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一种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人类离开动物界的一把标尺。如果说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脱离动物界，那么，文化的现代化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现代化社会。

宗教——按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一种“自我意识”，动物没有“自我意识”，所以“动物没有宗教”。这样，宗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究竟何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帜?文化?抑是宗教?也许这里不宜做非此即彼的回答，而应该说，既是文化，又是宗教。

当然，如果有人把宗教定义成一种与文明相互对立的迷信活动，那它与文化自然了不相关。但是，宗教的历史却毫不客气地否定了这种看法。

就起源说，“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意识。”所谓“意识”，不是指一般的自我感或感性的识别力，而是指对自身的本质及自身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意识。用费尔巴哈的话说，是“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意识，这种意识严格地说是一种“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宗教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宗教在其往后的发展过程中，更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但那些直接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无不打上深刻的宗教印痕，就连那些作为时代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等，也深受宗教的制约；至于宗教对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难以尽说。宗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以至于如果不了解宗教，不对历史上的各种宗教现象及其发展过程作一番深入的剖析、研究，就很难写出一部科学的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乃至于民族史、世界史，等等。

以古代中国为例，中国古代的宗教除了作为传统的敬天、法祖、拜鬼神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之外，还有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如果说，先秦的文化史研究者如若不研究诸如天帝信仰、祖先崇拜、鬼神观念，其研究将是残缺不全的，那么，要研究汉魏之后的中国文化，更不能置佛、道二教于不顾。

佛教虽是一种外来宗教，但自传入中国之后，受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同时，当佛教广泛传播之后，又反过来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和深刻的影响。隋唐之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不能不研究佛教。

《中国佛教文化论》一书旨在探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这种探讨既致力于剖析佛教如何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更着重研究佛教在中国扎根之后，怎样反过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并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衍变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的中国化问题，由于拙著《中国佛性论》已有所论述，这里不再展开，拟在该书基础上作某些深入一步的探讨；至于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本书将通过王道政治、人生伦理、诗文书画、雕塑建筑等各个侧面，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之后，首先碰到的，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道教。佛教与道教自汉魏之后一直处于一种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佛教与道教》一章，除了试图较全面地阐释二教的异同外，将对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情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和论述，从中窥探外来宗教与传统宗教的相互关系；《佛学与儒学》一章，旨在揭示佛教思想与儒家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佛教本体论思维模式对儒学的影响，儒家人性、心性学说对佛学的影响，以及宋明之理学、心学如何融摄佛儒二家的思想等，将是本章研究的重点所在；《佛法与王法》一章，将全面探讨佛教与中国古代王道政治是如何相互利用和相互影响的；第五章之后，我们将用较大的篇幅，力求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佛教与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代表的诗文书画、雕塑建筑乃至整个文学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禅与诗》、《禅与书画》二章，我们将用大量的原始资料，着重揭示曾被古人喻为“华夏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与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之间的密切联系，借此人们将会看到，所谓“不懂禅，不足以言诗”、“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并非夸张之辞；最后，我们将通过佛教与小说、佛教与戏曲、佛教与雕塑建筑等几个侧面：进一步阐述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种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一点人所共知、举世公认。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往往未能给以应有的重视，甚至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时也遭到怀疑和非议，对此，《中国佛教文化论》将给以必要的澄清和历史的说明。当然，我们也反对那种不顾历史事实、随意拔高佛教的错误做法。作为一种原则，我们力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揭示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本来面目”，尽管要做到这一点诚非易事，但就愿望说，这一原则将贯彻于全书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