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想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实践呼唤的产物，更是指导文化创新、文明累积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时代精华，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指导、目标引领和根本指针，具有突出的理论创新性、实践引导性和问题针对性。
完整准确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明、文化，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对理论与实践，对中国与世界的大视野统筹兼顾、大思路引领方向的治国韬略，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创新发展新实践、新作为、新贡献上慎而思之、笃而行之、孜孜求之的治国气魄，也蕴含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上“谋长远之势、行长远之策、建久安之基”的恢宏气度与治国之道。
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中国共产党人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这一主题，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条主线，明确“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一目标任务，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等重大问题，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这幅蓝图精准、有机地镶嵌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之中，增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践活力和成效魅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魂脉，彰显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体魄，洋溢着深厚和宽广的家国情怀与人类情怀，展示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无比活力和中华文化汇入人类文明长河的强劲张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围绕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问题，在十二个方面进行了精辟论述。这些论述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将深刻阐述汇聚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思想整体：科学认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掌握运用“两个结合”是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的最大法宝，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扎实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努力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化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全新发展观，揭示了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矛盾分析中洞察转化先机，在解决对立中探寻统一之法，在超越两难选择中赢得双赢协同之道。它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创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观、人类文明观和中国文化观、世界文化观，继承并吸纳了近代以来人类创造的积极文化成果和文明结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文化观，继承和弘扬了“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中华民族文化智慧和文明思想精髓，揭示了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的发展规律和实践铁律。它蕴含着“发展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人民情怀、人民立场，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的向往，发展了新时代与子孙后代共享人类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福祉，开辟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创新发展中国之路。
科学全面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确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严峻考验，党带领人民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紧紧抓住改革发展战略机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出现新气象，展现新作为，担负起继续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这一切都来自和得益于严格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深蕴内含的原则要求、立场坚守和科学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化，不断扩大人们认识问题的视野和胸襟，不断推进人们解证问题的深度和力度，并使人们从中获得探求真知、获得真理的科学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准确把握、深刻论述、科学揭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正确方法，将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的方法论智慧，产生了实践伟力的思想性光芒，是新时代推进文化创新、发展先进文化、探索人类文明中国新形态的根本遵循。
科学掌握、全面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有整体感和历史感。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方法与“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又是其具体展示和实践展开。它们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源与流的关系、整体与具体的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方法具有深厚的党史滋养，直接来源于党对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科学总结和对历史经验的准确提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中，积累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独立自主、中国道路、胸怀天下、开拓创新、敢于斗争、统一战线和自我革命的十条宝贵经验，弥足珍贵，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十条宝贵经验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方法的文化土壤和理论依据。也可以说，这十条宝贵经验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提炼与具体应用。这种运用精妙地展示了百余年党史经验的方法论品质和智慧魅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揭示的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既立足中华文化大地、扎根中国文化实践，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方法，张扬了中国文化特色，又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与时俱进、求知探真的科学精神和时代品格，把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方法推进当代文化建设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知能力和思维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揭示的科学文化方法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整体。它集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所应具有的文化态度、立场和情操，深刻论述了继续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现路径和可靠出路，严密建构了文化自信是前提和要求、开放包容是条件和依据、守正创新是保障和关键的逻辑结构，为人们正确认识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逻辑关系，打开了智慧之窗。
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重要事业、重大实践密切相关的思想理论当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能在工作中开新局、启新程、收实效，行稳致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
任何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排山倒海般的磅礴伟力都不会凭空而来，它源自人们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的程度与深度。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志在四海，既具有振兴中华、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情操，又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面向现实，立足实践，“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向着目标来，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密切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敢作敢为、善作善成的意志品格，能够把有效解决问题、利国利民的原则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坚守与缜密仔细、可行可为的科学方法有机结合、高度统一，使党的主张、号召和倡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付诸行动、开展实践的切实载点和落脚点。只有真学、真懂、真信习近平文化思想，只有深化、内化、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只有密切联系实践、聚焦实践，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不懈奋斗和伟大实践中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功立业。
从学习到运用，再到产生实际成效，是一个环环相扣、递进深化的层次性展开过程。人们必须掌握这个学以致用的客观规律。真学、真懂、真信习近平文化思想，首要的是在“真”字上下硬功夫、下死功夫、下苦功夫。真与假相对，真学就是要带着情感认同、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思想认同认真学，不装样子，不走过场，不下虚功，不搞形式主义。真学，既是情感问题，又是态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真学，才能真懂，才能真信。学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助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在学习上整体与局部相促进、相统一。深化、内化、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要在转化上动脑筋、想问题、对标对表，解开思想上的“死结”和“扣子”，克服形而上学，把原理、方法、要求具体化到实际工作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实际功效，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学习效果，“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也才能把得准，确保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密切联系实践、聚焦实践，做到知行合一，就是要在“行”字上狠下功夫，发挥主动性，催生积极性，体现创造性，展示创新性。学懂弄通习近平文化思想，掌握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要加强转化，使之体现为创新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的效能和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布局高度契合，紧密相连。我们要自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实现全过程、全方位和全覆盖，特别是要聚焦“九个坚持”“五个方面” 和“七个着力”，做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LSYZD21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