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南方”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一概念备受关注，相关讨论热度提升，正确认识“全球南方”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学系客座教授亚历山大·加南·德·布里特斯·菲格雷多（Alexandre Ganan de Brites Figueiredo）与阿根廷拉努斯国立大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何广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探讨了“全球南方”的具体内涵、“全球南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全球南方”相关学术发展等问题。
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全球南方”
尽管“全球南方”一词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但其定义尚未完全统一。何广思告诉记者，从地理位置看，“全球南方”指位于赤道以南的国家。然而，人们经常听到位于北半球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或其他国际事务中加入“全球南方”阵营。因此，“全球南方”与其说是对世界地理的描述，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在外交领域中被广泛使用，是因为与其他可能带有贬义或歧视性的术语相比，“全球南方”更加妥当、中性。
在冷战期间，那些不与美国或苏联结盟的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1955年4月，来自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何广思表示，不难看出，这两大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某种政治联系，一项始于不结盟运动，而另一项始于“全球南方”的崛起。他认为，一些来自“全球北方”的媒体和作者正在为“全球南方”下定义，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虽将中国划入“全球南方”阵营，但却凸显中国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以便指责中国试图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争夺领导地位。
菲格雷多在采访中介绍了艺术领域南北视角转变的开始。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乌拉圭艺术家华金·托雷斯-加西亚（Joaquín Torres-García）以与传统制图方向相反的方式绘制了南美洲地图。他曾说，“我们的北方就是南方，于我们而言应当不存在北方，除非其站在了南方的对立面”，“这种视角修正十分必要，现在我们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加西亚从艺术角度出发，窥见了改变南北方视角的必要性。在这一观点中，“南方”并不是一个地理范畴，人们需要在经济发展、文化、语言、传统等层面将“南方”带到国际体系的中心，换句话说，“南方”将成为新的“北方”。
菲格雷多表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都位于南半球，被殖民体系剥削了数百年的人民要求拥有更多话语权。因此，一般而言，“全球南方”指遭受到暴力、殖民主义和工业扩张负面影响的国家，他们在今天的经济发展中依然面临着这样的挑战。然而，“全球北方”国家的认识论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诸多国际制度由处于北方的少数经济体制定，他们将全球的财富、创新技术等资源集中于“全球北方”。
“全球南方”由处于这一体系边缘位置的国家组成。他们各不相同，位于不同的大陆，有不同的语言，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多元化是其突出特点，这些国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全球南方”，尊重自决、尊重每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对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来说至关重要。菲格雷多指出，需要克服南北关系的不平等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下的思想认为某些人、某些文化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
菲格雷多补充到，必须明确“全球南方”概念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存在本质差异。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确定“新兴”和“发展中”的含义，与之分别对应的是“成熟”和“发达”。“全球南方”概念关涉地缘政治、社会、历史和经济地位，包含自己的认识论，人们需要在这一概念下创造关于“全球南方”的发展理念和独立主张。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是两大主题
“全球南方”面临着许多挑战。菲格雷多认为，目前的主要挑战是政治性挑战。他表示，殖民体系和“全球南方”从外围融入国际体系的历史留下了沉重的痕迹，造成了尖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全球南方”需要协商制定共同议程，明确如何实现发展、增加就业与促进和平，从而提升相关国家在当前变局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南方”国家应当协商一致、解决分歧，并从战略角度克服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合作障碍。
菲格雷多表示，要成功制定出这样的议程，需要有充足而清晰的制度空间。他认为，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的体系，有效权力空间比较封闭，难以满足新兴国家的需求。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了一系列发展和管理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重要机构，其中一些成员国当时尚处于殖民斗争时期。现在，当务之急是改革国际体系，使其更加民主化，能够一视同仁地向所有国家开放。菲格雷多认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南美国家现有的区域一体化倡议，都可以服务于这一目标。“全球南方”应当为自己争取更多表达空间，拥有更多话语权，为建设共同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议程创造更好的条件。
何广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二战后诞生的一些国际组织正在逐渐失去政治力量，其制度也难以继续维系。这是因为，这些国际组织建立时所秉持的价值观尚未涵盖现今重要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在过去的80年里，世界运作的标准、模式和规范也均未充分考虑到中国、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的情况。如今，东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尽管西方保守势力对东方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的行为持消极态度，但东方国家发起成立了自己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制度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在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关于新一轮全球治理方案的国际讨论正在兴起。
事实证明，没有克服不了的挑战，菲格雷多表示，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中国是一个克服了历史挑战、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使自己站在了世界经济的前沿。他还指出，虽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突出特点，但中国依然是相关专家学者需要仔细研究的案例。菲格雷多表示，要克服挑战，有两大主题对“全球南方”至关重要，即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他认为，只有和平才能带来和谐的发展，才能让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然而，“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都曾遭受过战争的摧残，至今仍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摧毁了社会，阻碍了人类的全面发展。为了争夺市场和利益，强权国家发起战争，矛盾的中心本身不在南方，受害者却是“全球南方”国家。因此，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包括改革多边机构，应当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议程中居于重要位置。
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各国参与和国际合作提出了较高且必要的要求。菲格雷多表示，一方面，“全球北方”国家将“全球南方”视为“生态保护区”，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让位于环境保护，这就将环境保护的责任推给了“全球南方”国家，这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认为富裕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造成了高污染，并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当前的领导地位，因此，他们不愿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代价来解决污染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日益紧迫。在各项与气候和能源问题相关的倡议中，“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即防止南方的资源被北方消耗殆尽，确保将这些宝贵的资源用于自身的发展。菲格雷多认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谨记地球上面积最大、对保护人类生命至关重要的森林位于南方，“全球南方”还富含世界向新能源过渡所必需的替代资源，如绿色氢气。菲格雷多表示，这些资源既是“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也是“全球北方”大国觊觎的对象。“全球南方”可以借此踊跃参与国际谈判，提倡可持续发展，为争取所有国家的长期、有效发展而努力。
何广思认为，“全球南方”努力将自身的发展与全球变革相关联，并尝试寻找合适的途径和方式，以便在不受霸权干扰的情况下探讨和谋求共同利益，推动南南合作走深走实。“全球南方”在需求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全球南方”在没有旧霸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方式和视角来分析解决问题，这种可能性正是讨论“全球南方”国家的需求、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以及将在彼此间建立何种关系的基础。
中国为“全球南方”注入蓬勃活力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全球南方”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在克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方面功不可没。何广思表示，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牢固的全球伙伴关系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不断向与之相关联的经济体注入蓬勃活力。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是一条应对共同挑战的道路。菲格雷多在采访中强调，这不仅得益于中国经济规模宏大，是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更得益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菲格雷多表示，这深刻表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反对以强凌弱。他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干涉主义的国家。此外，经济史研究表明，每当中国繁荣发展时，世界往往也随之繁荣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能为世界带来机遇。
菲格雷多认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范例。相关合作项目规模宏大，包括横跨亚洲并通往西欧的公路和铁路、支持海运网络的港口、石油管道、机场等工程，推动了全球货物和人员运输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也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关系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方方面面。菲格雷多指出，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然而这样的比较无效且错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马歇尔计划”的结果是缔结军事联盟条约《北大西洋公约》，成立北约组织。二者完全不同。
菲格雷多表示，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和金砖国家等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多边合作机制，“全球南方”的前景非常光明。中国一向追求和平、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积极作为有助于以“南方模式”应对新的全球挑战。他相信，在这种新模式下出现的经济联系会日益巩固。
何广思表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在全球贸易舞台上，中国既是重要的商品和技术供应方，也是构成发展中国家典型“出口篮子”中大部分产品的需求方。一些“全球北方”国家着眼于自己眼前的利益，任意利用资源，漠视环保管控措施，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臭氧层更加稀薄，并引发了复杂的社会与环境负面后果，严重阻碍“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定承诺，以及在绿色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优势地位，推进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共赢。
知识积累助力“全球南方”交流
学术界在“全球南方”的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菲格雷多告诉记者，学术界主要的贡献在于积极开展“全球南方”相关研究，并从“全球南方”角度出发看待问题。例如，学术研究成果帮助人们认识到“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全球北方”殖民主义和工业文明无序扩张的受害者。相似的历史经历影响了社会、经济情况甚至地区边界。因此，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但团结的力量大于分裂的动因。
何广思在采访中谈到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他认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一些重要成员尤其是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小的文化距离。现在，双边贸易更加重要，交叉投资与往来形式更加丰富。同理，文化隔阂也需要随着双边关系的成熟而减少。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双边“全球南方”的投资已经达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同时也使得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更加凸显。正确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差异，以及这些因素可能对各国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是破除交流障碍、推进跨文化交流合作的第一步。中国需要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新的沟通协作桥梁，并巩固已有的桥梁，以不断提升合作效果。在何广思看来，目前，中国和南高加索地区对彼此在文化、历史和经济层面差异的认识已经较为深刻，“理解缺口”也相对较小。中国与非洲和拉美国家已经建立了文化和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渠道，通过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这些差异。
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交往可能会受到削弱。“全球南方”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构建新的国际关系范式。既有的经济与政治联系需要得到不断深化，学术联系也是如此。菲格雷多表示，需要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纽带作用，在学术领域建立更多伙伴关系。特别是，与“全球北方”国家的学术机构相比，“全球南方”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仍然相对薄弱。他提到，以巴西为例，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巴西学术机构较少开设针对中国的研究项目。虽贸易往来密切，对彼此仍然知之不多，“全球南方”的学术研究机构需要重视这一问题。
在菲格雷多看来，“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更多地了解彼此，因此，需要更多地开展研究项目和学术会议，在教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更多联系，给予“全球南方”相关议程更多关注，产出更多以“全球南方”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出版物。这些都将是“全球南方”学术领域的重要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