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8日晚，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5期在承泽园和线上平台同步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发树学者、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卓的演讲整理。
上半年经济增长数据总体低于市场预期，主要表现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房地产和出口相对疲软。虽然经济总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现在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根据过去一年的数据，在整体显得疲软的经济中，仍不乏亮点，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方面。
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增长和促转型的重要引擎。2022年我国数据产量达到8.1ZB，同比增长22.7%，全球占比达到10.5%。2016-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增长14.2%，远高于同期GDP增速，并且是同期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五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速的1.6倍。许多研究测算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将持续提升。
另外，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也有亮点。例如，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量已达到214万辆，同比增长75.7%。我国在2022年全年的汽车出口量仅次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而今年上半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53.4万辆，同比增长1.6倍。这意味着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的重要产业。
尽管上半年我国整体出口增速不高，但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同比增长6.3%，已达到出口总值的58.2%。其中，新三样产品（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出口增长61.6%。
在科技创新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数量是学术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实力。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科学家在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的比例从2018年的7.9%提升至2022年的16.2%，而美国的比例则从43.4%下降至38.3%。我们的增长百分比与美国的下降百分比大致相当。
去年年底，美国OpenAI公司推出了一款革命性的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令全世界震惊。这再次证明了美国在从0到1的创新方面的卓越能力。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企业也迅速跟进，推出了类似产品。我的判断是，中国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差距可能在一代产品内就能够缩小。中国的科技企业已陆续推出类似产品，百度、华为、阿里、科大讯飞等几个大平台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虽然效果还有差距，但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并不遥远。我国顶尖科技企业应该能够跟上美国的步伐。
那么，如何让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进一步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有如下三个要点。
激活市场主体信心，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家精神
从宏观数据可以看到，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是导致投资相对较弱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如何重新激活市场主体的信心？我认为平台经济可以作为很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中最具代表性、创新活力和科技含量最高的领域。从2020年开始，国家对平台经济进行了一些反垄断、数据安全等治理。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许多中概股平台企业的估值一度回撤70%甚至更多。
北大国发院对平台经济做过一个课题，由黄益平教授领衔。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对平台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其创新之处，以及如何进行有效治理。课题组总结出平台经济的“三升三降”效应，即扩大交易规模、提高服务效率、改善用户体验、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
平台经济为灵活就业提供了机会，同时改善了一些社会治理问题。根据青山资本日前发布的报告，我国约有活跃的网约车司机约700万，外卖员约500万，快递员约300万，网络直播从者业约500万，还有约1000多万卡车司机。平台经济为这些人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尤其在经济不景气时，平台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缓冲。当经济形势好转时，这些人也可以选择从平台就业中退出，寻找更稳定的工作。
最近，关于平台反垄断问题的治理基本上告一段落。7月12日，李强总理召开了平台企业座谈会，发改委的网站上也发布了一份调研报告。这份报告除了强调了平台在其他领域的积极影响外，还特别强调了平台在加大技术创新和赋能实体经济方面的投资力度。例如，2023年一季度，我国市值排名前十的平台企业在芯片、自动驾驶、新能源、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占比环比增加15.6%，投资力度明显增大。2020年至2022年，市值排名前十的平台企业累计研发投入超过5000亿，年均增幅达到15%，授权专利超过5万件，成为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同时，由于平台具备技术、流量和数据等优势，可以帮助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
最后，平台企业立足国内大循环，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手段。这些关于平台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作用，在官方口径中并不常提及，但它们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当然，市场重新获得信心并不容易，尽管我们看到了许多积极信号，但在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对估值的改变。说明投资者的信心还没有恢复。
为更好地发挥平台的作用，尤其是在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生产率方面，政府尽快明确相应的制度和规则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引领平台方向、支持共同富裕和科技向善等方面，需要在引领方向和微观干预之间取得良好平衡。同时，公平竞争也必须得到保证。理想情况下，可以建立一个负面清单来明确平台在未来不能做什么，负面清单之外均可为。
在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发展面前，我们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面临着资产负债表损失的问题，尤其是在疫情三年里，许多业务缩减。同时，它们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根据经济学理论，当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家会推迟投资，因为想等情况明朗后再做决策。因此，任何能够提供积极信号或稳定政策预期的措施，都可以减少企业家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民营企业投资。此外，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这些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去识别新的市场机会并探索不同的技术路径。
中央财政牵头发力，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中央财政应该带头投资数字基础设施，适时适度进行超前布局。
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表现出色，比如高铁和移动网络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该以数字基础设施的形式进行投资。尽管这些投资可能在短期内无法见到明显收益，但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为什么中央财政应该带头投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通过出售土地来获取收入进行投资，提高土地价值和房地产价格，形成循环。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疲软，地方政府的收入显著下降，并且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尚未形成闭环反馈机制。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政府债务比例较高，难以承担这一责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应该发挥作用，适度提高赤字比率，进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数字经济具有网络效应，一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地方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从而惠及全国。
该计划可以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 投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包括扩容光纤网络、商用化5G以及卫星通信等。
2. 建设算力基础设施。类似ChatGPT这样的大型模型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持。国家正在积极推动“东数西算”工程，并加强算力网络的发展。未来，算力可能像电力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度和协调。
3. 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智化升级改造，包括电力、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通过数智化改造使其更好地运营，并与数字经济产业更好地融合。
4. 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基础设施。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不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独特的特点，包括产权界定不明确、缺乏排他性以及涉及隐私保护等问题。为使数据要素发挥作用并实现流通、交易和有效配置，我们需要建立完整的数据要素交易基础设施。去年我国发布了《数据二十条》，成立了国家数据局，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
5. 建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以及支持数字支付、结算和征信等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需要建立支持跨境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
6. 建设数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我们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完成大部分政府相关服务，尤其是异地服务，例如补办身份证不需要回到老家。这就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另外，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需要对适老化数字服务进行改造。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可以更加数字化，以适应数字经济形态。例如，在平台上的数千万灵活就业人群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合同，因此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重要。此外，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使医疗服务更加便捷，通过大数据识别风险来定价医疗保险，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使法院服务更易于获取，同时降低成本。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以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下一代。
7. 打造重大前沿科学技术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目前，我们在顶尖领域面临着被“卡脖子”的局面。为了应对这个挑战，需要投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投资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以及创新型领军企业。此外，还需要建设一系列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的公共平台，以促进尖端科学领域的共享和开放。
建设投资者友好型的资本市场，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传统的产业融资通常依赖于实物担保，如土地、机器和厂房，在数字经济时代或创新企业中，需要采用新的方式提供融资。因此，我们需要引导整个社会的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2018年之前，我国资本市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银行存款或理财产品，另一部分是股市或资本市场。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可能会将大部分资金投入银行或理财产品，因为它们具有刚性兑付特点；另一部分风险偏好投资者选择投资股市，愿意承担风险。然而，到了2018年，国家推进“资管新规”，打破了刚性兑付，同时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因此，整个存款端特别是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开始下降。房地产也不再是一个吸引人的投资选择。因此，大量的个人财富需要进入权益市场。
在当前市场中，资金通过资本市场进入，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然而，今年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媒体人胡锡进进入股市，并每天直播自己的股市收益。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不能不说，中国股市长期在3000点左右徘徊，受损的股民注定增多，大家的失望感是有依据的，并且让很多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从2009年到现在，指数确实平均在3000点左右波动，存在较大波动性，然而，从长远来看似乎没有多少收益。标普500指数基本上在同一时期也有很大波动，但却显示出明显的上涨趋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讨论资本市场时，我们通常强调其融资功能。除了主板，还有中小板和科创板。然而，我们经常忽视了资本市场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如果我投资一个长期没有趋势性收益的市场，我的投资收益将会如何呢？
此外，在过去几年中许多行业都经历了严格的监管政策调整，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行业，比如医药和教育行业等。房地产调控后，不少房地产企业停业或面临破产，估值大幅下降，有的房企回撤达到80%。医药集采政策大规模执行降低了医保和居民的用药成本，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医药企业的估值大幅下降，可能只有原来的一半。教培行业的整顿当然是必要的，但客观上确实导致许多教育企业的估值回撤超过90%。许多平台企业回撤70%-80%。这种行业性整顿出台的速度比较急，企业和投资者来不及进行充分的调整。从投资者角度看，当不同行业的监管政策陆续出台，无法通过分散化来化解这些风险。
另外，我们都知道创新有很高的失败概率，因此需要大量敢于冒险的资金支持，如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逻辑是，成功的概率可能只有1%，但一旦成功可能会有几百倍的回报，以弥补极高的失败概率。回顾历史，会发现许多中国科技型互联网企业早期的风险投资都来自国外，因为国外的风险投资具备长期经营风险的理念，并有敢于冒险的投资人。
下一步，我们如何为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提供敢于冒险的资金？目前，很多风险投资的资金可能来自政府或央企。对于政府和央企主导的资金而言，能否冒险承受如此大的损失或波动？许多资金强调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如果在风险投资中遇到重大投资亏损，可能会面临被问责的压力。
我们必须想明白一个问题，创新需要承担风险，我们能承担风险的资金从哪里来？因此我认为，应该建设一个投资者友好型的资本市场，引导那些敢于冒险的资金去支持数字经济和创新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
整理：何又夕
