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2日CF40南沙金融沙龙第11期《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课题报告发布举行，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CF40特邀研究员黄卓做了《建设数字金融强国的四个发力方向》的主题演讲，本文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根据黄卓老师的演讲整理。

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

大家都强才是真的强：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

以2003年为起点，数字金融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20年来，数字金融已然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按照时间来划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阶段，可以将2003至2018年视作上半场，2019年之后视作下半场。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央行在2019年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后于2022年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

在数字金融创新的上半场，大型数字金融平台尤其是移动支付平台和金融科技公司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使我国在移动支付、在线投资理财、大科技借贷、场景化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规模都全球领先。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给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持牌金融机构带来了很强的竞争效应，也带来了合作和赋能效应。

进入下半场，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在内，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持牌金融机构都在大力推进数字化及智能化转型升级，我将这种转型称为金融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持牌金融机构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只有这些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才能保证我国成为数字金融强国。

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和跨境数字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才是有意义的强：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和跨境数字金融。

从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总书记始终在强调金融的本质是支持实体经济。过去几年来，数字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数字技术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过，此前数字金融创新主要基于消费端，着力于解决居民在支付、理财、电商零售、社交、外卖等消费活动方面的金融需求，大幅改善了零售端的金融服务。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供给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比超过50%，是最具创新动能的部分。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今后要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重点。为了支持实体经济，数字金融的下一个发力方向很可能是从需求侧到供给侧，支持产业端发展。

具体来说，一是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利用数字技术和产业链、工业互联网的生态降低信息不对称，为产业端的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二是借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利用数字金融解决跨境金融需求中的难题，同时鼓励中国数字金融企业出海，提升国际影响力，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三是吸引海外数字金融机构来华，做到既出门竞赛，又开门迎客。要用数字技术解决外国来华个人和企业关于数字金融使用的难题，吸引国外的数字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和服务。新加坡的案例表明，建立清晰透明的监管框架十分重要。改善监管与市场之间的沟通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吸引海外数字金融机构来华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以人工智能驱动数字金融

拥抱前沿技术才能一直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金融。

根据中国商业银行年报的文本分析，2018-2021年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最为关注的是金融科技和数字化，2022年最受关注的则是智能化。随着ChatGPT的横空出世，人工智能的运用跨越了新起点，国内外的企业开始积极拥抱AI大模型。AI大模型不仅擅长人机交互体验，还能自动生成内容，这两个特性使其能够在金融服务领域协助人类做很多工作，为金融从业者赋能，实现降本增效，甚至可以部分替代人工。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用于解决居民投资理财中的难题。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引领我国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创新从应用创新驱动阶段进入技术创新驱动阶段。在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上半场，有很多创新仅仅是将既有的两种技术结合在一起，或者在商业模式上有所创新。这些创新固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技术上未必先进。进入下半场，数字金融创新之树上低垂的果实已经被采摘的差不多了，今后数字金融企业需要进入技术创新驱动的阶段。

建立鼓励金融创新的机制

持续创新才能持续的强：建立鼓励金融创新的机制。

金融监管所追求的永远是风险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早期我国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监管部门对移动支付和在线投资理财等业务采取了相对务实和包容的态度。

如今，我国特别强调金融持牌经营，因此能否建立起风险可控-容许创新的机制至关重要。有两项机制可供考虑：一是监管沙盒机制，二是区域性试点机制。监管沙盒指在可控环境下开展试点，进入沙盒的项目应当明确哪些地方不符合现行监管规定。不能让完全合规的项目进入沙盒，否则就失去了试错机制的意义，使监管沙盒沦为广告沙盒。对于进入沙盒的项目，其运营效果如何、风险如何，应当受到评估，并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试点机制指通过建立金融创新试验区来开展更大规模的开放或试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实践反复检验有效的机制。此外，吸引国外金融机构来华，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明确规则，建立负面清单。

在新加坡调研期间，还有一点十分强烈的感受是加强监管部门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格外重要。在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科技协会与企业之间关系密切，代表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在中国，很多行业协会的角色接近于政府部门的延伸，有些还要按照一定的行政级别管理，与市场之间的沟通相对较弱。对此，除了行业协会之外，我国还应当发挥产业联盟或研究机构、智库等沟通平台的作用，改善监管与市场之间的沟通。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