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蕴含着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军事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技术领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国内结构、国际规则规范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要素，实现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既需要审慎应对其中的风险，更应该识别和把握其中的机遇，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国际秩序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向善转型。

第一，把握新兴技术发展中的规则竞争期，发挥中国在特定领域的技术优势，抢占国际规则制定的先机。在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技术领域，普遍出现了规则缺位的现象：各国都在积极提出自身的规则主张，但缺少具有普遍共识和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比如说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仅有联合国框架下的2021年《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提出了十一项人工智能伦理发展的指导性原则。而在关键性的技术安全、关键要素治理等方面还缺少相应的国际规则。因此，如果能把握住规则竞争期的机遇，提出有建设性的国际规则，并使其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就能够对国际秩序的转变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

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技术具有群发性特征，而国际规则的制定又有显著的“先手优势”。因此，在此领域内中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快在领先的技术领域的规则布局，比如说中国可以在5G通信、人工智能的面部和语音识别系统等领域结合技术的前沿发展状况提出相应的国际规则。由于有技术能力的加持，中国在这些技术领域提出的国际规则也会更科学合理，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加快在新出现的、具有较高规则需求的技术领域进行规则布局，比如说针对新出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就可以率先入局，抢占国际规则制定的先机。

第二，把握全球治理领域中的机制生成期，以技术治理需求凝聚共识，推动技术合作机制与治理规范的生成。除了国际规则以外，国际机制也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科技革命催生了一大批亟待治理的新兴技术，创造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的需求。然而，从现实来看，科技革命中出现的技术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趋势导致国际机制生成困难，全球视角下的技术治理进程仍处于机制生成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布局。

技术治理机制的缺失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由于各国的安全和利益考量，倾向于以技术竞争替代合作治理，但从技术本身来讲，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也给各国带来了共同的治理挑战。在这一层面上诞生了诸如创新治理思路、共担技术风险、协商技术规范、合理引导技术要素跨境流动、协调公私关系等一系列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这就为国际治理机制的建设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中国可以抓住机制生成期的机遇，摆脱竞争思维，以合作治理的新思路构建合理有效的技术治理机制，并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完善。

第三，把握国际秩序转变中的动荡变革期，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转型中动荡变革期既是旧秩序的崩溃瓦解期，也是新秩序的孕育生成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内，旧秩序的约束力会被愈发削弱，给了新秩序萌发的土壤。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近年来，世界上变革和动荡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团结与分裂两种取向相互激荡，人类社会发展充满颠簸动荡。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应当携起手来，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满足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后对国际秩序的需求，即需要更加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重视其利益与诉求。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以包容性建构国际秩序能够进一步强化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与合法性，而从科技革命的角度来看，建立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也是弥合数字鸿沟、解决算法歧视、建立机器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因此，中国应当把握好动荡变革期的特点，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彰显以“确定之中国”为“不确定之世界”带来稳定性和正能量的努力与担当。这要求中国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具体机制的落实，通过技术合作、研发投资、产业链整合等方式使科技革命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最终推动国际社会以发展与合作的方式迎接挑战、处理危机，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蔡翠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