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当今世界各国可分为三个集团：（1）先进国家、（2）发展中国家、（3）失败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各族人民，通过半个世纪的辛勤劳动，脱离了第三集团，而且赢得了第二集团的领先位置。我们期待着，再努力半个世纪，中华民族将进入第一集团，并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技术能力，进入世界前三甲，恢复中国在世界上原有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称这个任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飞速进步必然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危机。而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进入社会危机的时代。本文把我国现行政体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归纳为五种，（1）执政党迅速退化，（2）农村社会濒临破产，（3）大城市出现庞大贫民群体，（4）主流社会意识错乱，（5）外患压力日趋沉重。居安思危，如果五大问题持续恶化，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大动荡，现代化进程可能中途夭折。若能在未来的半个世纪成功地解决这五大问题，现代化事业将胜利结束，中国将进入与发达国家比肩而立的“后现代”阶段。
本篇分五部分，分别阐述五大问题及其成因。尽管五大问题并不都是政体缺陷造成的，但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指向政体改革。
一．执政党迅速退化
党的退化导致政府质量下降。这与皇位继承人退化导致政府退化的道理类似。政府退化会进一步导致社会退化，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官本位”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官员以公权谋私利的情形突然以爆炸般的速度恶化。每逢节日，下级给上级送钱，比清朝时送“冰炭敬”还频繁，而且数额逐年暴长。党政官员不再奉公惟谨，“为人民服务”的官场纲常被“为私利服务”取代。更有人滥用公权，违法乱纪，巧取豪夺，甚至鬻爵卖官、剥民剖地。结果是：（1）一些握有实权的党政官员以奢糜淫巧为时尚，任意行政、违法乱纪，迅速跻身新富；（2）纲常不举，政令不行，冤、假、错案的发生如同家常；（3）人民对党和政府处事之认真和公正丧失信心，现行政体的公信力急剧下降。
党政官员腐败对中国现代化成败的意义，乃至对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意义，敌、我、友三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出现了丘吉尔赢得战争却失去选票，失去执政权的一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共产党孪生的国民党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巨大成就，但腐败使党迅速退化，丧失了大众支持，执政不到二十年就丢掉了政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赢得经济繁荣却失去人民信任的危机。腐败正侵蚀这个精英党的群众基础，消耗掉党的先贤积累了近百年的信誉。
公权力的腐化是在市场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因为掌权者获得暴利的机会突然大幅增长。其具体成因有两个。（1）公权力的封建化，即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和部门领导手中，致使公权力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党之治退化为个人之治。（2）公权力的市场化，即本应中立的公权，明显倾向有钱人，致使权力可以被购买，涉及百姓的日常公务被冷淡，甚至百姓的利益可以被任意侵犯。
权力的封建化与经济改革要求权力下放有关。权力的市场化与政体不适应市场经济有关，即欠缺行政中立的机制，缺少惩罚官员任意行政的司法独立机制。
在以往二十五年里，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搞好经济”是提拔干部的基本标准。由此，全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繁荣的副产品是党政干部的腐化，执政党质量的迅速退化。因此，难以受司法监督的执政党，质量在市场大潮中迅速退化，“先锋队”已图有其名了。
毛泽东曾经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五大问题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迅速退化。治理执政党退化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纲”。
这就使三大类政体改革选择摆在了桌面上。选择什么方案，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总路线”问题，决定中国的前途。
（1）维持现有政体。继承定期整党的历史传统，努力清除腐败分子，改善党的质量。（2）实行西式的选举民主。党内和党外都要搞选举，依“多数决”原则自由竞争，得票多者赢得执政权。（3）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责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出现了，与当年在“现代化”这面大旗下的三大类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1）保守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激进的“全盘西化”，（3）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二．农村社会濒临破产
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映衬着中国农村的急速衰败。饮水、卫生、养老、教育、交通、通讯、能源、农民收入、邻里关系、社会秩序、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农田水利建设，等等农村事务，无不呈现萧条和混乱。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村群体抗议事件急剧上升。中国目前最显见的社会矛盾是农村不稳定。
建国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力图在农村事务上有所作为，党中央每年都召开专门的农村工作会议，做出有关改进农村工作的决议。然而，近二十年来，所有政策都指向失败。拆除公社恢复家庭耕作后出现过短期的繁荣，随后就出现了乡村社区的衰落和谷贱伤农问题。提出村民“自治”，又出现“自治”概念混乱问题。提出“海选”基层政权，又出现农村基层政权崩溃，宗法和黑社会势力复兴的问题。提倡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又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取消农村费税，又恶化了农村事务无人负责的问题。国家决定由城市全面补贴农村，又出现“杯水车薪”问题。
2005年农村形势比较稳定，因为连续多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导致2004年粮价暴涨，也因为200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了税和费。但今明两年农产品产量将大幅增长，化肥、种子、农药、柴油、电力等等价格也会暴涨。至迟到明年（2006年）就会再现“谷贱伤农”的旧景，可说是来日无多。总之，拆东墙补西墙，挡不住农民相对贫困化，农村社会走向颓败的大趋势。
农民贫困，农村衰败的基本原因有三个。
（1）农村人口庞大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细小。中国共有19亿亩耕地，按现有农业技术计算，足够养活17亿人。然而，按户籍计算，中国共有9亿“农村人”，其中有将近5亿“农业劳动力”。换言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耕作不到4亩田，每个农业人口仅拥有2亩。南方多水田，作物每年两熟。北方多旱田，每年一熟。北方每亩农作物产量为南方的三分之一。按南方产量标准，中国农业经济是“一亩地经济”。一亩田的面积是0.06公顷，或0.16英亩，大致相当于美国一般人家后院的面积。没有美国人因耕作其后院而致富，或者成为农民。在后院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清初中国人口才1亿，1950年还不到5亿，而今已达13亿。改革后，19亿亩耕地上出现了数以亿计的“家庭农场”。
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促成了中国勤奋的人民和繁荣的人口。而今这种经济形式走到了尽头。人均一亩地的结果是：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只工作三个月，从事附加值极低的种植和养殖业劳动，而且效率奇低。换言之，中国5亿农村劳动力每年都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中国农民贫穷，中国农村衰败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天然困境，国家财政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中国经济界使用“国家转移支付”概念，其实就是城市补贴农村，工商业补贴农业。然而，对于9亿农村人口，国家补贴只可能是“杯水车薪”。2.5万亿的财政收入，让5千万“吃公家饭”的人致富都不可能。财政什么都不做，只发工资，人均每月也只能分到4千多元。
（2）国内外市场经济导致中国农民绝对和相对的贫困化。相对于工商业，农业天然是落后的经济，并不适合市场机制。发达国家的农业是靠国家补贴才具有“市场竞争力”。中国农业经济原本不是商品市场经济而是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仅将20％的农产品卖给国家。今天，农民将50％的产品出售给市场，自给自足的程度仍然非常高。这种袖珍型养殖业不可能成规模地换回化肥、农药、电力、道路、通讯、自来水、甚至教育设施，从而凸现贫困问题。在发达国家，农民是产业工人，农业是“产业”，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农民出售100％的产品，养奶牛的也买牛奶喝。中国少数农民进行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把多数农民置于破产威胁之下。中国小农还面临外国规模农业的竞争，整体上处在破产威胁之下。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绝对贫困化问题。同时，中国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制造了城乡收入的巨大鸿沟，制造了中国农民相对贫困化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系数（gini coefficient）恶化的主因。
在市场机制下，绝对和相对的贫困化使平静的乡村变成了斗争的乡村。人们与父母兄弟姐妹斗、与邻里乡亲斗、与基层政权斗，而且与上级政府斗。名为“维权”（维护公民权利），实则越穷越斗，越斗越穷。靠在农村搞“维权政治”是不可能摆脱贫困的。关键是，人民要团结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从事工商业，离开必然被市场打垮的微型农业。
（3）我国自由小农很难组织联合生产。我国小农以自由家庭为单位，具有强烈的独立性或者“反社会”特性。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中国民间自然的宗法制不仅规模小，比自然村还小，而且相当松散。与西方两千五百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农民就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或者“平等”，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平等得多，他们自己决定自己“上班”的时间，甚至是否“上班”。他们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习惯。中国农民拥有强烈的自由平等以及家庭私利观。想把一个村庄的小农团结组织起来，就已经非常困难。把十几个村庄的小农组织为一体几乎是天方夜谭。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
然而，不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农民就无事可做，农村就必然日渐衰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桥梁、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给排水的住房。不组织起来，农民就无法大规模离开种养业，从事现代工商业生产，乃至离开农村。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农村就必然衰败。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了的“社”和“会”。在今天的西方，没有身处某个社会经济组织的人，是社会垃圾。看到如军队那样组织起来的西式工厂和公司，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 “个人自由”。中国城里的知识分子们不耕作，却天然有强烈的小农基因。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反对组织农民，正如他们以节俭的名义反对建设不朽的公共设施和艺术雕塑，以管理方便的名义在有上千户居民聚居的楼里设置每户独立的热水机、暖气机、空调机。在中国历史上，组织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的王朝都很著名，寿命却都很短，比如秦朝和隋朝。
1840年，“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遭遇了组织严密的西方社会，被彻底击败了。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根本。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做到了，而且被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做。共产党把“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上”，直到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迅速提高，乃至一支强悍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建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社区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
当共产党在1979年决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其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了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自由家庭小农制度。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数以亿计），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独立“家庭农场”。然而，此后“公社”的余波还荡漾了二十年，基层政权曾经死灰复燃，创造了“乡镇企业”奇迹。乡镇企业吸纳了近1.5亿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全国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口创汇的三分之一，还训练出一大批熟悉工商业的“农民”。莫名其妙，中国政府自1993年就开始搞乡镇企业私有化，加上政府随后出台了种种削弱基层政权的措施，自由派舆论诽谤攻击成功的村庄集体。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不断衰落。到2000年攻克苏南这块乡镇企业的重镇，全盘私有化完成，乡镇企业消失了。
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地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以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农村基层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基层组织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党员干部们越来越懒惰于联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这与从上到下的整个执政系统退化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他们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发展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架空执政党，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如何解决农村衰败问题？很明显，唯一的出路是组织和吸引农民离开种养业，从事工商业。按照现代农业技术，即便人均仅耕作百亩地，中国不到二十亿亩的耕地也只需要两千万农业劳动者来照料。这不过是我国两年新增劳力的数量。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全部9亿农村人口都应当转移出耕地。
从技术上看，需要政府做四件事。第一，勇敢地开放户籍的完全自由流动，特别是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户籍自由流动，并为此调整就学、社保等配套政策。当城市人口可以互相流动了，大城市的户籍压力才会降低，乡村人流向城市才可能是实在的。第二，恢复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基层政权，奋勇向前，坚决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改善社区生活，离开乡土去从事现代工商业生产活动。第三，组织贫困农民去建设新的大型城市。盛世造新城是常例，我国大城市供不应求，组织贫困农民建设新的大型城市，能迅速把农民带离耕地[1]。第四，坚决补贴对农村下一代的教育事业，普及住宿制的初级和高级中学，使之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农村的孩子是我国城市未来的主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不太富裕的4亿城市人去补贴9亿贫困的农村人，不可能让农村富裕。钱要用在刀刃上。教育和基层政权就是刀刃。
中国农业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把小农们组织起来离开农耕，进入工商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这是一场争夺时间制高点的战争。如果不能及时、安全地组织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中国将遭遇社会动乱，现代化事业将中途夭折。散漫的小农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党和政府来组织。这是被中国近现代史反复证明，而且被改革以来农村的衰败再次证明了的。
然而，说到此，我们再次遇到了执政党退化腐败问题。没有勤奋为民的执政系统，就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小农去从事现代工商业生产活动。可见，解决农村衰败问题的关键也是政体改革。
三．大城市出现庞大的新贫民群体
大量（农）民工流向大城市，制造了大城市新贫民问题。总数大约1.5亿的乡村人，分散地向大城市季节性流动，寻找临时工作，特别是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大城市新出现的一个庞大贫民群体。他们收入奇低，居住条件奇差，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基本没有。
一方面，他们是中国城市经济繁荣的主力军，盖起了所有的高楼，提供了城市必须的所有生活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在城乡结合部建造了肮脏混乱的“村庄”，导致城市环境和秩序恶化。那里有许多居民找不到工作，成为刑事犯罪的主力军。
（农）民工分散地来自全国各县，迄今为止并没有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迹象。但是，有理由担心，一旦发生城市动乱，这些“无产者”会成为动乱的先锋队。有迹象表明，海外政治势力已投入大量资金，企图把城市民工组织发动起来，向政府“维权”。历史上，“流民”向来是导致中国传统政权崩溃的生力军。当然，中国大城市里的民工并不是“流民”。其中多数在乡下拥有一份相当平均的耕地。每年春节期间，铁路和公路春运的繁忙，既证明他们在“流”，也证明他们有根。然而，他们在乡下的“根”正被乡村政府挖掉，城里的政府则不容他们生“根”。农户“增人不增地”的家庭土地承包已进行到第二轮，几年前刚结束的新一轮承包合同规定三十年不变。乡村基层政权早年尚有活力时，经常做“违反政策”的土地微调（生人增地，死人减地），现在则已有一整代新进入劳动大军的“农民”不拥有耕地了。加上种地常年不赚钱，政府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自由派还积极鼓动耕地私有化，流动民工中的无耕地者正变为潜在的大问题。一旦城市市场进入衰退期，民工们虽有家可归，却无地可种。
大城市里一亿五千万新贫民是城市繁荣与农村衰落的反差导致的。化解这个问题不像“维权分子”的口号那么简单，更不是改称“民工”为“工人”的问题。
从道义上讲，在中国大城市里的“民工”不应遭到歧视和欺辱。然而他们却在遭受一切能想象到的歧视和欺辱。他们与城里人没有平等的户籍权、就业权，甚至没有孩子的就学权，父母经常被迫送孩子回家乡就学。他们能够按时、足额拿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就已经幸运了。然而，没有哪个市政府愿意歧视从乡下来的兄弟姐妹。乡土中国本来没有歧视乡下人的传统。
从技术上讲，城乡的不平等是计划经济的历史产物。维持住城市的原有福利，特别是保障城市人的就业和就学，是城市安定和支持市场经济的要素。因此，尽管政府无意把人民分成城乡两类，却长期下不了铲除城乡不平等权利的决心。城乡社会分裂正在成为政治煽动的目标，企图把城乡人民化为两大政治集团，把刚进城的民工化为农民集团对抗城市人，对抗政府的先锋队。工农联盟是共和国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将民工问题政治化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从经济规律上讲，城市化与城市贫民是一对孪生现象。城市化是必须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还要高速城市化。然而，中国又不能允许出现像拉丁美洲那样的城市阶级对抗，也不能允许制造出像印度那样肮脏混乱的大城市。
在上述困境下，解决大规模“民工”问题的办法是：让农村基层政权与城市管理当局合作，帮助民工有组织、成建制地进城、造城，让民工在大城市里生根。这种办法会增加民工与城市用工单位的谈判地位，保障民工与城市人享受同等权益，又方便城市当局进行社会管理，改贫民窟为现代社区，还能直接把农村基层政权融入城市基层政权，保证社会和谐。
然而，说到此，我们再次遇到了执政党退化腐败问题。没有勤奋为民的执政系统，不可能把民工组织起来进城、造城；弥合社会结构的裂痕就是不可能的。可见，解决城市贫民问题的关键也在政体改革。
四．社会主流意识错乱
凝聚社会，一靠弥合社会结构裂痕，二靠社会主流意识。每个有强大内聚力的民族国家都拥有一个维持社会和谐的政体和一个社会主流意识。缺少社会主流意识，民族国家就缺少内聚力，就不团结，政府就难以管理，国家就受强国欺辱掠夺。思想应当是自由的，但思想自由不能排斥主流社会意识。
社会主流意识指的是：社会内部的绝大多数人，拥有社会认同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基本共识。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缺少社会主流意识的窘境。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称之为“意识形态真空”问题。
当代西方的社会主流意识有五大要素：（1）认同披着宗教外衣的普世道德；（2）认同科学；（3）认同社区主义，亦称“社会资本”；（4）认同民主为主，法治为辅的各类自由民主政体；（5）认同爱国主义（在欧洲则有正在增长着的泛欧民族主义），辅之以“民主新帝国主义”。
欧陆上的社会主流意识有两个支柱，政府与基督教，呈现出半宗教、半官方的特点。美、英社会的主流意识几乎不靠政府，全靠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宗教支撑。
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有三大要素：（1）认同普世道德；（2）认同乡村宗法关系；（3）认同皇帝领导下的文官政体。在这个社会认同体系的基础上，我国产生了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如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
儒家精英集团是支撑上述认同体系和行为准则的核心。儒家精英集团之所以成为精英，因为他们自己信奉更高标准的道德，如“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级教化始于官办的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第一部是《大学》，大学的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就是说，大的学问旨在：（1）光大高尚的品德，（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追求“至善”这一理想境界。熟读《四书五经》方能入官场。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由官家支撑，是官本位的。
共产党并没能割裂中国历史。中国改革以前的社会主流意识也由五个要素构成：（1）认同普世道德；（2）认同科学；（3）认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道德；（4）认同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政体；（5）认同爱国主义，辅之以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个社会认同体系下，也形成了一套既符合普世道德，却有很强政治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在有家庭，无社会的中国现实中，政府和政府官员必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支柱。共产党之所以成为精英，因为他们自己信奉更高标准的道德，即“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换言之，改革前的社会主流意识靠党政干部支撑，也是官本位的。党员模范构成的群体是这套行为规范的化身。共产党的精英是支撑这套认同和行为准则体系的核心。
改革以来的二十五年里，我们见证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逐渐消解，乃至陷入错乱。普世的社会公德被金钱主义瓦解，媒体公开宣扬自私自利的合理性。社会上每天都听到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的事。科学精神衰落了。基础科学成为冷门，大量党政官员好玄学，笃信斋醮，频访庙宇和尚，让传统迷信在城市和乡村死灰复燃，而且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集体主义精神衰落了。大、中、小学忽视集体主义教育，倡导集体主义的言论在公共媒体上遭到冷嘲热讽。实践集体主义精神的行动孤立无援，甚至被诬为独裁专制的残渣余孽。同时，否定爱国主义行动，批判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歌颂帝国主义强权的言论，由私下转向公开。对爱国主义的共识居然演变成关于爱国主义正当性的舆论混战。借着教育、新闻和出版事业的改革，彻底否定共产党历史成就的言论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社会主流意识错乱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因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腐化蜕变。
首先，市场经济的逻辑与普世道德是矛盾的。普世道德宣扬急人所难，互助友爱。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图。市场逻辑被经济界的精英们神话化，模糊了是非曲直的界限。市场逻辑是天然的，但道德力量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撑。在“官本位”的中国，道德力量要靠党政精英支撑。党政干部腐化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了，“先锋队”的骨干们为私利争公权，以公器谋私利，社会道德如何撑得住？其次，西方意识形态大举渗透：通过否定爱国主义来消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通过否定共产党的历史成就、宣扬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之“普世性”来抹煞共产党政权的合理性。西方赢得冷战的主要手段是诱使共产党国家的知识及政治精英与其合作。“冷战”结束了，但对我国的“冷战”正在展开。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市场和思想渗透这两个外部因素是通过内部精英的意识蜕变来影响国内社会意识的。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公共媒体放弃了捍卫社会道德的职责。我国各地的官办晚报每天一版，讨论如何赢得彩票，鼓吹不劳而获的观念。由此，地下赌博盛行，成为公害。学术界盛行学术欺诈，加上前“腐”后继的政府官员，道德劝戒便信誉扫地，成为虚伪的化身。一些知识和政治精英，被西方宣传工具洗了脑，无视社会意识混乱的后果，竭力否定社会主流意识，鼓吹思想“多元化”，希望以此实现其“政治自由”。
从古到今，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是由精英集团支撑的。一旦这个精英集团自己的意识发生错乱，社会主流意识就崩溃了，社会的崩溃也就不远了。魏晋时代士大夫的思想混乱乃是近三百年“五胡乱华”的前奏。也就是说，在造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缺位和错乱的原因中，内因是决定性的。
而今，共产党正在丧失“先锋队”的性质，呈现出强烈的官僚化趋势。党的各种文件决议变成了官八股，丧失了与普通百姓交流沟通的功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成了舆论公安局，忙于“禁止”，却懒于“引导”，不去发动积极的思想斗争，更不在乎普通老百姓对其工作的评价。党政官员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变成了对群众的恐惧，统一战线成了与退化了的“民主党派”一起唱颂歌。党政官员们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再密切联系群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反而懒惰腐化，甚至违法乱纪。这样，社会主流意识的混乱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恢复社会主流意识的艰巨任务，即：（1）坚决支持普世道德；（2）大张旗鼓地弘扬集体主义；（3）带头普及科学信仰；（4）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5）坚决要求党政干部“克己复礼”，成为社会上遵纪守法的模范，努力恢复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公信力。
很显然，即便只是为了完成恢复社会主流意识的任务，也必须改进政体。
五．外患压力日趋沉重
与传统中国受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压力的历史类似，当代中国也有沉重的外患。中国社会大动荡恒定在内部腐化和外患压力共同作用下发生。
现代化使中国快速崛起，在本世纪内进入世界第一集团的前景越来越清晰。这就引发了当今世界霸主的恐惧。这是国际关系规律导致的。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写作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一句名言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他说：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迅速崛起是客观的；恐惧是主观的，可变的。
美国决策层明显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国家，因此要及时制止中国崛起。然而，中国是正在获得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遭受全面核打击后仍具有进行毁灭性核报复能力）的大国。而且，与前苏联不同，中美双方有很多利益交集，特别是在经贸和国际金融领域。所以，遏制中国似乎无从下手。好在中国目前实力尚弱，内部矛盾重重，美国可以优先处理在其他地区的棘手问题。然而，战略利益恒定高于经贸利益。美国可能等不及摆平中东就转向处理“中国问题”了。密切的经贸关系未必能阻止中美关系下滑。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属于误判。如同强大的斯巴达困于内政，不是个外向型城邦，强大的中国也困于内政，不可能是军事和政治的外向型国家。中国将来不会拥有做世界霸主的能力，更缺少产生这种意愿的内在动力。所以，中国并不反对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如果这种领导能维持国际安全秩序和一定程度的国际公正。其实，以中国庞大而且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中国有潜力而且有意愿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是难以持久的。中国没有能力成为世界霸主，却有能力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把任何企图毁灭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世界霸主拉下台。中美冲突，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为敌，中国将成为美国最诚挚有力的支持者。然而，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修正其对中国的误判。
中美冲突还有另一个化解的希望，就是俄国的迅速复兴。俄国学界认为，俄国的复兴，将使俄国成为比苏联更强大的国家，成为主导整个欧洲的力量。这个前景大概会出现。然而，俄国的复兴能否发生在中美出现严重冲突之前？从目前看，这种希望不明显。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有四个。（1）在台湾维持海峡两岸对峙的军事平衡，并鼓励中国东邻日本加入其中。日本目前面临的国内外态势导致日本比美国更积极地卷入遏制中国的努力。（2）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构筑一旦有事即可启用的潜在封锁线，特别是出海口和能源运输要道。（3）尽量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特别是有潜在军事用途的技术。（4）投入大量资金影响中国政府官员和知识界，普及自由选举乃“合法性”的意识，挑动由乡村至城市的“颜色革命”。
美国尽管在中国周边攻势咄咄逼人，战线却拉得太长，花费巨大，是虚弱的。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经常轻松和不露声色地中和了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努力。中国还是科技大国，不是纯粹依赖武器进口的国家，遏制中国获取（军事）技术的努力也碍难成功。况且美国还有另一个需要警惕的国家，即拥有先进军事技术的俄国。中国与俄国保持着相当温和的睦邻关系。因此，遏制中国的根本手段只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搅乱中国内政。
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而言，和平统一是上策，冻结现状是中策，战争解决是下策。对华盛顿（包括东京）、北京、台北三方，下策不是选项，只可能是被逼无奈下出现的“状况”，特别是美国误判后的状况。树欲静而风不止，现状的冻结不可能是静态的，是促统的北京和明里暗里支持独派的华盛顿和东京竭力参与岛内政治博弈的最可能结果，是各方实力动态平衡的结果。谁消极，谁被动，现状就会偏向统或独的一边。和平统一则代表北京的完全胜利和华盛顿遏制政策的破产。这种奇迹极难出现，也未必完全不可能。美国实力强，却是“外人”。
北京处理台湾问题有四个关键手段：（1）促统的坚强战略决心以及灵活的战术策略；（2）强大的军事实力；（3）国内经济高速度、可持续的繁荣；（4）稳定而有公信力的先进政府制度。很显然，最后一条是前三条的基础。一旦北京政府能刷新吏治，如香港、新加坡政府一样守法、廉洁、透明、也就是“公正廉明”，鼓励内斗的台湾政体将相形见绌，台湾就会出现对祖国的强大向心力。
同样的道理，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在思想领域的干涉，也只有在中国内部虚弱的情况下才有效果。如果中国能够及时去除政体中的弊端，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和政府制度，解决好前面提到的四大问题，即腐败问题，乡村问题、民工问题、社会主流意识问题，美国从内部攻破堡垒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外患来自中国的成功，而抵御外患的基本手段是加强中国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中国内部十三亿百姓的凝聚力来自国内政治的清明，来自有公信力的政府。
注释：
[1]潘维：《组织贫困农民建新城——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一条思路》，《香港传真》（20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