，印度加强与美国的海洋安全（特别是海域态势感知）合作，加入美日印澳“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海域态势感知支持下，越来越多地炒作、滋扰中国在印度洋的科考活动甚至正常的商船活动，推行所谓的“以海制陆”政策，多次以所谓运载“违禁品”为由扣押中国停靠在印度港口的商船。
（二）利益耦合是美印深化防务合作的现实基础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装备出口国，维持在国际军火市场的优势地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2019-2023年，美国占全球武器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2%，是排名第二位法国的3.82倍。2023年，美国对外军售同比增长16%至23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印度是2009年以来全球最大的武器装备进口国，在追求军备本土化的同时也在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寻求扩大从美西方的武器装备进口。2024年3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国际武器交易趋势2023》显示，2019-2023年，印度继续成为全球武器进口最多的国家（占比9.8%），较2014-2018年增长4.7%。因此，美印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具备现实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基础。
对于印度庞大的国防市场，美国觊觎已久，只不过由于俄印在国防装备领域长期合作的传统以及美印在技术转移、采购价格等方面的分歧，美国未能很好地打开印度的军工市场。在当前美印战略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美国显然希望从印度巨大的国防市场中分一杯羹。此外，美国希望通过深化防务合作加强对印度的战略绑定，逐步影响印度的对外特别是对俄对华政策走向。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令美国非常不满。虽然美国出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考虑，最终对印度网开一面，但美国战略界越来越多地开始质疑印度的“可靠性”。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向印度提供先进技术以及多样化的武器选择，推动印度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寻求逐步将印整合进其军工产业链，使之逐渐成为美国武器的重要市场。2022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提出要通过加强美印国防合作，降低印度对俄制军事装备的依赖。此外，美国希望通过技术和产业合作，将印度纳入美国的军工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超越单纯的装备依赖，使印度在更深层次的产业和创新生态系统中对美战略依赖。即便美国允许印度在本土生产美式武器，但依然可以在核心技术、数据链分析、地理和空间坐标定位等领域“拴住”印度军工发展。
对印度而言，印度希望借助美国之力，促进本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能力建设。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扶持本土国防产业发展，但由于国内研发能力有限、官僚体系掣肘等制约，大量武器装备依靠进口。传统上，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进口来源国，但印度希望推进装备进口多元化，特别是寻求购买高精尖武器或以市场为诱饵获得高精尖技术转移。美国作为全球军事霸权，自然是印度寻求武器装备进口特别是高精尖技术转移的重要对象。此外，印度将更多军事资源投入中印边境和印度洋方向，对高海拔、海空装备的需求增多。美国在海空装备方面的优势，也契合印度加强海空军建设的强军目标。目前，美国向印度出售的海空装备主要包括MH-60R海鹰直升机、AH-64E阿帕奇直升机、P-8I反潜侦察机、C-17运输机、C-130大力神运输机、C-17环球霸王Ⅲ运输机、鱼叉反舰导弹等。印度是第一个获得“海上卫士”无人机的非条约伙伴，也是目前除美国之外拥有C-17和P-8I最多的国家。
（三）“印度之变”是美印深化防务合作的重要变量
2017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印度官方和战略界虽未使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但也强调当前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印度所处的外部环境、印度在转型秩序中的地位、印度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原则，都与以往不同。近年来，莫迪政府频繁提出各种对外战略倡议或构想，实际上也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调适与反应。与传统的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评估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不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力量崛起对国际力量格局的冲击，以及这些新兴崛起力量对大变局的回应和反作用。
从目前看，国际格局的变化至少给印度带来了如下影响。即：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导致印度外部战略环境之变；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抬升，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空前高涨，引起国内意识形态之变；全球治理处于十字路口，印度重新界定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引起印度角色和地位之变。作为回应，印度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都出现了较大调整变化。比如，莫迪政府更加强调现实主义外交，通过“多方接触”（Multiple Engagement）或“议题结盟”（Issue-based Engagement）的精心设计，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日益信奉“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的外交理念，对外政策的风险偏好上升；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传导作用不断显现，“大婆罗多”“世界导师”等观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等等。
在此背景下，印度对美、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调整变化。此前，印度既希望从中美竞争中渔翁得利，又对中美都有不信任感，甚至担心“中美共治”，故而偏向于采取“不结盟”的政策。现在，印度在中美之间选择了“亲美疏华”乃至“倚美抗华”的政策。在印度看来，中美博弈是秩序之争，而鉴于中印之间存在诸多结构性难题、深层次矛盾，选边美国更符合印度利益。特别是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战略界关于“中国彻底失去印度”“印度需要与美国结盟”等论调不绝于耳。此外，印度认为当前的中美印关系类似于冷战后期的中美苏大三角，为印度提供了渔翁得利的战略机遇期，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扩大了印度战略运筹（战略投机）的空间。印度“吃定”美国需要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诉求，也臆测中国在美国的战略压力下需要“拉住稳住”印度，甚至认为印度交好美国获得的战略收益要大于其因此而开罪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虽然印度表面仍强调“战略自主”，但其“战略自主”的内涵已从最初偏重“不结盟”而转向更多强调“基于印度国家利益和具体议题的选择性结盟”，这也决定了其对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较历史上更加积极主动。
四 从制约因素看美印防务合作之“不盟”
在美国持续推进对华博弈、中印关系低位徘徊的大背景下，美印深化防务合作的态势恐难改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印能够形成类似“五眼联盟”或美日、美韩、美菲的同盟关系，美印防务合作仍面临诸多制约。
首先，美印并非铁板一块，难以对彼此完全托底。尽管美印在“遏华”上战略趋同，但在这一战略“公约数”下也难以掩盖彼此分歧。美国对印度抗衡中国的决心与能力始终存疑。有学者统计，2014-2019年间，印度在联合国大会的所有投票中，只有20%与美国一致。又如，2023年5月，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台湾威慑”的提案，其中建议将印度纳入“北约+”“以谋求战略上竞赢中国”。但印度外长苏杰生公开表示，“军事联盟不适合印度”，对该提议表达坚定的拒绝态度。印度也希望保持战略自主而非沦为美国的“小跟班”。例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印度拒绝跟随美国对俄罗斯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反而趁机大举增购俄折扣石油。同样，印度对美国能否全力支持自身对抗中国也不托底，担心若中印爆发军事冲突，美国或将“隔岸观火”，最终使印沦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炮灰”。
其次，防务合作的落实存在技术性难题。其一，程序对接问题。美印军售及采购程序在采购目标、采购时长、产品评估、终端使用监督、固定价格、采购抵消等多个关键事项上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对接不畅的问题。例如，采购目标方面，印方致力于以最低成本、较多的技术转让的多供应商竞争方式，而美国则强调“最佳价值”范式和一揽子方式，重视促进安全合作目标。印度强烈抵制“终端使用监督”，而美国却将其作为对外军售的前提条件。美印之间国防贸易程序的脱节加剧了双边国防贸易的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尽管印度的采购流程对几乎所有供应商构成挑战，但由于美国体系的独特性，美国公司面临的障碍尤为严重”。其二，技术转让难题。美国是否会按照许诺向印度转移敏感技术还存在变数。美国国防制造商独立运营，并无义务按照政府要求转让技术；包括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在内的美国武器出口管制规定极为严格，且敏感技术转让往往附带各种限制条件，印度是否愿意接受类似附带条件也难以确定。有学者指出，“美国政府尽管可以通过上述倡议使印度接触一些美国政府控制的国防技术研究实体，但其掌握的技术往往又是高度保密且受限的；美国政府也可以邀请私人国防企业参与相关计划，但由于印美国防技术的差距较大，使得这些私企没有与印度进行联合研发或技术转移的动力。”有印度舆论担心，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看起来像是“国防技术和贸易倡议”的“升级版”，但实际上可能只是“新瓶装旧酒”，印度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或许只能是组装美军用装备，并搭配印本土制造的外围部件，以“象征性地展示印美联合”。其三，印度的承接能力问题。印度希望借助美国推动国内国防工业生态系统的升级，两国也强调通过“国防加速生态系统”促进企业间合作，但印度国内工业体系不健全、国营军工企业效率低下等，也将制约产业界的合作。
再次，民主价值观分歧渐显。美国将“共同的民主原则”作为美印持久关系的重要基础，动辄以“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交往来形容美印关系。然而，莫迪上任以来，在国内强推“国族重塑”、打压异己、管控舆论，甚至查抄美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日渐引起美西方社会不满。2023年6月莫迪访美期间，美国国会 70余名议员联名致信拜登，要求其当面向莫迪提出“保护印度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必要性”，强调“希望美印友谊不仅建立在许多共同利益之上，更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2023年底，美国联邦检方指控一名印度籍男子“受印度官员指使”在美国境内暗杀锡克教人士。因为此事，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Ben Cardin）一度阻止向印度出售“天空卫士”无人机。2024年6月，美国发布的《2023年宗教自由报告》对印度国内人权状况恶化进行公开批评，将印度列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引起印度强烈不满。显然，美国出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考虑而对印民主恶化“选择性忽视”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美印之间有关民主价值观的分歧已经越来越难以掩饰，或成为美印深化防务合作的掣肘之一。
五 余论
美印防务合作肇始于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当时的印度尼赫鲁政府向美国提出军事援助请求。不过，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国在南亚地区与巴基斯坦防务合作密切，而前苏联则是印度对外防务合作最主要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印在防务领域合作有所起色，但并未马上得到改变，美国国防部1992年发布的《防务政策指南（1994-1999年）》甚至对印度在南亚的“霸权野心”表示关切。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美国更是对印度进行制裁。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印度进行访问后，美印关系迎来发展机遇，两国的防务合作也相应地逐步深化。比如，美印2002年成立高科技合作小组（HTCG）并于同年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2004年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后续步骤”（Next Steps in Strategic Partnership）、2005年签署为期十年的《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New Framework for the India-U.S. Defense Relationship）、2012年启动“国防贸易和技术倡议”、2013年发表《国防合作和接触联合宣言》，诸如此类。当前美印防务合作的深化，是美印战略合作趋同在防务领域的体现，也有很强的剑指中国的意涵。
美国和印度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联盟关系，中美印关系也很难完全成为类似冷战时期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美国在印太地区更多地是推进“联盟+安全伙伴”的策略，而印度即使难以成为正式盟友，至少也是最为重要的安全伙伴之一。而且，即使在联盟体系内部，“美国与特定盟友之间的亲疏远近存在差异，也在支持、追随、疏远和排斥等选择之间波动和摇摆”。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密切关注美印在防务领域事实上的准联盟关系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产生何种负面影响。比如，在中印边境方向，印度一旦拥有MQ-9B无人机，则将大幅增强对中国在边境地区军力部署和调动情况的掌握；在印度洋方向，美国将印度作为前沿部署军力的维修补给点，美印在印度洋海域态势感知领域的合作，将对中国的印度洋通道安全保障构成严峻挑战；在国际防务市场领域，印度在美国加持下军工能力的提升，有可能对中国在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武器市场构成竞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