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渊源久远。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张骞奉命于公元前139年、前119年两度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通往中、西亚的古商道，即闻名遐迩的陆上“丝绸之路”。但中阿民间的经贸交往更早，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不过民间交往多属间接性的，主要借助大流士执政时的古波斯和古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来实现。
除陆路交通外，古代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还有一条稍晚开通的海上“香料之道”。《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公元97年都护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古罗马，抵达条支（汉称阿拉伯为“条支”），以及由阿拉伯半岛至红海，再到罗马的详细航线。甘英之行是古代中国官方使者远行阿拉伯的最早记录。另据《梁书·诸夷传》，三国时已有经海路来到南方吴国的罗马商人；两晋以后中国的帆船也开始远航西亚。可互为印证的是，阿拉伯历史和地理学家马苏第在其《黄金草原》一书中写道，公元5世纪前半期，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下，就时常有中国商船航行至此，同云集此地的各国商人进行贸易。而阿拉伯商船亦可直航中国，航程是从波斯湾启碇，经阿拉伯海到印度，再从印度马尔巴拉海岸，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穿越南中国海，抵达广州。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路同中国的贸易交往多以阿拉伯盛产的各种香料为主，故而称其为“香料之道”。
两汉以来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道”为古代中阿交往开启了先河，中古时的唐宋和元代则为中阿历史交往的鼎盛期。唐初，亚洲西端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历经四大哈里发、倭马亚和阿巴斯王朝三个时期。唐人分别称倭马亚人和阿巴斯人为白衣大食、黑衣大食。史料《太平广记》也有贞观初年大食王通好贡珠的记载，体现出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向往。贞观后的中阿交往始自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亦即《旧唐书》卷四有言：“永徽二年（651年）八月乙丑，大食国遣唐使朝献。”由此，大食国来华使者络绎不绝，双方关系密切。据《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等统计，从651年至798年，阿拉伯遣唐使达40次。中阿官方交往推动了双方的民间往来，来华阿拉伯和各国商贾与日俱增。广州、泉州、扬州成为重要国际商埠和易货集散地，尤以广州影响最大，有“珍货辐辏”之称，每年抵港的异邦商船有4000多艘。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851年所著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广州的阿拉伯和其他外国商人一度高达十万人。阿拉伯商人主要经营象牙、犀角、乳香、龙涎、宝石、珊瑚、明珠、玻璃、丁香、没药、苏合香等的贸易，从中国采购的货物则以蚕丝、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铁器皿等为大宗。为发展海外贸易，唐廷于714年在广州设置中国历史上首个外贸机构——市舶司，隶属岭南节度使管辖，主持官员称“押蕃舶使”，专管海外贸易和外商接待。与此同时，蕃商聚集的城市逐渐形成了一些外邦人居住的“蕃坊”，唐廷选德高望重的蕃人为蕃长。唐代中阿关系密切，受益于交通便利。唐宰相和地理学家贾耽的《古今群国县道四夷》一书列举了唐代七条对外交通线，其中的“广州通海夷道”包括，广州抵达巴格达和非洲东海岸的两段航线。这实际上也是唐代中国商船在阿拉伯地区进行三角贸易的航行方向，两段航线的交叉点和货物中转站均为阿曼的苏哈尔港。
古代中阿也存在军事冲突与合作。天宝十年（751年）的怛逻斯之战是中阿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影响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因唐军统帅高仙芝的轻敌和孤军深入而惨败，大批被掳往阿拉伯的唐兵中，有许多能工巧匠，中国的造纸术随之传到中亚、西亚，后又传至欧洲。纸的运用不仅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被俘的唐军文官杜环在阿拉伯各地辗转、游历12年后，于763年回国撰写了《经行记》一书。该书成为中国最早介绍西亚北非诸国地理、物产、劳作、生活习俗，以及伊斯兰教义和律法等的文献，同时它还介绍了侨居大食的中国手艺人的情况。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黑衣大食应唐廷之邀，与拔汗那、安息共同派兵协助唐廷平定了安禄山叛乱。平乱之后，一些将士留居中国西北疆域，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
宋代的造船业与航海业相当发达，加之陆路受阻，海路成为中阿交往的首选。中国远洋商船另辟航程更短、费时更少的“香料之道”。来华阿拉伯商人遍布各大城镇，贸易量剧增。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广州、明州（宁波）、杭州三州市舶司仅收购乳香一项即达354449斤。《宋会要》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苏哈尔港是阿拉伯商人与中国通商的大动脉，被称为“通往中国的门户”。为重温古代中阿友谊，1980年11月，一艘命名为“苏哈尔号”、完全仿造古代阿拉伯的商船，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启航，沿古代“香料之道”，航行8个月，抵达广州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彰显了苏哈尔在中阿历史交往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宋代有关阿拉伯的撰述更多，诸如周去非的《岭南代答·大食诸国》、赵汝适的《诸蕃志》、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宋史·大食传》等。阿拉伯涉及中国的主要文本当属伊德里斯（1100—1166年）所著的《地理书》。
元朝版图横跨欧亚，东西陆海交通畅通无阻，可谓“万里之行如出邻家”，为元代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贸易上，元承宋制，“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时称刺桐港的泉州成为元代最重要的外贸集散地，“蕃舶之饶，杂货山积”是对泉州的形象比喻。马可·波罗亦将泉州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视为世界两大海港。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两次远航均从泉州启程，先后抵达阿拉伯多国。他撰写的《岛夷志略》是了解14世纪中国同阿拉伯世界交往的最具价值的文献。元代中阿交往的新突破是在科技方面，穆斯林科学家将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传入中国。例如，扎马鲁丁曾为元朝制造7种阿拉伯天文仪器，并教授天文学知识，推动了中国天文学仪器和天文学观测的发展；在数学上，大数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采用了阿拉伯数学的“弧三角法”成就等；在医药学上，自阿拉伯医圣伊本·西那的《医典》传入中国后，元代又引进多部阿拉伯医药学典籍，没药、硼砂、乳香、阿芙蓉等阿拉伯药材被应用于中医药学，实现了中药由汤剂向丸、散、膏、丹等剂型的转换。当然，中医的切脉、针灸和治疗药物也被阿拉伯人所接受。
明代大食国被称为“阿拉毕”，《明史》记载，明初来华使节34次。明廷重视对阿交往，专设四夷馆和回回司天监，实施“遣使四出招徕”政策，促进海外贸易。郑和自永乐七年第三次远航，每次必经霍尔木兹海峡，陆续访问了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阿拉伯城市。随同郑和远航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后来分别撰写了有助国人更深入了解蕃国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三部书。16世纪中叶后，伴随西方列强的崛起并加快向东方扩张，明廷强化“海禁”政策，中阿交往式微。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作为亚洲两大异质文明的载体，通过贸易上的相互弥补，器物文明层面的彼此借鉴，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融通，发掘和吸纳有益养分，满足各自所需，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同时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所引起的世界性巨变与震撼，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佐证。
（作者：王铁铮，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