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列斐伏尔批判了把空间当作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的传统社会政治主张，进而认为空间是历史的、变化的、发展的。他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展现为相互密切联系的三个维度，即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再现性空间。城市空间是列斐伏尔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因为资本主义就是靠城市空间的生产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他竟直把空间作为城市化的谋划的对象。其“空间的生产”转向具有空间维度的本体论意蕴，但是其真正的意图不在于此，而在于构筑一种新的空间政治学，以弥补马克思在此方面的不足。在空间的问题上，列斐伏尔不是要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总体性价值。尽管如此，他的空间政治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空间的生产; 空间政治学; 列斐伏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是以研究日常生活而享誉世界的哲学家，他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诠释来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往往是最被人们忽视的领域，而异化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被遗忘的、被控制的、被规划与制造的日常生活是需要批判的。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其研究范式转向了“空间化本体论”，他的實质是用空间性的“问题式”来探讨日常生活、异化、都市状况等，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空间化。

一、 空间的生产：彼此关联的三个向度

何谓空间？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亚里斯多德把空间看作是独立自成的东西，它是可以与时间无涉的位置指向;牛顿对空间持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立场，他认为空间是无限均质的广延，时间是无限均质的流动;莱布尼兹把空间看成是单子并列的次序，把时间看成是单子先后的次序，单子是精神性的东西，它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整个宇宙就是单子的一种和谐堆积，所以，莱布尼兹的空间观是唯心的，但又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从空间与物体的联系中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康德吸取了牛顿空间观的形而上学成分，抛弃了其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他接受了莱布尼兹唯心主义的说法，摒弃了其辩证法的进步性，他用“形而上学阐明”来证明空间是纯粹主观的先天直观的形式。那列斐伏尔是如何理解空间的呢？以往的哲学家把空间看成是实实在在的名词，而他把空间阐释为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空间既是特定场景中的经验性设置，更是社会秩序空间化的过程，它不是自然的概念或者精神实体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的概念。也就是说，空间不是广义上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范畴，而是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践紧密相连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抽象逻辑结构和先验的资本的统治秩序不再起作用，它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抽象。

在空间的问题上，列斐伏尔不是要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总体性价值。他认为，从传统意义上说，空间有如工厂、工具、机器等一样，发挥着一般生产力的作用;空间可以像各类游乐场所如迪斯尼乐园被生产出来而成为消费的商品或被用于开设工厂的商业用地;它可以被当局的政治体制所利用，如修建公路，为警察镇压游行示威者提供便利;空间可以划分出富人区与穷人区，有利于巩固生产力和财产关系;它也不是中立的，还可以充当上层建筑的某种形式，发挥某些肯定性的潜能的作用。列斐伏尔对他的空间辩证法是欣赏至极的。他指出：“辩证法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了。只不过这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像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黑格尔的一样……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与历史性与历史性时间相关联，或者诸如‘正-反-合或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类的时段性机制有什么关系了……因此，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新的与悖论式的辩证法：辩证法不再听命于时间性。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或对黑格尔的历史性的驳斥，已经不再对辩证法的批判奏效了。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通常是指什么，这就是对辩证法的恢复……这就是从精神的空间走向社会空间的过程……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特殊矛盾中……在政治科学中，在城市现实的理论中，在对所有的社会的和精神过程的分析中……我们不再说什么空间的科学，而只是说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知识（理论）……这个最普遍的产物”[1]323。列斐伏尔批判了把空间当作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的传统社会政治主张，进而认为空间是历史的、变化的、发展的。所谓空间的生产并不一味地表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动及其过程，而是充满了控制与抵抗的某种矛盾性状况;社会空间是建基于都市化形塑与体制化机构下的新的空间，日常生活领域是资本主义使用价值能够实现的空间场所，而资本和区域国家的空间实践破坏了它的同一化行为;全球空间、都市空间和区域性国家空间都是以社会空间为依托而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和再区域化的复杂过程。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展现为相互密切联系的三个维度，即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再现性空间。空间实践是可感的、流动的，它与自然和物质，如工作场所、私人生活、城市环境等密不可分，它是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这个过程无不打上人类行为活动方式的烙印。空间的表象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空间，它与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紧密相连，它通过精英阶层的规划与建筑，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规范的文本阐释和系列的意识形态策略来实现空间生产的控制权与支配权。列斐伏尔以都市化迁移为例来说明其过程的上层建筑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经济盘剥与空间化掌控。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划，穷人被迫搬迁到高楼耸立的社区居住，虽然住进了新居，但是其人均空间面积、邻里关系等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感到满意的是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并且能够更好发展的中产阶级。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穷人与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空间实践”是不对等的，这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再现性空间是一种“概念性空间”。它通过精神性符号、代码、想象的风景以及各种物质性建筑物等为空间性实践呈现出崭新的意义或可能性的想象。资本主义上流社会通过规划、宣传、动议等方式创造出的空间的表象遮蔽了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它虽然被统治者津津乐道地视为“真实的空间”，但是其实质还是反映着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的社会关系。

城市空间是列斐伏尔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因为资本主义就是靠城市空间的生产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他干脆把空间作为城市化的谋划的对象。他指出：“那些看到和只知道怎样看的人，那些绘画的和只知道怎样在白纸上画符号的人，那些开车的和只知道怎样开车的人——都以他们的方式加剧了空间的肢解化过程……司机只关心把自己送到目的地，他看只是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地而看;因此他只考察已经被物质化、机械化和技术化的路线，他只从一个角度看它——从它的功能性角度：速度、易解性和便利性……在這种语境中的空间是按照抽象主体的感知来定义的，例如摩托车手，他们拥有共同的常识，即阅读高速公路交通符号的能力，以及唯一的器官——眼睛——用于在其视线范围内的活动。因此空间仅仅以它的简化形式出现。立体让位于表面，全面的风景臣服于‘规划中设置的沿路恍然而过的视觉信号……这个抽象的空间最终变成了一个完整空间的拟象物”[1]328。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表现为一种“具体”与“抽象”的结合，即具体的场所与权力赋予的控制相联系，因而它的空间有主导性空间与附属性空间之分。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其自身的独特空间的现实表征，生产方式的更替也必然会产生新的生产空间，所以，它一定具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城市以聚集效应折射其生产关系再生产，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和众多都市化区域的拓展，日常生活关系的再生产被城市中心的功能分化所破坏，由此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资本的无限扩张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冲突。

二、 空间的生产：政治解放的理论叙事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转向具有空间维度的本体论意蕴，但是其真正的意图不在于此，而在于构筑一种新的空间政治学，以弥补马克思在此方面的不足。“他不仅不满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痕迹，而且批评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不重视空间的统治问题。从社会空间理论到社会空间革命实践，从历史的解放到空间政治学，这就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最后思路之一”[2]97。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生产和生产行为空间，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实际上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各种空间概念基础之上的。按照他的说法，人类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空间发展阶段：如绝对空间，它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而且是多样化空间的原型;抽象空间，具有工具性特征的积累性空间，如资本主义、财产等等的政治经济空间;矛盾空间，表现为抽象空间的内在矛盾，如质与量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的对抗;差异空间，它是多种差异化空间的镶嵌拼接。为此，作为社会的政治空间，列斐伏尔阐释了如下四条基本规则。其一，正在消失的自然空间虽然离我们日渐远去，但是它始终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它与我们的劳动息息相关，它是生产加工的对象。其二，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因而都会生产出独特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包括生物的繁殖以及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此相对应的场所就是分属各自的空间。其三，人们对空间的认识过程就是生产过程的复制与展示。空间的生产不同于空间中的生产，也不同于空间中的事物。其四，生产方式的转换过程就是新的空间的形成过程。

当然，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到关注空间的生产过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社会）空间不是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也不是诸多产品中的一件产品，毋宁说，它把生产出的事物加以归类，蕴涵了事物同时并在的内在相关性——它们（相对的）秩序和/或（相对的）无序。它是某种序列和运作的产物，因此不能归结到纯粹的事物之列。与此同时，它根本不是臆造出来的，与（比如说）科学、表象、观念或梦想相比，它是不真实的或‘理想化的。社会空间本身是过去行为的产物，它就允许有新的行为产生，同时能够促成某些行为并禁止另一些行为”[2]98。所以，社会空间是一种行为空间，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其生产方式形成的基本条件。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核心，其政治机器公开宣扬的民主与透明也掩盖不了因为设计者的主导性空间地位导致共享空间的被僭越。“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在空间中得以确立——即土地——劳动力——资本的三位一体不再是抽象的，三者只有在同样是三位一体的空间中才能够结合起来：首先，这种空间是全球性的……其次，这种空间是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以便能够驾驭它们，使它们相互间能够讨价还价;最后，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包括了最卑贱者和最高贵者、马前卒和统治者”[2]51。在全球化与局部的关联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权力是关键因素。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从生产资料转向了空间的生产。如何认识空间、空间的生产，如何通过对空间的生产的阐释来指明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恐怕是他思考的重大政治议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活在底层的工人阶级总是被资本及其掌控的权力所左右，他们生活的那种封闭的、受压抑的、狭窄的、意义丧失的空间总是与开放的、无局促的、宽敞的、产生意义的全球化的空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时空的压缩”令人崩溃与窒息，人们渴望的是和睦相处、繁荣共生的类存在空间。故此，空间的生产是对自然界空间的超越，是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的超越，是对抽象的空间中的物的超越。从此种意义上说，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是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学理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在空间中进行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产生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2]51。所以，要改变生活、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生产适合自己的空间。他指出：“如同在它之前的社会一般，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必须生产自己的空间，不过是在完全意识到其概念与潜在问题的情形下生产空间……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在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2]54-55。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其实质就在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不复存在，因为那种空间是资本的统治场所和无形力量，它与暴力的政治空间一样成为压迫人、剥削人的权力空间。空间的革命或者说空间的改变总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它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呢？“一场没有创造出新的空间的革命其实是并没有充分地实现其潜能的革命;这实际上是无力改变生活本身，而只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或政治设施。具有真正的革命特征的社会变革，必须体现在它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所具有的创造性影响的能力——虽然它的实际影响在每个地方，不一定在同样的水平上发挥或以相同的力量来发生”[2]334。由此看来，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研究并没有脱离他一直青睐的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学范式。

三、 空间的生产：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

列斐伏尔是法国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曾经提出，“没有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但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3]，他并没有抛弃马克思的宏观的历史辩证法，也不否定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而且认为像《资本论》那样的著作虽然没有对空间进行分析探讨，但是它里面的很多概念，如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等都可以作为对空间研究的借鉴。他对空间的生产的着眼点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解放。诚如戴维·哈维所说：“对空间的支配反映了个人或各种强势群体如何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支配空间结构与生产，以便对间隔摩擦实施更大程度的控制，或者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占用空间的方式实施更大程度的控制”[4]。因此，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运用于空间的研究方法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正是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生产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空间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学者曼纽·卡斯特对城市空间进行了社会结构化的研究，批判了资本主义消费至上的矛盾逻辑与剥削逻辑;爱德华·苏亚深化了空间的生产的三个层次理论，尤其是他提出的三种“空间认识论”更接近日常生活的实际而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戴维·哈维将资本作为城市空间拓展的关键要素来考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所以，他对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与时间、作为社会力量资源的时间与空间、启蒙运动规划的时间与空间以及时空压缩和后现代的关系等都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沙朗·佐京认为，城市空间的控制主要源于对文化的控制，文化空间是控制城市空间的核心工具与手段。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的论域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的生产，但是其思维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首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发展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由此只有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然是越走越宽。当然，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列宁曾说：“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只是我们的纲领、理论和课题了，它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实际建设事业了”[5]。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日常工作都应该被看成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任何无所用心、无所作为的思想都会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阻滞因素。其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同各种反动的社会思潮作斗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新的观念层出不穷，鱼目混杂的各种理论容易搞乱人们的思想，致使许多人分不清良莠而迷失前进的方向。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害是相当大的，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进行批判与反思。再次，城市化建设必须把人的建设与文化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了58%，就像列斐伏尔所描述的那样，都市空间的扩展是以挤压、占用乡村空间为前提的，然而真正的都市空间或者说城市空间不仅仅表现为自然的地域空间，它更重要的是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是城市空间的灵魂，谁掌握了文化空间，谁就掌握了城市空间的生产的主动权、发言权和领导权。有鉴于此，城市化并不是人为的造城运动，也不是高楼大厦的堆砌，而是人們的素质的整体提高和日常生活环境的普遍改善，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23，328，334.

[2]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89.

[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77.

[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