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丰厚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中备受华夏儿女尊崇的是流传千载的孔孟之道。孟子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其思想不仅丰富发展了儒家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和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总结为六条，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与求大同。其中，讲仁爱、重民本与孟子的仁政、民本思想有直接关系，可见孟子思想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重要源泉，其传承弘扬也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继承孔子之道的同时，又进行了创新与提升。程颐曾评价道：“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宋儒施德操说：“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宋元学案》卷四○）寥寥数语，却将《孟子》精要概述无疑。

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孟子及《孟子》予以高度评价。赵岐说：“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孟子注疏》）上至帝王，下到士人，处在不同地位的人都能从《孟子》中获益。唐代韩愈提出“道统”概念，认为孟子是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继承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在宋朝，理学家继承发扬“道统”思想，到处宣扬孟子，欧阳修提出“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四七）。

可以说，孟子在弘扬传承孔子之道方面贡献最大，因其思想不断受到推崇，在汉代便已有“孔孟”并称的记载，冯友兰先生更是如此评价孔孟二圣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中国哲学史》第六章）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价值意蕴

“浩然之气”作为孟子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之气，鼓舞了从古至今无数仁人志士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孟子正是在借鉴孔子“血气三戒说”思想的基础上，以“义”来戒除血气中的欲望，继承并丰富其内涵，从而创造了“浩然之气”思想，并且从勇和志角度探讨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大勇。“浩然之气”是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支配、引导的“义理”之气，是受心志支配的大勇之气，体现为至大至刚，表现在气上呈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高尚的品质，可通过充盈内心，积极修养道德品格，继而达到人格上的坚毅与刚强。孟子在讲何谓“浩然之气”时说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浩然之气”需要“义”与“道”来相互配合，没有“义”与“道”的配合则失去力量。“配义与道”包含“义”与“道”两种道德准则，符合“义”的基础上来追求“道”，“浩然之气”才成为立身行事之准则。

“浩然之气”是孟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诞生之初就是基于道德而立论。浩然之气是君子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社会道义、无所畏惧的气魄与勇气，是品质上的坚毅刚强，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天地之间的光明磊落，是内在德性与最高道德准则的协调融合，是人间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浩然之气”有助于公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激励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增强社会公德，提升价值认同。“浩然之气”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与当下国家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相同的目标。

“讲仁爱”“重民本”的时代价值

孟子继承夏商周时期“重民”思想和孔子“仁爱”理念，承继儒家道统，将人性论作为治国理政的逻辑基础，从人性善的本原性与内在性的角度对贤人治理、礼乐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凸显了以德配位、礼乐感化的重要性，并构建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形成“讲仁爱”“重民本”思想，并将之作为治国安邦及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彰显人民的主权与以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建构了以民为本的完善的“仁政”体系，阐明了贤人政治、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终极关怀与应然态势。“民贵君轻”（参《孟子·尽心下》）、“制民之产”“谨庠序之教”“推恩于民”（参《孟子·梁惠王上》）等思想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提供思想资源。孟子重视民生，主张“制民之产”“轻徭薄赋”“使民以时”，在经济上要“富民”“惠民”。在保证民众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同时，孟子主张为人君者要“谨庠序之教”“明人伦”，重视教育教化。在治道探索中，孟子主张为君者要“推恩于民”，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国家才会稳定发展。这一思想对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心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社会保障是“平衡器”“助推器”“稳定器”，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缩小不同社会成员在收入上的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防止消费结构的不平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实现科学发展，为劳动者提供各种风险保障，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谨庠序之教”对德育的重要启示

孟子在强调“保民”“养民”的基础上又提出“教民”，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为君者要重视学校教育，宣传孝悌伦理道德，以德育教化来培养民众的道德品质。“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基础，孟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善”，人皆有向善的可能，这是人可以被教化的前提。继“性善论”后，孟子提出四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与生俱来的四心是四德的四端，通过存养便可达到四德。孟子德育思想以仁义礼智四德为内容，以培养明人伦的民众和拥有大丈夫人格的君子为目标，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孟子特别重视德育，曾针对道德教育的起源及内容、方法等方面做过系统性诠释，由此丰富了儒家的德育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道德基础，更对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当今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人民群众的道德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点任务。孟子的德育观符合新时期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需要，他将“谨庠序之教”作为仁政的核心内容，对激励普通人成圣成贤，培养积极向善、勇于奉献的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人类全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尽心”“知性”“知天”的生命伦理及价值

孟子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基于性与命具有同一性的诠释。孟子之天具有浓郁的伦理特性，决定了人之作为天之“在世形式”的本质特性。他提出了一整套心性论，只有善才能证明和成就人自身，而非单纯说人性向善，这触及人之生命的本质及其存在价值。孟子认为“天命”是人之存在的根本因素，人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挑战天命的权威，而在于寻求个体与天命在终极意义上的一致。他突破了传统的天人关系，用“反身而诚”等方式来思考生命的本质问题，构筑了其自身颇具“生命”特色的哲学体系。在孟子那里，人自身具含天性之质，人是天之意志在现世的具体呈现。“吾性自足”，每个人心中皆具“天之性”，即“仁义礼智”。只有“发明”本心，推己及人，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方能有所着落。对于上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性”，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当积极开显之，并将人性之善圆润落实，以此塑造为个体具象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人亦因此得以上通终极意义上的天命。

在此意义上，精神生命成为人的本真生命，肉体生命长短反而要退居其次了。对个体来说，能“尽道”而终成了一件幸事。在此种认识与修养之下，人需要自觉权衡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价值，使得人们面对生死问题时可以超然洒脱，做到“舍生取义”。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针对生命之用所做出的最终抉择，体现了个体对天道、性命的深刻领悟、欣赏与落实，正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如何来彰显生命的活力，凸显精神生命的最大意义？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养气论”，指导世人打破躯壳，突破自然生命的极限，以“浩然之气”涵养之，充实之。正因有了个体生命常存“浩然之气”，故反而愈能笑看云卷云舒，可以对人世间所有的事情泰然处之，即“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孟子不仅在道德层面维护了人的“主体自由”，而且在实践中强调人何以“顺性”“立命”，由此塑造了孟子“性命攸关”的生命伦理思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孟子大概是试图为论证人类自身存在“高贵”“光荣”寻找依据的第一人。其生命伦理思想对个体生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孟子思想历久弥新，挖掘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对我国经济民生、道德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有借鉴价值，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及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